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國際書展（下稱「書展」）為華文出版界盛事，歷經三年疫情，書展一度停辦或縮減規模。今屆終於在一月三十一日開幕，一連六日於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復常舉辦，吸引大量讀者進場，總人數逾五十萬。 書展以國際書展為定位，包含了國際交流、版權、活動、販售等不同功能。今屆主題是「閱讀的多重宇宙」，除了台灣本土出版閱讀，亦展示國際視野，包括主題國館波蘭的歷史文化多個面向，此外香港創作在台灣的近況也備受關注。 連日來遊走會場，無論參展出版社的選書主題和展位佈置，以及每日緊湊密集的講座活動，多元豐富，的確像閱讀嘉年華的熱鬧，彷彿台灣人說的「吃到飽」。在僅僅六天內，聚集三十三個參展國家地區，逾八百場講座，書頁間人聲雜沓，如此一場書展，呈現了一部怎樣層次豐富的多棱鏡？

由英華女學校委約，著名導演張婉婷歷時十年攝製，追蹤六位女生成長故事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自去年首映後即引起熱議，2月2日正式在戲院公映。 本刊於2月5日凌晨獨家披露紀錄片中女生阿聆萬字長文和阿佘專訪，表達出對拍攝倫理的質疑及對公映不滿後，事情急轉彎，輿論洶湧，張婉婷導演於當日下午宣布停映，惟優先場及正式公映四日的票房已逾千萬元。 爭議持續，關於紀錄片倫理的討論不絕。本期封面故事詳細記錄事件時序和歷程，也就着紀錄片倫理議題開展理性討論，思考前路。除邀得資深紀錄片工作者麥海珊和潘達培分別撰文，闡述紀錄片倫理的基本規則，也分享個人拍攝經驗的一些感悟。同時，本地紀錄片工作者不無反思，但認為不用太負面看待事件，可當作教育公眾的機會，趁此加深觀眾對紀錄片的認知，及了解本地紀錄片存在已久的生態。

近日，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觸發全城有關紀錄作品倫理的爭議。紀錄者與被拍者間，到底存在怎樣的權力關係？為了呈現所謂的「真實」，可凌駕個人意願嗎？ 除了以上討論，其中一點最教我深刻的，是片中角色之一的阿聆，於本刊網站刊登的自白文章中寫道：「在對拍攝對象有限的認識及篇幅的限制底下，導演如何確保在每人只有十多分鐘的片段內，各拍攝的對象故事能被忠實呈現？」 稍有自省的記者都該抹一把冷汗。我們常言，對此工作的熱愛源於可短時間內認識某人的一生跌宕起伏，如以妙招偷取道士以百年煉成仙丹。然而，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暴力，常被忘卻。寫作或紀錄形同謀殺。我們把人或事物記進史冊，被描摹下來的，其聲音比主體本身更大，更易被記認，包括種種粗淺與誤判；同時，我們決定不寫什麼，把什麼排除史冊以外，也等如從此讓它被剔除或忘記。 香港的少數族裔社羣，在此城的再現時空，就是被夾在一個個扁平的印象之間。他們可以是糾黨的幫派、刀手、「假難民」，可以是不能融入以華裔港人為主的社會的「異己」，或NGO服務機構眼中的需介入的「問題」。 年代急轉，新一代少數族裔比誰都意識到此問題，於是以手上媒介自己講自己故事，不被 事的鋸齒切割肢解。今期封面，我們就讓他們自己擔當事者，說起自己故事來。 採訪期間，感深刻的是，好幾個受訪者都說：「我說一遍我的故事，其實也是在療癒自己。」其中一個受訪者甚至在採訪開始前，已哭成淚人。但他們都勇敢敞開自己仍淌血之傷，並深明事以及向世界宣告之必要。故事讓扁平的印象，還原成一個個血肉之軀，一個個真實模樣，變得可親可感──這正正是種族主義者及製造偏見的強權極怕看見的。

