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目錄
藝團：擁有藝術空間 才能栽種社羣
走進大埔藝術中心四○三室，午後陽光穿透一排窗戶，灑落寛廣的工作室。小息跨媒介創作室的藝術總監陳冠而（Fee）笑言：「這裏是號稱最好睡的工作室。」她將一邊腿安放窗壆上輕輕拉筋伸展，眺望毗鄰的林村河，河的兩岸翠綠連綿。Fee說，臨近日落時分，有時會看見成羣白鷺飛掠而過。
藝術家以外，Fee也是大埔街坊，從住處步行到中心，只是十分鐘路程。對她而言，這裏不單是工作室、排練室、表演場地，更是「四○三社區中心」，「你看這裏『雜崩冷』的程度就知道，見到有瑜伽墊，又有芭蕾舞裙，又可以打沙包，又可以跳鋼管舞⋯⋯我有時也會帶兒子來，他會帶同學來玩耍，又變成playgroup」。
Fee說，她在藝術中心有三重身份：藝術家、母親、大埔街坊。
自主場地 創造可能
看似日常平凡的社區氛圍，但卻是經年累月結出的果實。四○三未成為「社區中心」前，只是一間空蕩的課室，皆因大埔藝術中心的前身，是大埔官立中學。Fee於二○一三年搬到大埔，正為劇團苦覓固定排練空間，得悉將有表演藝術中心落成，自然滿心期待，「其實我也覬覦了很久（笑）」。但這一等，便是差不多六年後。
是大埔藝術中心四○三室，也是「403社區中心」。
中心啟用不久，碰上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當社會進入無了期的隔離時代，追求實體對話與交流的劇場隨之關上大門，劇場人手停口停。二○二○年二月，藝發局推出「藝文界支援計劃」，藝術中心租戶獲免租三個月，其後獲減租七成半。Fee憶述：「首輪租期這裏都是凝固狀態，是到第二輪租期、二○二二年這裏才開始蓬勃起來。」
隨着公共設施解封，人們重新走進劇場，如旱地逢甘露，空間開始發揮價值，藝術的種子得以慢慢發芽。Fee強調，在大埔藝術中心公開演出，毋須申請娛樂牌照，其空間的彈性和自主度，造就各式各樣的可能性，「不一定要有觀眾席，可以有好輕盈、好cosy的演出，可以席地而坐」。她又解釋，康文署場租貴、限制多，申請還要經過行政手續和審批程序，但在大埔藝術中心並沒有這種壓力，「我現在馬上宣布明晚開show、公開賣飛，是完全合法的。」
「 小息」以當代表演為探索核心，關注人的生活狀態。
劇場聚首 久久不散
這裏的劇場獨特之處在於，曲終未必人散，落幕才是開章，演後觀眾留下促膝夜談，還促成劇場人久違的聚首。Fee說，這種藝術與社區共融的氛圍、與同業交流的空間和機會，正是香港劇場多年以來欠缺的，「演出完了，人不會走，有一種『不走』的氣氛，就坐在這裏聊天，沒有散場，也沒有人關燈，除非我去關（笑）」。
Fee說，惟有屬於自己的空間，才能育成性格和社羣，「我們（小息）只是host，媽媽們、小朋友、來排練的人才是使用者，慢慢便會形成社羣⋯⋯在這裏我們可以插花、沖咖啡、弄得很舒適，很適合睡覺。慢慢人們就會覺得，這裏好像有一小部分屬於自己」。Fee認為「擁有」是一種氛圍，她觀察到人們的身體在這個空間逐漸卸下拘謹，「他們進來會直接攤在墊上、爬到沙發、欣賞河景⋯⋯你不會在文化中心看到這些畫面（笑）」。
拆牆七年 讓社區走進來
七年，對一個社區藝術中心而言，是一個怎樣的數字？
Fee直言：「十分短。我記得耕田的朋友說過，七年很短，種田一年是一個周期，所以七年之後，我只是試了七次。人建立關係網絡也像這樣，他們要慢慢信任你，開始建立活動足跡、生活習慣，習慣這個空間是可以走進來。由（中心）有圍牆，到拆牆，到人們願意走進來，到枱上有人玩boardgame，據我觀察，起碼用了五年時間，到今年第七年，開始有人在這裏漂書。」
一如很多排練室，「小息」的工作室也有一面大鏡，但沒有裝到牆上，也沒有固定，就這樣倚牆安放地上。為何如此隨意？Fee一派輕鬆地說：「都唔知幾時要走，裝咗可能又要拆，費事麻煩。」
Fee在四○三室眺望林村河
