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故事這麼難說。如果換成英語，在外國出版，香港故事又該如何說起？近月， 美國出版巨頭之一的Random House推出一本香港為題的新書——《THE IMPOSSIBLE CITY: A Hong Kong Memoir》，於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地的書店上架。藍色主調的封面，隔着佈滿水珠的玻璃，高樓與山峰的城巿輪廓朦朧可見。
作者Karen Cheung曾任記者，撰寫英語報道文章。如今首次出書，她不刻意寫外媒呈現的香港印象，不是夾在大國間的政治角力，而是從自身故事出發，如成長家庭、搬家經歷、精神健康診療等，進而深入探討背後的觀念和社會問題，兼具文學筆觸和梳理脈絡的條理，以人性化的生活日常，觀照香港人共同經歷的時代。
她說：「我想讀者可以把香港人當作為『人』。外地媒體講香港，想將城市的struggle變成某個議題的代言。很多時候你會忘記那個地方真的有人生活，而那地方的人所經歷的，跟你不是差太遠。」
香港在英語出版世界
二◯一九年反修例運動爆發，香港旋即成為國際新聞焦點。其時不少外國出版社計劃趁着關注熱度，出版香港主題的書。Karen曾是本地英語新聞記者，也為外媒採訪撰文，但外國出版市場對她來說，始終是很陌生的世界。
當時曾有編輯聯絡她出書，但她交過大綱後，對方指其內容只有香港人才明白，找不到外國讀者巿場。後來她找到另一個代理，是在紐約工作的美籍華人，一同修訂出版計劃書，最後聯絡上Random House出版。她首次出書便交出逾八萬字的作品，從沒試過寫如此長篇幅，她自言未必夠班，「但我很清楚世界對香港的專注力就只得這麼長的時間。我也擔心那時不去嘗試，我十年後都未必有機會有出版社會肯出一本個人的香港的書。」
她指，這類能進入外國巿場的書籍不多，一般而言出版社都想定位成「只讀這本就可以了解到（香港）的作品」。她不認同，甚至在文中提醒，不要當讀完這本就夠。「我要明確講自己的privilege是什麼，成長背景如何，讀什麼學校，這些事都影響我跟你說故事的寫作手法、訪問的人，以及為何對某些羣體議題有興趣，並由讀者決定有哪些是合理信服，或不認同。」
於是，她寫下她的香港故事。那些未必為外國主流凝視、但港人總有共感的日常掙扎。
不只個人經驗 要說更完整的故事
Karen的個人寫作往往是在散步的時候。路上她總會浮想起不同事件，儲下思緒想法，都是念茲在茲的重要題目。「其實我一直都知道那些議題是什麼，但我要慢慢用時間去儲材料，讓我知道怎樣才可以完整砌成讀者明白的文章，而不是只描述那時的情況。」
例如寫關於精神健康的題目。她寫到自一四年起受精神健康問題困擾，進出精神科醫院。在那段深陷抑鬱的日子裏，她只能記下診療流程、醫生對話、病房情況等的零碎資料，每當她想開始寫成文章，便發現根本寫不下去，還未能消化種種情緒，「除了說自己很慘，讓人知道事情很恐怖，就沒能帶出其他訊息。」
直到去年， 她終於寫成了書中一篇〈Through the Fog〉，從個人經歷的痛苦，說到本地學童自殺、社會精神壓力病態，而她要說的更是重重迷霧背後的癥結。「我已經在那個醫療制度浸了很久，去門診、公立醫院已好幾年，亦都做了足夠的資料搜集。我知道這個故事，不是某一晚去哪裏，不是入院的經歷，是整個精神科公立醫院的制度，當有社會事件時，它會怎樣爆煲呢？我想去回答的那個問題，就是這樣一回事。」
另一個Karen重視的題目，是家。
例如家庭的家。她寫土瓜灣唐樓的早年生活，也談親情。她指自己寫作的角度較老套，如孝與不孝的衝突，傳統儒家的思想和現實中家人相處，以至此心安處是吾家的渴望。
還有住屋的家。她形容過往搬屋「搬到痴線」，篇章直接以〈Twenty-two Roommates〉為題，是說她幾年間六次搬家的合租室友人數，她也常說笑道，在香港只要兩度分隔的距離，就會找到一個曾與她同住的人。除了搬得頻繁，她描述住屋的環境見聞也有點「痴線」。所以她再擴闊一點，談談香港人對家的價值觀，也爬梳資料，探討嚴峻的土地房屋問題。
「我知道個人經驗一定要講到某個更broad的對話。否則，這不是所謂香港人的故仔。」她說，不是隨便更換城巿都能成立的個人故事，而是社會文化的部分，或者那些議題如何切身地影響每個人。
寫給本地與外國的讀者羣
雖說此書於外國出版，在寫作上，由叙事解說、交代歷史脈絡，到港人共同的貼地生活，以至刻意保留廣東話語感和句子等，都不禁一問：寫作時可有想像讀者羣是誰？ Karen坦言：「這是我一直都不是很答到的問題。」
她解釋，寫作時，很清楚哪些部分寫給自己人看，哪些部分為了解釋給外國人。「我覺得是明顯的，有些很個人的地方，譬如講到橫洲，香港某些圈子的人會知道發生什麼事，但也會有些即使在香港長大、生活的人，是沒留意到，可能聽過橫洲這地方，知道拆村，但未必對件事有理解。有些議題是兩邊都有讀者，但中間的位是很亂。」