農曆新年將至，在壬寅虎年結束前的這一期專題故事，讓我們談談舞獅。 新春佳節，禮節習俗多年如是，人人循例執行；循例逛逛花市、循例地跟一年才見得一兩次的親戚拜年、循例地派／收利是、循例地入廟拜神、《都市閒情》亦循例製作賀年特備節目。還有街頭巷尾的舞獅表演，也很循例地在新正頭上演；大型商場、團拜活動，總要舞起幾頭獅才算像樣。但大多數人都沒有深究，為什麼每一個新年都要循這些例。 我試着找尋答案，在Google搜尋「舞獅」和「新年」兩個關鍵字，除了正經八百的學術篇章，偶爾還碰上一兩篇描述古惑仔在新春期間，藉舞獅為名在街市向檔販勒索收陀地的報導。對啊，成長於屋邨的八、九十後，應該對以下情景大有印象—每年吃開年飯，鐵閘外突迎來數名不速之客，以不齊整的舞步舞起那毛髮散亂、配件搖搖欲墜的獅頭，旁邊小子不跟節奏地敲打着鑼鼓，吵過一兩分鐘後撲出一名金毛飛伸手索利是。新年和舞獅在我的既有印象中，就是這麼一場鬧劇。 開始探索這題目，拜訪了不少「獅界」中人。他們解釋，原來，「獅」在傳統上是一種能驅邪降福的祥瑞靈物；新年舞獅，旨在求吉納福、消災除害。又大力反駁說，舞獅之所以「染黑」，都是被行業內的害羣之馬所連累；我記憶中那場「鬧劇」，亦只是社團以舞獅包裝的違法活動，正統的新年舞獅表演，不會這麼「流」，舞獅本身是一種健康運動、值得承傳的國粹……說得激動。 他們之所以激動，源自對舞獅的熱愛。受訪者當中，不乏學藝數十年的獅藝名家，亦有人將這興趣轉化成事業，耗盡半生力氣，拼命守護着這門傳統技藝，替其省靚招牌，流傳後世。近十數年，新年的過節氣氛好像不再濃烈；當人人捨棄舊有習俗，新年亦自然不會再有舞獅上演。 數千年歷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若沒有傳人，便注定失傳。舞獅在今日仍能留得低，正是因為有一班帶點「傻勁」、懂得靈活變通、迎合社會潮流趨勢的愛獅之人，願意擔起承傳責任。即使你不懂欣賞舞獅，覺得他們吵鬧、「阻碇」，他們的氣魄，依然值得敬重。

你可好奇：今期的封面故事《客家．米香團年》，為什麼編輯部挑選了「炒米烘雞蛋」作封面照片？ 確實，打從農耕年代，客家人在年廿五後，就開始忙着蒸蘿蔔粄（粄即是糕）、發粄、炒米餅等，總之就是利用手邊現有的基本食材，例如米，全心全意做出各式賀年食品，並於食用前進行拜祭，感謝神靈保祐；瓦缸亦當存滿大米，絕不能空着，取「五穀豐登」的好意頭。但我們沒有用大家意料之內的米食，反而看中了炒米餅的副產品—「烘雞蛋」。原來他們巧用炒米的餘熱，把初生蛋埋進米堆烘熟，好於寒冬中充飢取暖，正好映照出族羣節儉的智慧。 客家人好比東方猶太人，常年的遷徙流浪，讓他們不得不用智慧去過日子，獲取一口裹腹的飯、一絲遮體的衣；但也因為這樣的經歷，讓他們能夠不用鮑魚、不靠高湯，就用田裏轉化而成的蘿蔔乾、梅菜等，也有本事把一日三餐做得美味可口，滋味絲毫不遜大魚大肉。惠州所產的梅菜，便曾被歷代王朝列成朝廷貢品。 即使這些光景早已不復再，但我們新春到谷埔踏青、路經田心時，仍可以發揮想像：幻想多少年之前，曾經有客家男人於天未光之時就下田工作；頭戴斗笠的妻子，從田埂走來，端着一碗香噴噴、熱騰騰的湯粄條，為他們的生活打氣。   籌劃是次故事的最大發現，就是「可持續發展」對客家人來說，不是時尚，而是日常。

是時代把人推着走，還是趕在前面的人在牽引時代？ 這種「雞先定蛋先」的悖論，或比愛情更恆久存在。悖論之魅力在於，你以為是這樣子，但也同時不是；或你明知不是，但也可強意以「是」的姿態活着。 一年之末，回顧一年，疫情壓城、「0+3」、名人與無名工人的殞歿、足球盛事……人們似是隨着時代的不可抗力浮沉；但偶然（或非偶然），平地轟起一聲雷，人們還是証明他們在沉寂之中蓄動力量，強大足以牽動時代。我們選來四組年輕變革者，在一年終章拋出一記問號。我們借來他們的年 輕、勇氣與衝擊力，請他們分享此求變之年，向大家勾勒，時代的模樣可如何被改變。即使它們有時看來微不足道，如中學生的髮型；或如空氣般無處不在，像是種族歧視及全球暖化；或太沉痛如罕見病人因未及等待藥物的死亡。 時代與個體到底誰改變誰的悖論仍每天上演。這班變革者們，也會在路途跌撞，跟現實冷不防打個照面，稍歇、思考或流淚。但變革，持續進行。

