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周文化》去年策劃「香港文學 迷霧裏重行」的封面故事，以三位本地著名作家黃碧雲、淮遠和董啟章為主，收錄新作和專訪。今次則聚焦於本地九十後寫作人，同樣兼有訪問和作品刊登，各擅不同文體和寫作語言，當中更着重寫作者身處和發表出版的地方，面對本地創作和出版自由受壓的環境，他們如何在或遠或近的距離下寫作。希望藉此專題，呈現新生代的寫作和思考，像關注的議題、個人生命經驗，共同經歷時代的寫作狀態，同樣是這一代香港的書寫隱喻。 在拍攝封面相的時候，攝影師建議筆記簿要有一行字，寫什麼則由我決定。於是我急忙想了想有哪一句能代表今期封面題目。忽然想起最近朋友借我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的《布拉格精神》，閱讀時我在筆記簿抄下好幾段深有感受的段落，碰巧也是朋友摺角的書頁。 封面手抄的這句，來自克里瑪和美國作家Philip Roth的對談。他們談到捷克作家的處境，民族的嚴酷命運意味很多強制性的主題，作家受環境所迫而寫。對於寫作人來說，外部的壓迫限制，或會窒礙思緒和下筆，苦苦掙扎，混雜各樣情緒，甚至失語無法書寫。而克里瑪長年受極權統治下，生活處處壓迫和不自由，但他依然繼續寫作，尋找發表空間、傳閱的機會。苦難中，他深切體悟到，寫作是個人能夠守住的最後場所。 於是他一直寫下去，寫下捷克文學重要一頁。「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的誕生是創作者抗議的吶喊， 抗議籠罩着他、他的前輩和他的同時代人，以及他的時代和他的語言的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