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個早上，陽光的明媚，驅走了墓地的陰冷。
墓碑旁邊長着一棵櫻花樹，正好開出粉嫩色的櫻花。偶然微風吹過，櫻花隨枝葉淡雅悠然地擺盪着。
櫻花雖少，但它所帶來的生命氣息，與墓碑承載的死亡象徵，在這個日本人墓區中，相映成趣。
跑馬地香港墳場於一八四五年啟用，主要安葬基督新教徒。或許，大家每次經過時，總會被它的西洋氣息和古老墓碑風格所騙倒，以為長眠在這裏的，大抵都是香港早年的外籍人士和高級華人。然而實情是，還有約四百七十名日本人安葬於此，有軍人、企業高層、外交官和妓女等等，人數比華人還要多。
廿多年前，廿五棵河津櫻樹苗從日本空運到港，其中十四棵種在香港墳場。不過到了今日，只有六棵仍健康生長。訪問時正值春天，有幸遇上它開花。
到達這個日本人墓地之前，必須爬過一個又一個斜坡和樓梯，在急促的呼吸聲中消耗一定的體力。因為這個日本墓區獲分配在墳場最邊緣的位置，反映了以前日本人在香港社會的地位。
這些日本人為了甚麼飄洋過海來到香港？他們又因何緣故，會在香港這個異鄉黯然離世呢？大家可能會直覺地聯想起「三年零八個月」，然而在更早之前的明治時期，日本人就已經開始在香港這片土地上拚搏，留下大大小小的足跡。
從事日本語教學多年的侯清儀，十多年前起持續研究戰前的港日交往關係。他翻查舊報紙報道、搜尋日本歷史檔案，又根據一些與墓主有關係的企業名稱、政府機關、家族成員和社交人脈等等，順藤摸瓜，整理出一幅戰前的居港日本人面貌。
他發現，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人眼中，香港猶如一個「冒險家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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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川溫作——日本陸軍少尉魂斷香港
首名被安葬在跑馬地香港墳場的日本人，相信是日本陸軍少尉湯川溫作。他的墓並不是位於日本人墓區，而是夾雜在西洋色彩濃厚的墓碑之間。侯清儀說，跑馬地墳場啟用初時，未有劃出日本人專區，通常「見有位就攝」，湯川的墓也是如此。後來因基督教徒不滿日本人祭祀時燒香，墳場方劃設一個專區予日本人，就是如今的日本人墓區。
日本傳統不流行厚葬，墓碑大多簡約低調。侯清儀說，湯川溫作的墓之所以那麼高大和精緻，是因為西方人替他立碑；如果是日本人，「一定不會建得那麼厲害的。」
侯清儀說，湯川在日本軍校讀書成績斐然，名列前茅，屬於日本刻意培育的軍隊精英，故獲得赴法國留學的機會。湯川在法國留學六年，考上頂尖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但是大學首年患上腦疾，只能乘船返回日本。一八七八年六月，當船抵達香港這個中轉站時，湯川的病情惡化得非常嚴重，最終在香港離世，終年廿二歲。
湯川身為一名日本公民，當時能夠埋葬在跑馬地墳場乃史無前例，全因他在法國船上離世，加上法籍船醫替他簽發死亡證，不但能夠安葬在跑馬地墳場，墓碑設計更糅合了日式和西式風格，並且寫有法文字。
一八七二年的陸軍省文件，顯示湯川以「幼年生徒」身份赴法國留學。（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湯川生前未曾在香港求學或生活，對於香港來說，他純粹是一隻「路過蜻蜓」，但是侯清儀說，湯川的軌跡能夠反映明治維新的時候，日本人以「富國強兵」為國策，當中尤以「強兵」為重點，因此日本才會派出軍隊精英遠赴法國留學，希望他們在外國研習得來的知識和技術帶回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大文豪雨果曾在他的日記中，提及在一次社交活動中遇見湯川溫作，「我們也可以從中側面看到湯川溫作的語文能力是相當強的，所以雨果就稱讚他，說遇到一個很年輕有為的年輕人，是來自東方的。」
木谷佐喜——告別妓院浮屍海上
