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墓，是一個人存在過的證明。逝者不只存活於親人的記憶之中，他們的腳印也遍佈在歷史長河之中。有冒險，有拼搏，有戰爭，有逃難，有漂泊。 所謂歷史，正是由無數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生命，交織而成。 願意了解自己親友的故事，固然難得；但是願意花時間了解非親非故之人的故事，更加難能可貴。生者怎樣看待那些素未謀面、寂寂無聞的逝者，大概能夠折射出一座城市的記憶與遺忘。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反映歷史的墓地，說多不多，說少不少。本刊走訪不同墓地，分別從日本語教師、居港俄羅斯人、啹喀兵後裔和社工的口中，了解四段幾乎被主流社會遺忘的香港歷史。 我們聆聽逝者的點滴，也感受生者的內心悸動——既然與逝者根本互不相識，到底是甚麼驅使他們不斷傳誦逝者的故事呢？

由英華女學校委約，著名導演張婉婷歷時十年攝製，追蹤六位女生成長故事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自去年首映後即引起熱議，2月2日正式在戲院公映。 本刊於2月5日凌晨獨家披露紀錄片中女生阿聆萬字長文和阿佘專訪，表達出對拍攝倫理的質疑及對公映不滿後，事情急轉彎，輿論洶湧，張婉婷導演於當日下午宣布停映，惟優先場及正式公映四日的票房已逾千萬元。 爭議持續，關於紀錄片倫理的討論不絕。本期封面故事詳細記錄事件時序和歷程，也就着紀錄片倫理議題開展理性討論，思考前路。除邀得資深紀錄片工作者麥海珊和潘達培分別撰文，闡述紀錄片倫理的基本規則，也分享個人拍攝經驗的一些感悟。同時，本地紀錄片工作者不無反思，但認為不用太負面看待事件，可當作教育公眾的機會，趁此加深觀眾對紀錄片的認知，及了解本地紀錄片存在已久的生態。

人生一個甲子過去， 歷盡滄桑以後，手持一張長者咭，從此就只能被社會劃分為需要「被照顧」的羣體——老人？ 本刊接觸剛跨過這個分界線的三個老人，他們以行動打破「社會負擔」的偏見，探索人生下半場的不同形狀。有人選擇成為長跑教練，鼓勵同伴及弱勢社群重新上路，在奔跑中鍛鍊身體與心志；有人創業僱用同輩，慰勉他們發揮一技之長，一同尋回對生活的目標；有人重拾年少排球夢，帶領其他長者出賽，在球場上揮灑熱血。不止貢獻社會，更是由一班少老扶持更老，令這個羣體繼續發光。每個人都會老，但不代表人生走入垂暮。從他們的故事裏，我們看到了期待老的理由。

每個買樓的香港人都是世一，因為香港連續十五年被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c評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的城市。儘管如此，許多香港人仍然迎難而上，懷裏有個上樓夢。 買樓恍如香港的神話，一代接一代述說—但是，轉變了。新世代不再奉買樓為圭臬，最新報告指逾四成三十至三十九歲港人與父母同住，即每五個人有兩個選擇「住屋企」，比一九九三年增加一成半。 本文從六十年前售樓書說起，看香港人置業夢是從何塑造出來；並從客觀數字、學者分析與青年親身說法，探討為何新世代不想再買樓？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道理眾所周知，時間，我們留不住，但是有一樣東西，我們可能在時光中留得住，說的是那些一代接一代，家傳下來的味道—水餃。 水餃本來是北方人的主食。百年前，隨人口南移，水餃也成了香港人的其中一種主食，很多家庭尤其冬至和農曆新年前，都會包水餃。每家每戶都有自己的家傳秘方，例如用甚麼麵粉、怎樣混合、配搭甚麼餡料，甚至微小如蘸點的佐料 ，內裏既包含家庭個人口味，也蘊含各地人因應地勢和社會經濟狀況而變化的民族智慧。 年復年，代復代，現在我們吃的那一隻水餃，不管在家吃的，還是在外在店吃的，你又想過它是怎樣落地生根的嗎？這一期我們拜訪南移族羣的「水餃大師」，看看他們手中的水餃又變成了一個怎樣的模樣？

攝影是，歷史的載體，光影的痕跡。每一個攝影者揹上相機，按下快門，記錄每一個關鍵的瞬間，為影像賦予更深刻的敘事和意義。

聽見香港獨立音樂

你還記得剛才那一頓飯吃過甚麼嗎？飯菜中包括甚麼材料， 又用上甚麼調味料？ 想不起？你有多久沒有「吃好」一頓飯──或者準確地說， 你有多久沒有感受生活的細節，包括剛才那頓令你感到溫飽、滿足或安慰的食物？ 二〇二五年，世界依然動盪，香港也在年終之際發生令全城哀傷的憾事。面對外在世界，我們無法立即帶來改變；但回到自己，我們可以選擇，由明年之始──甚至下一秒開始，借靜觀飲食，慢慢呼吸，好好吃飯；從細微之處，找回自己的節奏，找回自己。

馬年到，讓我們談海馬。 陸上有馳騁的馬匹，水下也有瑰麗的海馬。 海馬，學名 Hippocampus 源自希臘神話的馬頭魚尾海怪（Hippokampos），讓我們一探這小生物有多怪。

古時造字，要有豬才成「家」，但現在香港豬正面臨遽變，小豬農減半，大集團進場。 全港有四十三個豬場，因應北部都會區發展，估計有二十二個豬場須陸續搬走，其中五個要明年或之前遷出。 元朗公庵路順利農場是首批被逼遷的豬場，第二代豬農黃碩鋒頓成三失， 失業、失去家園、失去方向。政府估算賠償約一千六百萬元，但現在覓地再造豬場單是地基工程要四千萬元。 政府解決方案是興建多層式養豬場，政府出地、豬農出錢興建和營運；申請門檻是至少飼養五千隻豬，而黃碩鋒的豬牌只有一千五百隻；據知現時本地最大豬肉零售商建華集團已經投標。 黃碩鋒絕望道，他不是要錢，只想繼續養豬：「但我夠膽說無幾個香港豬場可以復到業。」小豬農勢必減半。 政府應否幫助這班小豬農？本地豬供應若傾側大集團有何影響？ 多層式養豬場又是否可行？ 我們會失去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