劇場：有更多人一起等待日出
晚上九時多，甫踏入大埔藝術中心五樓的Central Perk Studio工作室，就見劇團日出前劇場（日出前）一眾成員有的攤在沙發上，有的窩在睡袋，有人吃快餐，大家像在家裏一樣舒適。劇團六名成員分別是嚴頴欣（Fiona）、歐啓發（發仔）、李肇桐（小龍）、董朗生（Hugo）、嘉霖及黃瑤，當日除了黃瑤外都在工作室，數年的創作時光，他們細說從頭。
日出前劇場會在演出結束後擺放留言簿，讓觀眾分享感受。
恆常練習 讓藝術發生
二○二二年三月，嚴頴欣在Facebook看見大埔藝術中心招租的貼文。當時劇團已「埋班」，但名字也未有，就由其中四人入紙申請租用工作室。嚴頴欣表示申請時信心不大，意想不到有回音，並且有三個單位選擇；當時眾成員畢業不到三年時間，大單位的租金無法負荷，還要等到第二輪有其他租户撤出，有個可以用五千七百元租用的小單位，才決定遷入大埔藝術中心。
租用工作室的初衷，是希望有一個地方可以「恆常練習」。後來慢慢發現工作室的重要性不止於此，除了排練，原來在自己的工作室開會也方便得多，因為會比較集中，沒有時限，如果說起對表演場景的想像時，也可以在工作室立即試行。演員們比較活躍，在工作室開會可以吵吵鬧鬧發揮創意，也不怕影響其他人。
至於「恆常練習」是做甚麼的呢？有時是做形體和舞蹈練習，有時是讀劇本。後來在租約工作室半年後，日出前成立之前，他們因讀了劇本而嘗試舉辦讀劇演出，是讀編劇李偉樂的原創作品《火車之約》與《電話維修員》，當時工作室空蕩蕩的，連椅子也不夠，要向樓下大細路劇團借，只能容納二十名觀眾。這個演出是免費的，但眾成員還為觀眾準備了飲品以及冷萃咖啡。
Hugo說：「現時回想，豁免娛樂牌照，這個空間的大小，已經定奪了之後劇團的發展，如何拉近與觀眾的距離。」發仔回應：「很多藝術創作，因為有空間發生，作品才會出現。」Fiona補充，眾人是自由身工作者，初出茅蘆未必每個月有工作，大家檔期上夾得來就會思考可以做甚麼創作。於是眾人開始在工作室舉辦大量小型演出。
受訪的日出前劇場成員，包括（左起）李肇桐、董朗生、歐啓發、嚴穎欣及嘉霖。
從讀劇到演出 持續地實踐
二○二四年一月，日出前做了創團作，編作劇場作品《接近日出前一刻》；四月開展Blue Hour Stories讀劇系列，做了第一個作品《真心有L病》，排練二十多個小時就上演；八月又做另一個作品《我們都一樣》，但這次不是讀劇，而是利用工作室空間做一個有走位的完整演出。二○二五年四月，日出前在藝術中心黑盒參與了《荷里活有單大生意》的製作，Fiona更憑作品奪得兩個導演獎。
工作室空間不大，可容納觀眾人數也不多，在每一個座位都由成員安排的情況下，他們笑說記得最高紀錄是接待三十八位觀眾，非常可怕。但在工作室演出也有一個好處，是可以隨時加場，在正規場地是不可能的，現時大部分演出需要先做一個星期，有了口碑，第二個星期才能夠追票房。以上演出都是成員自資，票房最後都超過八成，不過其實每位成員的酬勞也不多。
當然有些收穫不能以收入衡量。Fiona說：「實際面對觀眾的經驗或者搞團的經驗，全部都是透過在這裏做演出學回來的。」有空間持續學習，持續實踐，對導演和演員很重要。小龍說有這個空間很奢侈，因為可以用兩個星期時間在觀眾面前演同一個角色，如果表演的演期很短，演員常常剛觸碰到角色的內心，演出就結束了，在這裏卻可以反覆在觀眾面前表演，透過觀眾反應知道自己的演繹是否有效。
Hugo補充，因為空間細，演員與觀眾距離很近，所以能夠看到每一個觀眾的表情，感受到他們是否專注，這點對演員來說也是很好的修練機會。
因為入紙申請藝術工作室早於團名誕生，五○ 四室的名稱是Central Perk Studio。
街坊觀眾 與社區一起成長
在工作室的演出，也讓日出前累積了獨特的觀眾羣。因為工作室關門時間可以自己決定，又有條走廊讓觀眾可以聚集交流，成員常常在表演後與觀眾傾談，了解他們從哪裏來，演出有沒有勾起他們甚麼感受，發現有些觀眾是從未看過劇的大埔街坊，因為社交媒體或海報就來看演出。平日Fiona在附近見到街坊觀眾，也會點頭打招呼。嘉霖說後來《真心有L病》在石硤尾JCCAC黑盒劇場上演，有些觀眾是陪日出前衝出大埔。
