與魚肉腸、甘大滋等經典零食一樣，原味四洲紫菜是如今我回憶起來覺得很美好的童年時光。不過，我一直習慣了它作為「零食」的身分，直至入行後、某次親眼看過一位資深日籍壽司師傅如何用恭謹的態度烤作海膽軍艦的紫菜（即海苔），才漸漸對它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壽司之神」小野二郎曾多番強調醋飯與魚材的關係，但個人之見是，他也許低估了海苔的重要性—至少於海膽軍艦而言。那烤得脆薄的海苔與鹹鮮豐腴的海膽形成極有意思的衝突對比，讓我一直記到今天。 不過今年初，日本卻傳來壞消息—海苔失收了，不論產量、質素都受到影響，其嚴重程度更讓事情登上日本全國新聞。高質素海苔供應下降，導致拍賣價格飆升，不少壽司店也得承受成本上漲……一連串的連鎖反應，令很多人開始關注日本海苔最大產地——有明海近年的產業狀況。 原本擔心：現在是適當的時候，「打攪」當地漁協和漁民們嗎？沒料到當局非常熱心，立馬協助籌劃了行程，一同籍採訪將海苔之美傳遞出去。佐賀地方小小，人口不多（佐賀市人口二十三萬），好像每個人都有親戚或朋友從事海苔相關工作。老實說，好幾位都誠意拳拳請我們「說好佐賀/海苔故事」，甚至堅持請我們吃很多東西……但他們的熱情好客，無不出於他們對海洋、海苔和這處地方的着緊和熱愛吧。

香港電影近年實在相當熱鬧，話題不斷。但是，無數話題裏卻鮮少關注一眾用心寫好故事的編劇。 去年曾和同事合寫新導演專題，關注這段時期鮮明冒起的「四字電影」新導演浪潮。當然，談論一套電影好看與否，是團隊合作的成果。劇本精采，或感動細膩，或刺激震撼，大快人心，編劇實在功不可沒。然而，作為故事的寫作者，他們站在更後方的位置，長年累月用心琢磨劇本，在「寫劇本」即「反覆改劇本」的修煉，付出和收穫往往不成正比。 於是，我想用一期封面故事聚焦如今年輕一輩的香港編劇。今次找來四位入行經歷、訓練、寫作風格各異的編劇受訪，希望呈現編劇的不同形態，既是分享劇本背後意念和創作精神，也想了解現時職業編劇、自由身編劇各自在工業內面對的不同現實問題。 如果說香港電影復興，人才輩出，那麼我們在看見一眾用心的電影人後，或許進一步要問的，其實是我們能否迎來更健康更多元的工業生態，讓所有創作崗位的專業和堅持都得到尊重和肯定，這樣也許才讓所謂復興不僅僅是曇花一現。

三年疫情過後，香港終全面解除防疫措施，重新向國際社會say hello，打開大門歡迎外地旅客。三月，藝術市場盛事之一的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Art Basel Hong Kong），迎來第十屆並回歸「正常」規模，在會展的兩層展覽空間舉行，吸引逾一百七十家國際畫廊參加。場內人潮湧動，氣氛熾熱，連同另一邊主打新銳作品的Art Central，以及城中分布各處的藝術空間如M+、香港藝術館、H Queen's、The Mills等大大小小的展覽和活動，彷彿藝術嘉年華般熱鬧。然而，一切真的別來無恙？自二○一九年以來，城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都有所變化，亞洲的藝術市場板塊也悄悄移動了。曾是區內最大藝博會的Ar t Basel Hong Kong，如今要面對新的挑戰：首爾和新加坡都分別在去年與今年初舉辦了首屆大型藝博會，反應具體反映在不俗的銷情上﹔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外界也關心藝術展品的內容會否因此受限，影響畫廊的取向……市場能否完全復甦，還有待觀察。

「雞有雞味」，曾經是一句流行語或者對原創者充滿戲謔的說話，但多年後回頭細心想想：你真的常吃到香氣四溢、肉質充滿彈性，同時味道鮮美可口的雞嗎？ 自從一九九七年香港首次發現禽流感傳人個案後，多次撲殺家禽；相較不時斷絕的新鮮雞供應，穩定供應又價廉的冰鮮雞愈來愈為大眾接受。另一個轉變則出現於要求雞要全熟，和傳統要九成熟、「見紅」以保嫩滑大為不同。這情況何止是「雞」，連「雞蛋」也要全熟。 如果有朝一日，香港全境都只有冰鮮雞，全部賓尼迪蛋都是hard boiled egg，而有濃郁雞味的雞變成一個遙遠的傳說，那或者不是世界末日。不過「有得揀」總比「無得揀」好，今期《明周》封面故事找來一班盡力地讓大家仍然「有得揀」的人，分享他們的努力。