因此，Karen以文學寫作方式呈現，闡釋一些本地讀者已知或舊有的資料，「想令他們覺得有少少被看見的感覺，和自己經驗吻合，在書中見到自己的影子。」她也明白，對於大部分外國讀者，必然需要一定程度的解釋性文字，「因為太多事情是他們都沒可能知道，例如講『地產霸權』，都未必很明白這幾個字在香港脈絡下是什麼意識。」
她表示沒可能兩邊都做到。「寫到合適的距離，讀者見到他明白的東西，但promise一些他未必明的東西，就是合適。我跟朋友說，你不需要我介紹西環，或者深水埗仕紳化問題。至於九七、◯三、一四年，有歷史的距離，知道那幾年有什麼是significant。所以在排序方式上，前面部分是較淺，愈後就愈dense，較多資料性和人物出現，討論的議題重了很多。」例如講本土地下音樂，資料豐富，加插多位音樂人的看法，她坦承對外國人來說「幾lost」：「不過記錄性質有少少不同，音樂圈記錄和資料整合一直都不多，所以像archive的工作。」
語言的距離
以英語寫香港，要處理的難題，還有語言表現和距離。
Karen一直以來對此素有思考，因為是其生活經驗長年面對的狀況：她由小學讀國際學校，升上本地中學，已感受到同輩英語能力和使用習慣的差異，牽涉背後更多階層和身份的討論；加上後來以英語寫本地新聞，也合辦過以英語為主的本土音樂文化雜誌。如今寫書，自然亦是無可避免要處理的。於〈Language Traitors〉中，她洋洋灑灑講述對兩種語言距離的書寫經驗和想法。
「日常身邊聽到的語言，和我寫的語言，不可能沒距離。那距離有時還要幾大。」她指，廣東話的對話實在太獨特，「一些用詞和語氣，無論用英文怎樣譯、放進quotation mark，都沒有可能準確地呈現出來。」
書中一些用語保留為中文，既出於翻譯問題，也是情感表現。「在情感上，一定要用那種用語，我才覺得那是我成長的經驗，不可以將它好似改變成不同的模樣。英文是我接納了、很熟的語言，但始終那距離，在我日常生活中，不是很能越過。我只可盡能力地，將距離拉得愈來愈近。」
她明白每個人經歷一個地方，一定有自己熟悉和不熟悉的部分。「我寫的時候，就很清楚：I cannot write outside what I know either。」她只能寫到自己熟悉的事物，而正正提供了多一個認識香港的視角。「我所熟悉的純粹未必多過之前寫英文的人，但範圍闊了，希望香港會出現的英文書籍寫的東西會多些。」
無法處理的創傷
以回憶錄的寫作，她想趁這段時間寫下她記得的人和事。不過，她也指出回憶錄的叙事者是一個她抽出來的人，講出香港不同方面的東西，並不等於她所有東西的經驗。
在書寫成長經歷、精神健康問題等創傷時，她憶述並非很痛苦的寫作，「因為我已經經歷了，那件事對我來講已經完了，情緒都已經過了，才能夠寫得出來。」然而，當這部回憶錄來到近幾年的叙述，便明顯轉為較凌亂的片段式寫作。
「是的，我都見到有分別，愈後愈亂，碎片愈來愈短，時間性也跳得短。」她想到曾經讀過專寫創傷的網上寫作班，就談論到非虛構寫作的片段式：「因為你無辦法將它come together變為一件事，因為所有事都未處理到，或者根本沒有一條線。」人們期待創作能呈現故事的開始、發展，到完結。她說：「很多時創傷，尤其是ongoing的時候，你沒有可能做到這樣。首先沒有完結，二來不是所有事都教到你任何東西。」
她說，尤其是寫最後一個章節時，見到人們離開，環境變得不再一樣，「但我沒法完整地砌一件事出來。我砌唔到。」那章節的篇名，起題是〈A City in Purgatory〉。煉獄的過渡狀態。
不可能的城巿
作品出版約一個月多，Karen收到許多外國的朋友在三藩市、紐約、倫敦等地的書店傳來照片。而截稿之時，香港只有幾間獨立書店入書。
「對我來講，如果可以多些人關注這個地方，啲人就捱得更耐，才會見到有改變的機會。如果大家都覺得呢一刻無㗎啦，在我們有生之年見到的香港都是這樣，其實都幾絕望。」她說。
想起書名形容這座城巿為「不可能」。
Karen指，是由編輯提議，讓讀者一眼見到簡單又突出的書題。「我覺得某些位都啱。現在我們面對的情況，是很impossible。並非指不會發生的impossible，而是有咩可能贏？打擊工廈音樂、房屋問題、精神科醫院逼爆問題，都不會贏，或贏的可能性好低，但有些人還在嘗試。香港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PROFILE
Karen Cheung，曾任本地英語新聞記者，撰寫政治、社會，音樂等方面的文章，報道散見於《紐約時報》等外國媒體。曾合辦獨立網上雜誌《Still / Loud》。今年二月出版《THE IMPOSSIBLE CITY:A Hong Kong Memo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