在墳場的另一處角落，有一名日本妓女之墓，與湯川的墓一樣，夾雜在西洋風格的墓碑之間。有關她的死亡，可以見一八八四年六月十日的新聞報道，一名船民在尖沙咀東海旁發現一具日本女子浮屍，手袖繫着石頭。
要確認女子的身份並不困難，「因為當時來香港的日本人，女人的話，十居其九是妓女來的。」侯清儀說，木谷生前留港達十年，由此推斷，她在明治早期便已來到香港，推斷她是被賣來香港從事唐行（按︰賣身到海外娼館工作）。警方到達當時日本妓院的集中地嘉咸街、擺花街和結志街一帶調查，最終證實該名女子生前居住於嘉咸街二十七號。
妓院的女同行透露，木谷在數個星期前收到來自家鄉的書信，指父親病危，但是木谷因沒有足夠的錢回鄉而甚為苦惱。再過一陣子，她就接獲父親已經離世的噩耗，大受打擊。有一天她離開妓院，便沒有再回來。
木谷佐喜相信是首位下葬在香港墳場的日本女性。
墓碑上除了寫有「木谷佐喜女之墓」，下方還刻着約六十名女子的片假名，相信是木谷的女同行，有份出錢為她立碑。「我們可以想像到，（木谷）一定是好人緣啦。第一，她在香港的日子是十年；第二呢，她有人緣的原因，離不開江湖兒女，即是肯幫人。那些姊妹來到有甚麼困難，很多事情都找她，所以她沒有錢剩，可能都是其中一個原因。」
「她是一個很有義氣的女人，所以她死後有很多得到她幫助的妓女，個個都來祀祭她，我覺得她是一個這樣的人物。」
此外，墓上還寫有木谷的英文名字「Kiya Saki」，為甚麼一名日本人的墓要有英文字呢？當時在香港工作的日本妓女，將自己定位在「華人之上，西人之下」，不會做華人和日本人生意，只會招呼西洋人。因此，侯清儀相信木谷的恩客也有出錢立碑，「西人如果真的有心想來，向她祀祭的話，都起碼看到這個英文名，就知道是這個位置。」
一九三五年，香港開始禁娼及取締妓院，遺下木谷的墳墓，成為妓院歷史的一個見證。
德永喜三——中環自戕而亡
一八七三年，日本在香港開設領事館。對於當時離鄉別井的外交官而言，由零開始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開拓外交關係，是一項極之艱鉅的任務。
墓碑依稀可見「大日本國外務書記生德永喜三之墓」。
其中一任日本領事德永喜三，在一九〇七年任內期間，在香港中環的東洋館用刀自盡身亡，自此軀體長埋於香港，令人不免欷歔，亦正好反映出早期外交官的艱困境況。其墓碑寫着「大日本國外務書記生德永喜三之墓」，雖然有關德永喜三之死的內情，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可以核證，但是從其前輩、第一任駐香港領事林道三郎的軌跡，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林道三郎精通日語、華語及英語，年僅十七歲就開始擔任翻譯官。一八七三年，他被派駐香港並開設日本領事館，是最早期的外交官。由於資源所限，他的家眷無法陪同他來港，使他缺乏任何情感支援，「仲有，當時的西人根本就唔睬佢咁滯，睇唔起佢，所以他要開始得很辛苦。」
林道三郎在香港工作僅三個月，便向上級申請返回日本。可是這個申請不獲批准，他只有勉為其難地留在香港繼續工作。他在任半年後需返回日本述職，隨即在東京自盡離世。其後人在回憶錄中，婉轉地透露，林道三郎生前承受着巨大工作壓力。
松原治三郎夫婦——死於馬場大火
松原治三郎夫婦於一九一八年的馬場大火遇難，留院一個月內相繼離世。他們生前為著名日式旅館「香港松原酒店」的東主，也是居港日本人的僑領之一，屬「有頭有臉」的人物。
松原治三郎夫婦合葬在香港墳場。
松原治三郎（左三）在一九一八年馬場大火中遇難離世。（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有人會奇怪，日本人也喜愛看賽馬？原來，日本人與賽馬的關係，在於當時的日僑互助團體「日本人慈善會」，在每年的打吡賽中投得攤檔，透過收受投注，以籌募組織經費，促進日僑的互助及團結。
本田政次郎——商界猛人肺病亡
另外，在香港墳場不難看見日本商界猛人的足跡，例如福原香世是「三井物產會社」駐港總經理福原榮太郎的女兒。「郵便汽船三菱會社」香港分店首任經理本田政次郎，當年遠道而來開拓往來港日的新航線，約一年後死於肺結核。