這次封面專題，寫的是兩座「城中村」各自面對的命運。 石梨坑村與鄰近城鎮關係緊密，是社區構成的一部分。這條依山而建的村，雖與外面的石屎森林只相隔一條石排街，但已出現「城鄉差異」，那裏的人仍過着相對原始的生活。我跟村中土生土長的兩位女生談起，才知她們跟城市小孩的成長經歷並不一樣，通山跑、不怕昆蟲、對濕度溫度感覺強烈等等；與大自然共生，是住在這片土壤上的人之共通點。 比起石梨坑村，安聯村則更隱世；這裏街燈、柏油路從缺，七十年代以前，還是靠燒煤油照明。我首次走訪該村，只知它「隱身」魔鬼山中，途中既沒路牌，亦沒標記，只能隱約地從Google地圖中看到似有還無的山徑。沿路向登山者詢問，竟沒有人聽聞過山上有這一條村，反問：「住咁僻，又冇車，點返工？好慘囉。」或曰：「應該係啲人霸塊地，梗係非法起屋啦。」 這些大概是人們對寮屋村一廂情願的解讀；什麼非法僭建、生活環境惡劣、交通不便，統統標貼於每條寮屋村的牌匾上。所以，難道將之全給拆除，就是改善他們生活質素和城市景觀（還有覓地建屋）的辦法？每一次收地拆屋，或是有人在村民家門前大興土木，只見他們無不站出來捍衛家園；明知是雞蛋對高牆，仍要奮力一戰。即使過程艱辛、難熬，勝算亦不大，依然力抗到底；為的是守護自己這一輩子過着的生活模式，當中價值不能量化，也難以用金錢兌換，卻是無比珍貴。 後來，有次我在大霧中踏進安聯村，猶如進入人間仙境一般。雖然那裏沒種滿桃花，我卻像《桃花源記》裏的漁人，一排排的果樹、蜿蜒的山路、路旁矮小的石屋，如畫景象盡入眼簾，驚歎塵世還有一處不被沾污的地方。如今世道，能擁有這片與世隔絕的天地，可以不問世事，好好過活，確實難得。所以，若問寮屋村價值何在，怎麼只會是間缺點多多的簡陋石屋？

今期出版之日（三月十日），恰好是香港花卉展覽開幕日。春暖花開之際，不如到花墟一趟。 商販聚集，形成墟市，花墟本無固定形態，曾在旺角太子一帶多番遷移。由園藝街、園圃街、花墟道等三數條街道建構的社區，看似生機勃發，但也敵不過花開花落。此地孕育了花藝師的夢，卻驅走了本地花農。是某君的童年樂土，未來卻不一定是宜居之所。 人來人往，花墟內的矛盾與拉扯，如同香港的縮影，細看花墟人語，會否亦如同觀照每一個社區，每一位香港人的故事？

台北國際書展（下稱「書展」）為華文出版界盛事，歷經三年疫情，書展一度停辦或縮減規模。今屆終於在一月三十一日開幕，一連六日於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復常舉辦，吸引大量讀者進場，總人數逾五十萬。 書展以國際書展為定位，包含了國際交流、版權、活動、販售等不同功能。今屆主題是「閱讀的多重宇宙」，除了台灣本土出版閱讀，亦展示國際視野，包括主題國館波蘭的歷史文化多個面向，此外香港創作在台灣的近況也備受關注。 連日來遊走會場，無論參展出版社的選書主題和展位佈置，以及每日緊湊密集的講座活動，多元豐富，的確像閱讀嘉年華的熱鬧，彷彿台灣人說的「吃到飽」。在僅僅六天內，聚集三十三個參展國家地區，逾八百場講座，書頁間人聲雜沓，如此一場書展，呈現了一部怎樣層次豐富的多棱鏡？

由英華女學校委約，著名導演張婉婷歷時十年攝製，追蹤六位女生成長故事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自去年首映後即引起熱議，2月2日正式在戲院公映。 本刊於2月5日凌晨獨家披露紀錄片中女生阿聆萬字長文和阿佘專訪，表達出對拍攝倫理的質疑及對公映不滿後，事情急轉彎，輿論洶湧，張婉婷導演於當日下午宣布停映，惟優先場及正式公映四日的票房已逾千萬元。 爭議持續，關於紀錄片倫理的討論不絕。本期封面故事詳細記錄事件時序和歷程，也就着紀錄片倫理議題開展理性討論，思考前路。除邀得資深紀錄片工作者麥海珊和潘達培分別撰文，闡述紀錄片倫理的基本規則，也分享個人拍攝經驗的一些感悟。同時，本地紀錄片工作者不無反思，但認為不用太負面看待事件，可當作教育公眾的機會，趁此加深觀眾對紀錄片的認知，及了解本地紀錄片存在已久的生態。

