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香港安老議題經年、慈善機構「大銀」創辦人陳曉蕾用五年時間，祭出一本二十二萬字「偽工具書」 《怕老 香港長者法律保障》。四百四十頁濃縮了多年田野調查與法律研究，深入探討長者在香港面對疾病、財務與法律的真實處境，希望推動更多長者友善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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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認知障礙翁 不解自己為何六次偷竊
陳曉蕾還記得，她在新書開賣翌日已收到一個讀者信息。有讀者買書後，家人剛好犯官非，呆在警署不懂得找律師便草草認罪。於是，那名讀者翻開書的第二章〈刑事訴訟篇〉，去理解程序、還有甚麼可以做。「想不到這本書原來是這麼有用！」她說，許多人一想長者法律保障，很快聯想起金錢管理，但她收到最快的回應往往與刑事有關。
在香港，六十歲以上的長者犯罪被捕人士數字持續上升，但數字原來可以與認知障礙有關。《怕老》一書揭示，一名七十四歲伯伯第六次因偷竊被捕，連他本人都不明白為何自己會一而再偷竊。結果醫生發現伯伯患有認知障礙症與抑鬱症，其後社工發現伯伯早在事發多年前已被確診認知障礙症。
香港善導會二○二二年曾發布「被捕長者與精神健康」研究，以該會協助和跟進的近一百四十八名被捕長者個案為基礎，研究發現七成五被捕長者在六十歲後首次違法，每三位被捕長者便有兩位患認知障礙或其他精神健康狀況。
讀到這裏，讀者或許才開始理解香港長者日常面對的挑戰。
認知障礙症是一種大腦功能衰退疾病，患者認知能力（如記憶力、注意力、推理和判斷能力等）下降，影響日常生活及活動。香港長者精神健康調查指出，香港七十歲或以上長者，每十名就有一人患有認知障礙症。
陳曉蕾在書中梳理跨國經驗時指出，香港目前並沒有認知障礙人士的犯罪分析。她同時指出有精神科醫生擔心，一旦獨居的認知障礙症人士犯案，或較與家人同住的患者更難即時獲得協助。
醫療決定 如何平衡照顧者與長者意願？
《怕老》一書洋洋二十二萬字，分成刑事訴訟篇、金錢管理篇、醫護決定篇、尊重自主篇，合共二十六章。但她說，這不僅是一本工具書，亦不像坊間的說明書或網站不斷告訴你怎麼做。「我不止是告訴你這件事的本質、手續是怎麼做。我是想告訴你，其實它有甚麼是不夠的？它目前做了甚麼？你會在哪些位置遇到困難？」
「它的野心是很大，因為除了有照顧者需要知道的東西，亦有長者需要知道的東西。」其中一個幾乎必經的處境是老人和家人一起決定醫療方法。
「那些插鼻、胃喉插十幾年，你是不是真的要這樣發生？你是不是為了安全的緣故要綁在牀上？是不是每個人都想最後的日子這麼長時間卧牀？」一連串的問號背後，她指出，與歐洲地區相比，香港人的卧牀年期其實長很多。去年香港人長壽程度再度高踞世界前列，香港女性平均預期壽命位居全球第一，達八十八點七歲。
曾經有照顧者說，可以照顧父母是他的福氣。 陳曉蕾回家跟爸媽說，結果反被自己的爸媽罵：「你都癡線，我可以早點走才是我福氣，還要給你照顧嗎？」她並不是要否定照顧者的努力，但她想指出，如果當事人想拼長命，她尊重，但重要的是長者本人的意願。
早於二○一八年，大銀研究起「夾心照顧者」的處境。夾心照顧者就是上有高堂，下有自己家庭的照顧者。陳曉蕾記得這樣的關懷與報道旋即引起夾心照顧者的共鳴。到了二○一九年，他們找了幾位照顧者拍攝過百條短片，來處理照顧者需要和處境，她卻從中發現愈來愈多問題。
