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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最大眾化的全球活動。 二○一八年,俄羅斯世界盃總決賽,全球一共有近半個地球人口在觀看二十二個人追逐着一顆皮球。社會學家David Goldblatt在《足球是圓的》寫道,足球比生死嫁娶儀式、或美國流行文化如音樂或快餐店,更為「全球適用」。因無論你來自世界任何角落,踢的是皺報紙團或名牌足球,所有人都遵從同一規則:不用雙手,把球踢入對手的龍門之中。 足球的風行,也讓足球變成強權或商家費力爭奪的工具。正當國際足總估計今年決賽觀戰人數或升至五十億人之際,國際足協前會長白禮達表明「讓卡塔爾主辦是個錯誤」,更指出卡塔爾曾以購入大量戰機的提議,說服法國票投她成世界盃主辦國。 這屆世界盃,波照踼,流量照賺;然而,一片有關外勞人權、LGBT性小眾壓迫及足總貪腐的爭議聲音不會停止。David Goldblatt寫道,體育媒體或傾向把足球想像成一個潔白無玷的場域,那裹表現團隊精神及永不言敗的勇氣。然而他說,在足球的歷史裹,金錢與政治永不缺席。 於是,有人開始懷緬足球,作為一種遊戲或競技,什麼才是足球的本質,或魅力所在?世界盃場內紛雜,就讓我們把視線移至場館之外。一班小眾球迷、波牛及足球愛好者,對足球超越勝負與時間的愛,從何而來?說着熱愛,為什麼有時卻愛痛交纏?這種愛或痛,又如何反映我們或足球當下所存在的現實世界? 怎說也好,哨聲一響,我們仍選擇相信強者憑努力、信念及堅持,將奪得榮耀;每一個進球、轉身的華麗動作,我們仍會振臂歡呼。那一刻純然是足球的激情,僅此而已。
卡塔爾世界盃2022史無前例從夏季移師到冬季,而且第一次來到了中東國家。以人口計,這是史上最小的主辦國;以金錢計,這是投入最龐大資金的世界盃。卡塔爾的人權狀況(例如對性少數的刑法規定)以至賄選指控,成為體育盛事以外的焦點。體育、政治、社會、足球、人生、個體自由、集體榮譽,糾纏一起,有時一片烏雲,有時一線光明,有時難過,有時狂喜。有時你會發現,足球只是一個幌子,世界盃見證的,不是勝負,而是一個人,在規則和成敗之間,如何彰顯某幾種重要的價值。卡繆說:「所有我懂得的道德和義務都源於足球。」(Everything I know about morality and the obligations of men, I owe it to football)    
《明周文化》記者每周用文字記錄平凡人經歷的真人真事,在尋常中發現不尋常,透過「聲演」,把故事傳播開去。這些是真實發生的都市小故事,呈現人生一些既深刻又淡然,既尋常又意外的片段,有時歡喜,有時哀愁,有時困惑,有時不可思議。為了讓文字在更廣闊的元宇宙之中流傳,我們同時開發了「導聽途說」的「聲音導航」版,透過聲音,把在香港橫街窄巷裏留下的人生碎片,傳到早和晚,傳到附近以至遠方。
近期引起熱議的港產電影《緣路山旮旯》讓觀眾發現,小小的香港,這麼近那麼遠,也讓「山旮旯」的正字廣為人知。今期封面故事,我們跟著不同的設計團隊過海翻山,探進香港東南西北邊陲地帶,那裡非但沒有交通工具直達,甚至連道路、水電、電話訊號等基建都成問題。是什麼驅使這班建築設計師走進荒山野嶺之中?他們如何運用設計思維,去克服極端的地理位置和建築材料匱乏等艱苦條件,透過建築設計,拉近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艱辛的年代,經濟轉型、社會運動、疫情肆虐……種種問題此起彼落,彷彿也催快了時代的步伐,迫使城中大小老店連環提前結業。很多店來不及說再見,已悄然消失;來得及告別的,卻日子無多……
近月,傾圮崩塌的事情,香港人見過不少。 地盤天秤、演唱會巨型屏幕、天台吊船……一次又一次的墜落或飛脫,一句「金屬疲勞」解釋了嗎?螺絲會鬆脫,纜索會斷裂,若我們一直查探下去,或會看見人員的失職、制度的失效、一個利益當前的社會,甚至一座不把工人的命視為人命的城市。崩塌傾倒的,除了意外肇事的重物,還有香港向來引為自豪的專業至上精神。 崩塌後,被壓在重物下的人,又可如何站起來?工傷工人每走一步,傷口紗布也再次滲血。現時補償制度下,佔上風的是老闆僱主,不獲合理賠償的工傷僱員,只能走上踽踽獨行的法律訴訟之路,永遠的過渡,永遠的等待,被迫跟財團或老闆下一盤昂貴的棋局。 這是一個有關崩塌,以及在遭遇崩塌後,一個個人如何重新站起來戰鬥的故事。