本田政次郎之墓
「三菱」高層合照，後排左二為本田政次郎。（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侯清儀說，上述二人「見證了日本利用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為日本開拓了國際貿易的一條很重要的通道。香港當時在亞洲真的很厲害。」
二十世紀初 戰前港日關係
侯清儀並非自小就受到日本文化薰陶，反倒是長大後出來工作，才開始受到山口百惠、日劇和流行音樂的影響，工餘時間便用來研習日語，後來更當上了日語教師。
研究日本人墳墓，源於對日本的感情，也是對歷史的興趣。「我們香港，通常講和日本的關係，就會聚焦在三年零八個月那段時間」；談及戰後時期，則是日本電器、汽車、電視劇和流行歌曲等，「但是比較少人會講，戰前日本和香港的關係是怎麼樣的？甚麼時候日本人開始踏足香港呢？」
侯清儀說，戰前日本人所佔人口不多，港日交往關係也只是維持了六十年左右，之後便開戰了，「在整個香港的歷史篇章裡面，它只是很少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對這方面有興趣，對香港和日本的關係，不限於三年零八個月的話，你回看，你覺得也有些意思的。也看到突然之間一變就變了，本來是一種民間的、做生意的關係，一變就變成了一種敵我的關係」，他慨嘆：「即是世局的變化是真的好無常的。」
他們都是冒險家
「那個年代，屍體沒有冷藏設備，唯有就地下葬，而且那時候還沒有火化，所以一定要葬在這裡，這是沒有辦法的。」
客死異鄉，落葉未能歸根，若果設身處地想像逝者經歷着甚麼，大抵也不難感受到，他們的孤獨不止於死亡的那一刻，還有死後的日子，墳墓因為無後人打理而雜草叢生，無人記念他們，無人知道他們曾經存在於世上，是一種更加孤絕的境界。於侯清儀而言，與其感歎欷歔，他更加欣賞先人敢於出海航向未知、乘風破浪的勇氣，「我們看到不同時代的人，來得海外的，我反而很敬佩這羣人。因為這一羣人你可以說他是冒險家，也是一羣很有勇氣的人，有冒險精神的。如果不是，你不會來。」
福原香世是「三井物產會社」駐港總經理福原榮太郎的女兒，離世時只有五個月大。
更何況，這一批日本人是商界和外交範疇的開拓者，漂泊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必然要克服許多困難，「全部都是捱世界的，要去開拓一個新的天地，你付出一定多，而且生活條件不好，醫療的條件不好，是很容易死人的，一個感冒就攞命了。」
逆輸出 日本人得悉墓主故事感驚訝
儘管近年陸續有墳場研究的著作面世，侯清儀依然腳步不息，不時應機構邀請帶領導賞團，詳細道來各個墓主的故事。相比起純粹閱讀書本，他認為實際到訪墳場會更加感同身受，「那個想像空間會突然之間擴大，還有真的有一件實物在那裏，就是一件活生生的實物。」
日本人墳墓之間相距甚遠，所以要在整個墳場內拜訪所有日本人的墓，必需步行許多路，上上落落，對於滿頭白髮的侯清儀來說，可謂駕輕就熟。「我成日覺得，我們行（墳場）的時候，如果看到那些人物的故事，會比較貼地一點，會比較接近我們的生活。而且他本身的故事就反映一個時代，大時代小人物。」
不只香港人，侯清儀還帶領過日本人到訪這個墓地，而他們得悉有關歷史後都感到很驚訝，「他們會覺得好得意、好奇怪、竟然會係咁樣。」因為就連日本人對於這些墓主的歷史也所知甚少，「倒返轉我們可以逆輸出給日本人，嗱，你們的祖先以前在香港是這樣生活的，他們做過這些事情的，我覺得這樣都是有趣的。」
民間歷史 仍待發掘
他更加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透過反覆講述墓主的故事，能夠觸動到一、兩個日本的有心人，繼續發掘下去，因為他相信，在日本當地索取相關資料或舊相片，可能會比身處香港更容易和方便。
他相信不少墓主的後人已不在香港生活，甚至乎不知道家族有人葬在這裏，「其實都很容易被人遺忘的，這些所謂的歷史，尤其是這些是屬於民間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