不論大小、風格，咖啡店都是一個特別的空間，可以一個人放空工作，二個人過有聲勝無聲的約會，四個好友相約聚會……而且，於白日、於晝夜，它會有截然不同的面貌。大概這樣，我城咖啡店愈開愈多，但我們總不嫌多，更樂此不疲逐一探索。 疫情曾經衝擊我們的夜生活，而如今生活開始回歸正軌，好奇從前的「夜啡」現在變成什麼有趣新模樣？ 這期明周封面故事《是夜咖啡不打烊》，來讓我們換上晚間視覺，遊歷城中熱話的夜啡店，與主理人們談談疫後的理想夜啡模樣及空間；也跟隨咖啡愛好者步伐，參與晚間咖啡活動、遊戲。願好咖啡能常伴左右不打烊，充實我們身心。

從屢創本地票房奇蹟，到上個月揚威台灣金馬獎，香港電影的熱話可謂一時無兩。值得留意的是近年愈來愈多新導演冒起，透過不同方法成功開拍首部電影，以獨有觸覺來說故事。 是次封面專題找來五位首次執導長片的新導演，剖白創作意念和經歷：何爵天憑改編奇案的《正義迴廊》一鳴驚人，創新本地票房紀錄，他坦承執導的野心和憤怒；多年來關注基層社會的林森，在《窄路微塵》中呈現疫情下香港人的生活狀態，即使日子艱苦，諸多掙扎與失意，始終不忘交換善良；同樣拍獨立電影出身的曾慶宏，卻交出一部以自身原生家庭故事為藍本的《過時．過節》，觸動親人散聚的共鳴；曾憲寧的《燈火闌珊》雙線並行，關懷女性喪偶之痛，也紀錄霓虹燈飾最後餘暉；居港馬來西亞導演劉國瑞，憑《白日青春》在金馬獎連奪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原著劇本，以異鄉人敏銳目光深入觀照流動的城市、流動的人。 幾位新導演爆發出的新火花，或熾熱如燄，或溫柔若燭，照亮更多我城不同面貌，直入人心。

你說，瀨戶內國際藝術祭到底有什麼？當本地入境檢疫安排轉為「0+3」，日本自十月放寬出入境措施，剛好趕得及今屆瀨戶內國際藝術祭秋季展期的最後階段，這一切時間點巧合得像命運安排的一場即興出發。經歷困頓數年的疫症時代，無論誰的身心都需要重整、呼吸自由空氣。如同身陷黑暗時期更渴盼黎明曙光，接觸死亡才更接近生的本質。 散落於瀨戶內諸島的藝術品，各自述說不同的故事，而每個旅人的出發都在尋找自己凝視的方式，要重述旅程經驗，成為同中有異的語言。從香港搭飛機到大阪，坐上新幹線往岡山，再換乘JR來到高松。花上足足十三小時的啟程，可能僅僅為了換一口氣，為了面朝大海，為了自我凝視和他者的閱讀，為了記得世界的美好。 協力鳴謝：瀨戶內國際藝術祭執行委員會

宮崎駿電影《千與千尋》的尾聲，手牽手的小千和白龍在半空徐徐落下，二人初次見面的畫面終於浮現在小千腦海，她童年時曾經意外跌入琥珀川，而白龍正是琥珀川的河神。因為河流被掩埋，他落得無家可歸的下場。闖入神域後，縱使白龍說彼此很久以前已遇上，但他的身影卻如河中碎影，小千總是拼湊不出全貌。 河流之於港人，恰好也是這般「熟悉的陌生人」。 訪問過身邊的朋友和同事，發現若果不是居於沙田、元朗、大埔等地，對於香港的河流，確是沒有什麼概念，或者只會詫異地反問：「你講嗰條渠？」日復日在山貝河划船的船家，得悉我想做一個關於河流的故事，將尋訪東涌河、啟德河與他賴以為生的山貝河，意外地問：「東涌有河㗎咩？」每天在山貝河來來回回的他，對遠離家園的河也不熟悉。 香港何止有河，政府近年還計劃把香港發展成河畔城市，將明渠活化，綠化成市區河道；同時亦把鄰近新市鎮的自然河溪建成河畔公園，建立「親水」文化。以上種種，一方面為了恢復生態，另一邊廂亦被指控為「未建設先破壞」。在香港，城市規劃和環境保育的拉鋸，比比皆是，河流規劃也不例外。 所謂「親水」，能把我們和河流的距離拉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