六人之中，小龍本是大埔街坊，Fiona和Hugo後來因為想居所更近工作室而選擇搬入大埔。小龍說自己進駐大埔藝術中心前有個美好的盼望，因為香港很少有排練室不在工廠區，而在市中心，風景有山有水，有流動的人，很有生氣，貼近人的生活。雖然日出前不是做應用劇場，但在工作室做的演出，都有種「落區」演出的感覺。所以小龍的盼望是，「會不會有一個區可以衍生出藝術產業，是能與社區一起成長的？」「林村河給了我很多靈感。」Fiona也道。
有屬於自己的工作室，排練時會因為有安全感，能夠跟創作伙伴傾吐心底話；思考調度時得心應手，因為知道有甚麼東西可用；工作室能夠變成表演場地，怎樣佈置也可以；演員因為熟悉表演空間，放心靠近及感應觀眾；劇團可以彈性決定觀眾人數與演期，在一次次小型演出中累積與街坊和社區的關係。這些香港劇場難得的滋養，讓日出前在兩年間躍升為最受矚目的新進劇團，各成員也漸漸成為獨當一面的創作者。這些難道不是一個藝術中心的KPI？
空蕩蕩的工作室，在成員進駐四年後充滿生活痕跡。
盧偉力：藝術中心之死 不止是走回頭路
新域劇團於二○二二年十月進駐大埔藝術中心，是第二輪租期加入的藝團，也是「小息」工作室在四樓的「鄰居」。訪問當日，四○一室大門上已不見任何租戶的標示或門牌，新域劇團藝術總監盧偉力推開門，只見一個空蕩的單位，隨意擺放着譜架和大型樂器，「這些東西不是我們的，我們今年六月底就搬了」。
盧偉力於二○一四至二○二二年間，擔任藝發局藝術評論組主席。
盧偉力憶述，早於二○二五年初，劇團已收到民政署有意收回藝術中心的消息。二○二五年九月，本來三年長約變成半年約，由於新域已計劃今年五月演出舞台劇《小城之春》，劇團只能繼續續約。不過，顧及劇團未來營運安排，他最終決定在今年六月搬遷，「搬辦公室也要用兩至三個月，所以最後階段無辦法在上面（四○一室）排練，還是要租下面二○一室」。
曾任藝發局委員、藝術評論組主席的盧偉力任內看過大埔藝術中心的設計圖，亦多次到場視察給予意見。盧偉力解釋，藝發局當年參考了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的藝術村管理方式，「空間上可以令很多藝團以較平價方式營運，也對藝術生態發展有好處⋯⋯大埔其實開始形成（生態），但是時間很短，因為大家最初剛剛搬進來，又有疫情⋯⋯要形成生態，最少需要數年時間」。
管理文化 「以人為本」
盧偉力慨歎，藝發局當年由「拍板」到落成藝術中心，算是很有效率，「但想不到還不及它（大埔藝術中心）開始到離開的時間短」。由藝發局委員轉到中心租戶的視點，盧偉力眼見藝發局在大埔下過苦功，他尤其記得，在二○二四年底，中心主管曾安排新域、城市當代舞蹈團等數個藝團，會見大埔區內中小學的校長，協助租戶擴大藝術接觸面。他又認為，中心管理文化做到「以人為本」，對用家友善，即使排練或演出過了時間，職員也不會驅趕。
回望香港藝術發展史，盧偉力認為，如今香港藝術界面對的，不單是一個藝術中心的結束，而是一個重大生態危機。他提到，政府曾於二○○○年成立「文化委員會（文委會）」，文委會經諮詢業界後，於二○○三年向政府提交《文化委員會政策建議報告》，強調六大原則，其中就包括「以人為本」及「民間主導」。他直言：「近幾年政府的做法，不止是走回頭路，而是直接取消了『民間主導』」。
書店：藝術中心的門戶，一間「商店」
在去年或以前踏進大埔藝術中心，第一眼看見的並不是藝團的宣傳或表演，而是樓梯口「解憂舊書店」的木造移動式招牌。與二樓以上的表演場地與藝術工作室有別，藝術中心地下和一樓，招租的對象是餐廳、教育機構和商舖。前兩者都是有特定目的才會內進，唯獨「解憂藝術書店」，是一個毋需光顧都可以安心停留的地方。曾經作為藝術中心的門戶「商店」，一切要由位處林村河對岸的寶湖道街市說起。