近日，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觸發全城有關紀錄作品倫理的爭議。紀錄者與被拍者間，到底存在怎樣的權力關係？為了呈現所謂的「真實」，可凌駕個人意願嗎？ 除了以上討論，其中一點最教我深刻的，是片中角色之一的阿聆，於本刊網站刊登的自白文章中寫道：「在對拍攝對象有限的認識及篇幅的限制底下，導演如何確保在每人只有十多分鐘的片段內，各拍攝的對象故事能被忠實呈現？」 稍有自省的記者都該抹一把冷汗。我們常言，對此工作的熱愛源於可短時間內認識某人的一生跌宕起伏，如以妙招偷取道士以百年煉成仙丹。然而，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暴力，常被忘卻。寫作或紀錄形同謀殺。我們把人或事物記進史冊，被描摹下來的，其聲音比主體本身更大，更易被記認，包括種種粗淺與誤判；同時，我們決定不寫什麼，把什麼排除史冊以外，也等如從此讓它被剔除或忘記。 香港的少數族裔社羣，在此城的再現時空，就是被夾在一個個扁平的印象之間。他們可以是糾黨的幫派、刀手、「假難民」，可以是不能融入以華裔港人為主的社會的「異己」，或NGO服務機構眼中的需介入的「問題」。 年代急轉，新一代少數族裔比誰都意識到此問題，於是以手上媒介自己講自己故事，不被 事的鋸齒切割肢解。今期封面，我們就讓他們自己擔當事者，說起自己故事來。 採訪期間，感深刻的是，好幾個受訪者都說：「我說一遍我的故事，其實也是在療癒自己。」其中一個受訪者甚至在採訪開始前，已哭成淚人。但他們都勇敢敞開自己仍淌血之傷，並深明事以及向世界宣告之必要。故事讓扁平的印象，還原成一個個血肉之軀，一個個真實模樣，變得可親可感──這正正是種族主義者及製造偏見的強權極怕看見的。

農曆新年將至，在壬寅虎年結束前的這一期專題故事，讓我們談談舞獅。 新春佳節，禮節習俗多年如是，人人循例執行；循例逛逛花市、循例地跟一年才見得一兩次的親戚拜年、循例地派／收利是、循例地入廟拜神、《都市閒情》亦循例製作賀年特備節目。還有街頭巷尾的舞獅表演，也很循例地在新正頭上演；大型商場、團拜活動，總要舞起幾頭獅才算像樣。但大多數人都沒有深究，為什麼每一個新年都要循這些例。 我試着找尋答案，在Google搜尋「舞獅」和「新年」兩個關鍵字，除了正經八百的學術篇章，偶爾還碰上一兩篇描述古惑仔在新春期間，藉舞獅為名在街市向檔販勒索收陀地的報導。對啊，成長於屋邨的八、九十後，應該對以下情景大有印象—每年吃開年飯，鐵閘外突迎來數名不速之客，以不齊整的舞步舞起那毛髮散亂、配件搖搖欲墜的獅頭，旁邊小子不跟節奏地敲打着鑼鼓，吵過一兩分鐘後撲出一名金毛飛伸手索利是。新年和舞獅在我的既有印象中，就是這麼一場鬧劇。 開始探索這題目，拜訪了不少「獅界」中人。他們解釋，原來，「獅」在傳統上是一種能驅邪降福的祥瑞靈物；新年舞獅，旨在求吉納福、消災除害。又大力反駁說，舞獅之所以「染黑」，都是被行業內的害羣之馬所連累；我記憶中那場「鬧劇」，亦只是社團以舞獅包裝的違法活動，正統的新年舞獅表演，不會這麼「流」，舞獅本身是一種健康運動、值得承傳的國粹……說得激動。 他們之所以激動，源自對舞獅的熱愛。受訪者當中，不乏學藝數十年的獅藝名家，亦有人將這興趣轉化成事業，耗盡半生力氣，拼命守護着這門傳統技藝，替其省靚招牌，流傳後世。近十數年，新年的過節氣氛好像不再濃烈；當人人捨棄舊有習俗，新年亦自然不會再有舞獅上演。 數千年歷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若沒有傳人，便注定失傳。舞獅在今日仍能留得低，正是因為有一班帶點「傻勁」、懂得靈活變通、迎合社會潮流趨勢的愛獅之人，願意擔起承傳責任。即使你不懂欣賞舞獅，覺得他們吵鬧、「阻碇」，他們的氣魄，依然值得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