回想新冠疫情在二○二○年初爆發之際,人們都聯想到讓人聞風喪膽的「沙士」。十九年前,本港「沙士」疫情在四個多月內結束,本想這趟「新冠」也不遑多讓,怎料轉眼已逾千日。由恐慌到麻木,禁的禁、中的中,是千日以來之社會常態。 在疫情肆虐首一兩年,病毒殺傷力未減,人們對病毒之防備心仍高,即使沒有政策限制,市民也普遍自願地減少外出、聚集。後來,當社會意識到與病毒共存的「合理性」,知道不能無止境地防疫抗疫,自然渴望復常,卻面對「限聚令」、「疫苗通行證」等防疫措施遲遲未解除。抗疫同時,人們拚命生存;如今終點在望,回頭一看,卻發現失去了舊日的生活方式。 當窮兇極惡的病毒「感冒化」後,有意見質疑,嚴厲的防疫措施還有否存在的意義。的確,在過去一段頗長的時間,政府的心力主要投放在「清零」、「殺菌消毒」的棋局內,卻忽略了棋局以外,因「防疫」衍生的種種問題,除了顯而易見的經濟危機,還有市民長期過着受限生活所積壓的情緒。 「0+0」只是一顆止痛藥,讓被困小島近三年的港人重獲外遊的機會,可是旅程結束後,仍需繼續面對「防疫」、「防疫」、「防疫」……最近,電視新聞訪問疫情下開學的小學生,吳同學的一句「希望自己可以生存下去」被網民cap圖廣傳。好好生存以外,祝福吳同學和一眾在疫情下長大的孩子們,還能感受到生活之美;能過上自己憧憬的理想生活,是多麼的美。
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於五月二十七日公布九龍城區衙前圍道/ 賈炳達道發展計劃(KC-017),此為自二○○七年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後,近十五年以來面積最大的新發展計劃。早於二○一九年二月,市建局已公布啟德道/沙浦道發展計劃(KC-015),可以預期,九龍城區快將被改頭換面。 九龍城是一座滿載傳奇的城市。相傳,南宋末二帝曾逃到九龍城一帶;九龍城寨因「三不管」而舉世聞名;啟德機場是世界最危險的機場之一。最近十年,區內已有最少三十八幢舊樓被發展商收購,舊城區內,漸漸有設計摩登的大樓衝上天際。去年六月,屯馬線正式通車,也許有人由衷地感到「很興奮」,但同一時間,古城已然暗湧連連。巨變驟來,在她步向未知以前,我們走進衙前圍道/賈炳達道發展計劃的範圍內,立足當下,回溯過去,摹擬未來。
回想我上一次以某個人物為中心來策劃紀念專題,應要數到二◯二◯年的張愛玲特輯。做人物紀念專題着實不容易,畢竟人的一生有太多故事,而且人是如此立體,要向讀者呈現哪些面向,有什麼值得今人繼續探問,都是策劃時必須思考的。 無獨有偶,無論是張愛玲和余英時,二人都與香港這片土地結過緣。漫長一生中,幾年光景只匆匆,但在香港的短暫歲月對他們來說是如此重要。像余英時昔日在石龍車站上選擇留港,就成了徹底改變人生的偶然,「是決定我一生命運的關鍵時刻。」 於是,在專題訪問中,除了人物的生命故事,我念茲在茲的還有香港。 上世紀五十年代,余英時初來香港,在越過羅湖橋的剎那間,「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而在他留港五年間,確切地體驗到這份自由並非錯覺—那年代的香港,享有言論、學術、思想自由,方能撞擊出豐碩的文化,開放多元的思潮。 那是我不曾親身經歷過的年代。那片自由的土壤,如今看來更覺遙遠。 然正因如此,我們身處當下,更加需要再讀余英時。不必要求追隨他治學立說的步履,而是一些做人原則和態度,是放諸四海而皆準,即使時代變遷,追求自由、公義的精神,都是不變的普世價值。 時窮節乃現。讓我借余英時的文字作結:「知識分子必須在自己與權力之間劃一條界限,不能不講原則,不能隨便妥協。」願波譎雲詭之時,我們都能擇善固執,做一個不隨便妥協的人。
早排有次午膳,同事談起最近我策劃的題目有點沉重嚴肅,喂,開心啲啦。我說畢竟整個社會都很抑鬱。而對方的回應是:所以更加要發掘一些得意開心的故仔。 後來忽爾想到日常一個口頭禪:笑死(siu4)。 日常生活中,看到好笑meme梗圖,聽到好笑的趣聞,都會令人「笑死」。原來分享快樂很重要。像今次封面專題訪問多個本地搞笑之人,有meme版主、棟篤笑組合、搞笑藝人東方昇和阿正,他們努力地苦中作樂,以笑的力量感染別人。他們說,笑是治癒,是圍爐。笑是一個讓人繼續生存下去的動力。 老實說,當然也有笑不出來的時候,尤其遇到荒誕無稽之事,百般無奈,惟有冷嘲拋下一句「笑死」,亦有人以玩笑來嘲諷。也許像好青年荼毒室的鹽叔所言,笑是無力感下的最後救贖。 想起去年在一個音樂會上,歌者在最後演唱了黃耀明的《祝福你快樂》:「祝福你快樂 再不知多講些甚麼/祝福你快樂 願上天終於給你幫助/何日何地 或會問句你好嗎」 不論你身在何地,難過或窘迫,不安或孤獨,願笑能夠帶給你一點點力量,繼續向前走。 唯願是年月好好的對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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