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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不一定有根。在香港生活不適,移民是不是唯一的藥方?抑或,可以嘗試在現代過遊牧生活?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曾經有近八百間唱片舖,但到了2019年,留下來的,不計連鎖分店的話,三十間也沒有。可是廣東樂壇只要還有出唱片的一天,唱片舖便有存在價值。香港音樂人沒有放棄實體唱片。麥浚龍與謝安琪的新碟包裝成小說模樣,228元一樣賣斷市,坊間更炒至過千元,證明CD精品化,還是有生存空間。唱片設計師一樣繼續交出好作品。唱片不會消失,唱片舖也一樣,你願意珍惜嗎?
捕捉一雙充滿故事和勞動線條的眼睛,一直是攝影師陳德廉的拿手好戲。勞動的線條美麗,因為那包含着一種沒計算過的生命,一種沒有計較過的付出。生活所需,自自然然,如此這樣,沒有太多雄才偉略,沒有太多好大喜功,只是在生活中擔任某個角色。偏偏,在生活的舞台上,沒有精心計算的勞動者永遠帶着最亮的光。他們不僅身體擁有勞動的線條,他們的表情和眼睛都擁有這種線條。
在大嶼山長大的人,曾經以為外面的世界很精采;在市區長大的人,曾經以為大嶼山是一個後花園。在政府把大嶼山變成「珠三角的中環」之前,何不親自走一回,看看真正的山、真正的島?
新加坡與香港是永遠的競爭對手,我們鬥金融地位、鬥政府福利,但極少談文化藝術。若要數新加坡音樂人,你會想到誰?金曲歌后孫燕姿、情歌王子林俊傑、清新女伶 Olivia Ong,然後,就好像沒有然後了。我們訪問新加坡的獨立音樂人,他們跟香港音樂人一樣沒有資源、沒有場地,但他們倔強隨性,很有野心,要讓世界聽到他們的歌。
所有壞消息,對記者來說,都是好消息。唯一例外的壞消息是,記者自己的生存受到極大威脅。生存受到威脅,有兩個意思:一是記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一是這個行業再無法讓記者以過去那種方式存在。《明周》記者莫坤菱採訪了不同年代的記者,有人在十字路口徘徊,有人選擇離去,有人一往無前。林社炳說:「世界需要記者。」也許,老記者從來不會死,他們只是慢慢離開。(圖為當年陪炳哥出差的好拍檔。)
至少,在這個階段,我們還沒有被「有樓有高潮」這種「信仰」蠶蝕;至少,我們還沒有堅決擁抱着「嫁個有錢人」和「娶個有錢人」的「遠大理想」。那些年,太遙遠;回憶起來,卻太接近。一陣甜,一陣痛。傷口原來未好。過去原來仍在目前。傷痛與甜蜜,成為一種對遺蹟的憑弔。原來真正的愛情是這樣的。
護理專業自古以來備受尊重,南丁格爾的白衣天使形象深入民心,加上近年各大專院校提供護理專業學位,因此許多年輕人視護理為理想職業。然而,業界看到的可是不一樣的現實,這份職業可能令人厭惡、沮喪,甚至感到不值得...
遊走香港山徑,除了為崗巒秀色,食物也教人期待,無論是中途歇腳醫肚,抑或在終點時吃碗餐蛋麵。加油站未至於有豐盛美饌,更多時候只是供人稍歇,補充體力。香港人以食為天,把士多視為美食景點,甚至過於依賴士多補給,成為了本地獨特的行山文化。
餐飲界男公關,為人腌腌臢臢,貪食愛煮好品味。半途出家到倫敦藍帶學藝,又在星星餐廳刨過薯仔,閒來揮刀弄鑊,整色整水餵飽知己餓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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