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啟德體育園開幕，乃全港首個可容納五萬觀眾的國際級表演場館，掀起大型演唱會熱潮。今年底，毗鄰九龍灣站的東九文化中心也將正式啟用，作為全港首個主打推動藝術與科技融合的表演場地，備受期待。然而，早在千禧年代後期，東九龍已逐漸形成本地獨立演出重鎮，但興盛一時的livehouse因活化工廈政策一去不復返，擁有Star Hall和Music Zone的九展也因重建而變了回憶。 正如一藝團總監所言：「場地是所有表演項目的concern；沒有地方，就是香港最大的問題。」隨着東九龍兩大地標式場館陸續啟用，連同區內一些新近營運的中小型演出場地，能否形成促進藝文多元成長的土壤？我們走訪場館，訪問藝術家、演唱會搞手、場地負責人及樂評人，探究東九演藝空間的生態演變及最新發展—畢竟，有場才有show。

常說人生中最寶貴的東西是時間，我們只會在熱愛的事情上豪擲光陰。本刊「香港手造系列」將持續訪問堅持手造的匠人，記錄他們如何熱愛、為何創造，並從中發現手作之物的獨有溫度。隨着報道累積，將宛如一疊疊情書，記載城市裏人們的追求與熱情。

立法會去年底通過《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明確訂立了「預設醫療」的法律效力。預設醫療是一個每個人都需要關注的議題，因為每個人都要面對死亡，每個人都有機會在某個生死時刻，給送到醫療的程序前面。預設醫療可視為「生死教育」的一部分，從調查顯示香港四分三人沒有聽過「預設醫療」這個現狀看來，思考死亡，思考善終，思考紓緩治療，思考在家離世，同樣是推行「預設醫療」的當務之急。

常聞「靠海吃海」，像香港這個海邊城市，從不缺海鮮，卻沒發覺昔日家中桌上鮮，已需大量仰賴海外進口，甚至絕跡於街市。 或許，香港人追新逐異、漸忘舊味；也或許，沒一種魚鮮能羈絆這座城市的情懷。然在福建閩東的寧德，卻有一種魚承載當地人的記憶、風俗和驕傲，絕不容失，那就是大黃魚。一身鱗光閃耀如金的大黃魚，曾是閩東人（即福建東部沿海居民）的日常─由家常便飯到禮儀習俗，皆有其身影。當大黃魚瀕臨絕種，閩東人先知先覺，未曾放棄。生怕下一代忘記它的存在，更希望全世界也記得這片海域孕育的鮮美。 近年閩東人以養殖技術喚回大黃魚的生機，誓要讓粼粼金光再次翻騰碧波之間。此次探訪的漁場，更以反璞歸真為使命，為閩東挽回大黃魚搖籃之地位。這份「以海連人」的執著，讓人動容！

共鳴不因為遠和近。我們尋找香港本土聲音。 Pink noise，是大自然的聲音。海浪，蟋蟀，蟬鳴，樹葉和風。大浪西灣，中大校園，大澳水鄉，荔枝窩。記錄的時間，可能在不為人知的晚上，也可能在少有閒人的早上。 香港以至世界，煩擾之事，揮之不去。過去幾年，很多人失眠，因為疫症，因為恐懼，因為失去，因為離別。希望Hong Kong Pink noise可以讓人得到一刻平靜，讓失眠遠去，讓遠方的人，跟本土的聲音，再次連結。 香港的聲音，從現在開始，會一直累積，放在我們的短片頻道。 給所有失眠和需要寧靜的人。

書本對抗空間的鬥爭，就是留下或清走的抗爭。空間有限，求知無限，每個看書的人都經歷過天人交戰，清走哪本書，留下那本書。記者訪問三個與書結緣的人：書店即將結業的店主，生活於寸土需要取捨的讀書人，準備出走、無奈跟書道別的人。清走的書映照曾經的欲望，人隨着時代轉，留下來的書或許更重要，反應着人的故事與價值。

末日預言，非始自今日。 最新一則許多人談論的末日預言，來自日本一部漫畫——《我所看見的未來》。 二〇二五年七月五日上午。 末日的時間言之鑿鑿。 然而，揆諸歷史，從一九九九年末日，到千年蟲末日，到二〇一二年馬雅末日，末日預言都沒有應驗。更甚者，許多末日預言雖然沒有應驗，卻因為狂熱的迷信而釀成可怕的命案。 人類為何如此沉迷末日？ 我們究竟從「末日預言」中學到了甚麼？為了末日所做的種種，到底是有備無患？抑或杞人憂天？我們該如何在保持警惕的同時，避免陷入恐慌？ 面對這種植根於人性中的恐懼，我們是否有能力轉化成一種面對不可測命運的安心和坦然？

「你只能活到十八歲。」 藍天白雲依舊。剎那，一切一切的憧憬，成了碎片。 本刊訪問了脊髓肌肉萎縮症患者君怡、亞歷山大症患者梓培的媽媽、還有大力推動兒童紓緩治療的醫生陳昌煒和護士林國嬿。他們都是「兒童紓緩治療」的持份者，習慣面對疾病、生命的成長，以至生命的限期。

房委會去年十二月宣布彩虹邨重建清拆，引起一陣緬懷。舊樓倒下，新樓隨之而起，這是香港人熟悉又難以抵擋的重建模式。然而，民間有建築師發起「保育彩虹邨」計劃，提出全面清拆以外的保育方案，試圖為這個標誌性公屋邨尋找新出路。 不過，「邨內」居民的反應似乎不及這班「邨外」的建築師熱切。儘管居民對彩虹邨充滿回憶，不捨積累多年的人情和社區網絡，但他們似乎認為全面清拆已是塵埃落定，對原邨保留不抱希望。部分街坊甚至更想搬進新樓，希望重建盡快完成。 「過往公屋重建的處理方法都是全部清拆，很多街坊並不知道，清拆之外還有其他方案。我認為這是建築師的責任，去告訴大家還有哪些可能性。」保育計劃發起人、建築師康清華（Don）說。在他看來，留下彩虹邨也不僅只是為了保留一棟屋邨，更希望社會反思現有推土機式的重建模式，重新審視公屋的價值。

在香港，「社會企業」一詞尚未出現時，早有勞工協會和民間營運的庇護工場和合作社；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職業訓練中心亦已出現。至於社企概念的萌芽期，可追溯到香港回歸後、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的時期，為回應經濟低迷下的社會需要，政府推動一系列措施：社會福利署（社署）於二〇〇一年開始推出一次性撥款，提供種子基金協助非政府機構（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成立社企。芥末子服務有限公 司、花卉工場和銀杏館等，便是早期透過社署資助營運的例子。事隔二十年，香港在疫情中受到重創，再次陷入困境，卻也催生了轉型契機。 發展多年的社企與這座城市同呼同吸，充分發揮港人創新求變的精神，探索新出路。這次訪問內容涵蓋三大方向：傳統社福機構的營運智慧、海外研發的創新模式，以及加盟式社企的實驗案例，旨在探索香港社企的未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