「我有幾件事是不安樂的。」陳曉蕾認為，有心有力、很好的人才會做照顧者。不過，她不無擔心，隨着照顧者獲得愈來愈多權力，可以決定丟掉被照顧者的東西、決定他的餐單和醫療，往往容易單以「安全」為名，影響長者的自主與尊嚴。
長年的記者訓練，讓陳曉蕾愛問一個問題：「咁佢點諗？」陳認為在長者還有意識時，應尊重他們決定自己生命的意願，而非全以「安全」為名代他做所有決定。「我想焦點不止是醫護安全那邊，而是『我』有沒有我的尊嚴這件事。」
她指出當代對孩子的教育，開始著重孩子自主權，但面對長者，卻往往無視他們的想法。「覺得他一定是『唔識諗』，所以我就要幫他做那麼多決定，而你（照顧者）壓力又很大。」
某程度上，陳曉蕾的目標羣之一是那羣嬰兒潮末期、六十年代出生的長者。每次講座的問答環節，她總愛問現場觀眾有沒有人是六○年代出生？「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說：你有二十年去改變這件事，然後我就是受惠的人。」她認為，這羣「六十後」部分人讀過大學，有人擁有香港財富，他們一定對自己的餘生有想法。而她認為身為這羣人的子女，「你要學的是聽他想要甚麼 ，而不是去跟他爭論（誰對誰錯）。如果你說早十幾二十年，是的，可能你會覺得他教育水準又不高，健康意識又不強，你好像知道很多東西，（所以）你會跟她爭。」但對於這羣六十後，他們其實有自己的打算。
多年來，陳在不同講座上遇上不同的長者與護老照顧者。她曾經遇過一名照顧媽媽終老的女兒，當年曾因媽媽拒絕醫生建議的洗腎，非常生氣，常與媽媽爭吵。結果，媽媽決定繼續如常生活，任性地吃吃喝喝，完全不理醫生建議療程。約兩年後，媽媽在三天內離世。那名女兒回頭看時才意識到，如果媽媽當年決定洗腎，壽命雖然或許延長一兩年，但生活品質肯定較差。
醫療以外 建立長者友善社會
除最直接的醫療以外，同時需要建立一個長者友善的社會。近年有本地銀行推出認知障礙友善的服務，例如書中便訪問了推動「安悅自主個人戶口」的前線銀行職員，原來職員的爸爸本身也是一名認知障礙症患者，此服務的目的是在維護父親權益的同時，讓認知障礙長者可安全地有限度使用銀行服務。
陳曉蕾認為，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受障者，反映社會是否看到受障者的需要，為他們提供公平的對待。她以行動不便人士為例，無障礙城市就是，不會出現一個人坐輪椅而有去不到的地方。「當我的障礙不是輪椅，而是我認知有障礙的時候，你可不可以仍然去跟我溝通，讓我繼續在這個社會生活，而不是突然間，我要面對很多不同的障礙，無法在這個社會生活下去，而且很快就被人代理去做決定。」
用文字改變世界
此書亦同時承載着陳曉蕾二○二○ 年至二○二五年間所經歷的重量。那時香港正值多事之秋，從社會事件到疫情，她曾租住酒店，強迫專注眼前事，多迫自己每日也要寫一點字。「中間有一段時間寫得很崩潰，覺得出書又不能賺錢，又寫得這麼辛苦，又不知道有沒有人看，到底做甚麼呢？但既然用了很多時間，你最後還是要做好這件事。」
歷時五年，當香港由社會運動走過疫情，再到「復常」，她的香港長者法律保障專書亦終於出爐。書的定稿最終經過七位專業人士反覆審閱，包括四位律師、兩位醫生和一位退休社工講師，以確保其法律與專業知識上的嚴謹和準確。她的辦公室如今仍儲放着他們傳回來的訂閱稿，書側貼滿密密麻麻的貼紙，內頁仔細地寫滿評語和意見。
對於這份厚重的文字記錄，陳曉蕾說這是她對自己逾三十年的記者生涯一個交代。她記得她寫《死在香港》看過二百本書才寫成一本書，後來有紓緩治療醫生把書放在書架，那名醫生後來也成為她一位朋友臨終前的主診醫生。文字離開作者擁有自己的生命，而這一次，她期望能把文字傳到法律系學生手上，跨越業界，推動更多長者友善的法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