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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當前成功申請伴侶犬的個案約有一千多宗,我們找來當中的三、四,看看人生一步步走來的艱辛故事,同時一窺犬與人的公屋日常,思考在窄狹的城市居住環境中,人與動物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同時也借助牠們單純的眼眸,孩子般討喜的臉孔與行為,在這段艱難的時代,一起重新感受世界的可親。
一個煙霧瀰漫的「催淚之都」。 2014年的928,警方發射87顆催淚彈。 2019年的自由之夏,截至8月5日大罷工,警方至少發射了1800顆催淚彈、310海綿彈、160發橡膠子彈、20枚布袋彈;警方拘捕至少568名市民,年齡介乎14至76歲,罪名包括:非法集結、襲警、暴動、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以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等。 爭相走避的人,是公民?還是暴民?暴動之名,到底由誰來定?
據說,人類遺忘了的東西,都會飄到了月球。1969年炎夏,一連七天,頭版頭條,報道阿波羅11號登月壯舉,七天之後,魂歸何處?
復康的人拚命戰鬥,在有了一定成果之後,突然遇上了瓶頸,這時努力好像再不會給人任何回報。你每 天每月甚至每年都在問:努力還有用處嗎?有些人到了這一點,無法堅持,所以放棄了。 然而,有些人仍然堅持下去。
急救的人,見盡危急的事,他們的觀念和其他人不同。他們知道,每一個看起來尋常至極的一天,都能夠發生生死攸關以至無法挽回的大事。在生死存亡最緊急的情形下,面臨施救抉擇的人,突然明白生命的價值:什麼是最重要的,什麼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今時今日,一個單位,劏成幾格,一畝之宮,只放得下一張牀、一個坐廁、一把電磁爐,組成一個疑似家的地方。於屋簷下,我找到了年輕的住客。但是,那不是他的個人問題。土地與房屋,從來都是分配的問題,也是公義的問題。
有句老說話叫「窮在路邊無人問」。這些人,現在已經立足於社會。時至今日,和窮應該再扯不上關係。但是,對窮過的人來說,貧窮帶來的心魔,不是過去式,是一種現在進行式,聽他們一個個勇敢回首,追溯窮的影響力。
國際微生學權威袁國勇,曾率領港大團隊「偵破」不少大型疫症的病毒源頭。事實上,他們的偵查任務,就如一場沒有終點的競賽,每天忙個不停。看病、研究和教學外,亦隨時候命,四出進行病毒偵查。  
所有壞消息,對記者來說,都是好消息。唯一例外的壞消息是,記者自己的生存受到極大威脅。生存受到威脅,有兩個意思:一是記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一是這個行業再無法讓記者以過去那種方式存在。《明周》記者莫坤菱採訪了不同年代的記者,有人在十字路口徘徊,有人選擇離去,有人一往無前。林社炳說:「世界需要記者。」也許,老記者從來不會死,他們只是慢慢離開。(圖為當年陪炳哥出差的好拍檔。)
罕見病又稱為「孤兒病」,患者人數少,研發藥物成本高,前線醫護人員缺乏經驗,再加上政府有意無意忽視,罕見病患者恍若社會的「孤兒」。關顧病人中的少數,並非動輒耗資巨大。只要換一種視角,看見他們,並不是那麼「貴」。罕見病沒有大家想像中那樣罕見,真正「罕見」的是我們的平等心。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連在一起。如果他們是孤兒,世上誰又不是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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