Phyllis在寶湖道街市經營着「解憂舊書店」，售賣各種二手書籍。有天一位熟客私訊告訴他，一河之隔的舊官立中學正在改建成藝術中心，並且正在招租。身為愛書之人，Phyllis一直都希望更多人接觸到書的樂趣，而藝文書籍，似乎與一個有潛能的藝術中心十分匹配，但是當她得知招租詳情後，只有十天時間便告截止，自己來不及申請。在社運的動蕩下，無人申請商舖，藝術中心低調開幕，地下和一樓的大部分單位仍然空置。兩年後藝術中心再次為地下和一樓招租，這次Phyllis有充裕的時間預備了：她看準地下最小的單位，租金下限非常低，完全是可負擔的水平；但Phyllis也怕有其他人眼光與他一樣，為保險計，還是同時申請旁邊的單位作第二志願。
最小的單位有人出價更高，這間「解憂藝術書店」的面積比當初想像要大一倍；再加上正值疫情高峰，雖然藝術中心作為民政署旗下場地，有許多減租免租安排，但當時根本沒有甚麼生意額，為了省錢，Phyllis決定自行裝修。這個面積絕對要比寶湖道街市的舖位大很多，也容讓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解憂舊書店」現時繼續在寶湖道街市營業
藝術書店柳成蔭 連繫藝術中心內外
由二○二二年正式進駐，這個在藝術中心的獨特空間不止裝了很多藝術、文化、建築、音樂、社區的書本、雜誌、光碟之外，也裝載了許多跨界合作的可能。在這個特殊空間，曾經辦過音樂表演—音樂家還把小豎琴送給書店，自此成為書店的裝飾。Phyllis回憶起，那裏曾經辦過陶瓷班，更曾經辦過劇場，例如香港教育劇場論壇的一人一故事劇場《偶說事》，又例如或者劇場工作者「人仔叔叔」也曾利用書店空間做劇。「全棟藝術中心都有可以表演的牌照，包括書店。」上述的活動大多與樓上的藝團和藝術工作室有關，書店成為了整棟中心的串連場所，大家對於可以這樣互相串連，都有打從心底的喜悅。
除了團體之間，書店也連繫了許多「外來朋友」。有朋友多次在藝術書店舉辦「大埔讀書會」，翻查他們的IG帳號，近兩年間至少舉行了十二次，題材就是講大埔的《大埔故事》，到邀請雄仔叔叔讀詩，再到討論女性主義、本地短篇小說和暢銷工具書籍都有。筆者曾經有幸參加，記得有參加者說自己來自港島，會為了參與讀書會而搭一個多小時車進入大埔，藉此機會認識到座落於藝術中心裏的書店。舉辦讀書會的街坊為了支持這個場地，更把收費都變成書店專用的書券贈與參加者，讓他們有機會再訪。
解憂舊書店接收大量書籍，以往藝術書籍會在大埔藝術中心的藝術書店寄賣。
在藝團、街坊等許多有心人織網之下，書店捱過疫情，捱到舊校拆牆，捱到旁邊文娛中心的工程完結。人流在二○二四、二五年逐漸變多，有時在旁邊餐廳吃飯的顧客，或是等待小孩興趣班放學的家長，都會走進書店。Phyllis知道市道變好，租金續約的計劃書填寫了更高的金額，以為續約不會有任何問題—誰知在合約完結前兩日，突然被藝發局告知書店不獲續約。她接連找不同人士幫忙，也找了區議員求助，最後還是只獲暫時延遲遷出幾個月，不得不在二○二五年底離開。問到Phyllis最感可惜的地方，是那個空間所充滿的文藝氣息，以及與不同的有心人相遇，有過許多愉快的時光，現在卻被迫離開。「明明在藝術中心裏面有藝術書店，是可以作為一個地標的。」
解憂舊書店的舊招牌，以往放置在大埔藝術中心入口當眼處。
書店仍然在中心的時候，可以舉辦很多活動甚至演出，現時在街市的店舖是不能進行的。
在宏福大火後一日 臨界藝術節
在大埔藝術中心，曾經出現過一個大型的表演藝術活動，名為「臨界藝術節」。
根據網頁資料，該活動為「旨在向廣大香港觀衆推廣多樣化現場表演的藝穗節」，而藝穗節的傳統來自最初愛丁堡國際藝術節開辦之時，有些未受官方邀請的藝術家在正式場地外圍的邊緣場地自發舉辦演出，慢慢演變成日後的愛丁堡國際藝穗節。所以藝穗節的核心精神，在於打破傳統藝術的門檻與審查機制，只要有場地，就能讓新進創作者發表具實驗性的現場表演，讓他們有被看見的機會。
訪問劇團「流白之間」藝術總監黃家駒（家駒）時，他回想香港上一個接近他心中藝穗精神的節目，已經是由劇場導演陳曙曦等人發起，從二○一二年開始連續舉辦了四年的香港藝穗民化節，在香港多個非正式表演場地舉辦演出。而藝穗會是在一九八三年因為舉辦藝穗節而誕生的場地，但後來慢慢轉型，直至二○二四年才復辦藝穗節，然而現時藝穗會舉辦藝穗節的方法，比較像是有一段集中的日子開放大量場地給藝術家租用進行表演。「一個城市沒有藝穗節是不行的」，於是家駒便邀請導演Amy Sze合作，共同創辦「臨界藝術節」。
劇團「流白之間」藝術總監黃家駒
藝穗節最佳場地 多場演出同時發生
有舉辦藝穗節的念頭後，家駒便與同伴商量可使用的場地，他們考慮或視察過的場地包括香港藝術中心、牛棚藝術村和東蒲等，但這些場地各有租用上的困難，裏面有娛樂牌照的空間亦有限，很多設施不適合作表演之用。
大埔藝術中心由室外到室內，全棟建築物進行表演皆豁免申請娛樂牌照的特點，使之成為舉辦藝穗節的絕佳地點。黃家駒於是跟大埔藝術中心洽談，中心雖未能成為「臨界藝術節」的合辦單位，但在過程中亦願意作出不少便利安排，讓大量表演能在四日內同時舉辦。
後來「臨界藝術節」在七月進行節目的公開招募，總共收到七十一份本地申請、二十二份海外申請，另設為申請者提供更多創作支援的藝穗創作育成計劃則有三十五份申請，這個數字足以證明香港有很多創作者和表演者，只是欠缺機會與場地。家駒指除了收到常見的戲劇、舞蹈、音樂、棟篤笑等類型藝術家的申請，亦有跳K-pop的舞團、室樂團及裝置藝術家申請參與藝術節，但因為藝術節性質所限沒有選中他們，同時策劃團隊也會刻意選擇知名度較低的藝術家，給他們機會發表作品。
最後「臨界藝術節」共有超過二十七個本地及海外創作單位參與，加上與兩個大埔藝術中心藝術家工作室合作，安排於四日內進行三十四場演出及七場活動。其中一個合作的藝術家工作室，正是前文提到的小息跨媒介實驗室的小息﹒蹈場。
開幕前的意外 未知的光景
就在「臨界藝術節」開幕前一日，發生了宏福苑火災事件。於是在「臨界藝術節」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辦的開幕禮上，沒有藝術家在推銷自己的節目，反而是在討論這個時刻是否仍然要繼續做藝術，在災難前的家駒憶述當時景象，樓上黑盒正舉辦開幕禮，樓下卻有一羣義工在搬水，收集物資再分發給災民。
最後「臨界藝術節」有五個表演節目、兩個工作坊取消；多位藝術家選擇繼續進行節目，但把所有收益捐贈於宏福苑災民。本來不少節目由於較實驗性，票房已不太理想；火災事件後「臨界藝術節」刻意減少節目宣傳，最後藝術節氣氛亦與想像中的「藝穗節」相距甚遠。家駒也想知道，如沒有意外發生，「臨界藝術節」會是何種光景？
不僵化的地方 望有下一屆藝術節
家駒認為大埔藝術中心是香港少有「審查或者是行政上沒有那麼僵化的一個地方」。如果要租用其他場地，需要提早很多申請，又或者在演出半年前逐個場地打電話「執漏」，而租用大埔藝術中心的程序相對簡單；亦因為在大埔藝術中心有做活動不需要申請娛樂牌照，過往家駒邀請外國藝術家來港舉辦工作坊時，在這裏的工作室進行也相對容易，可以為外國藝術家申請到工作簽證。
家駒表示做藝穗節難以申請資助，因為其性質是在申請一刻無法向資助機構交代節目內容的，所以「臨界藝術節」本來就是自資籌辦的，最後「流白之間」在「臨界藝術節」共虧損了十多萬。本來他仍希望「臨界藝術節」可以兩年做一次，在二○二七年再次舉辦，表演節目甚至可以延伸至在大埔其他區域舉行，或安排更多以大埔為主題的表演節目，進一步連結社區。但現時大埔藝術中心去向未明，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下一屆「臨界藝術節」。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