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走在跑馬地香港墳場，如若你夠眼利的話，便會發覺有的墓碑上的十字架零舍與眾不同。不用猜測，墓主必定是一名東正教教徒。近看細察，墓碑上除了英文提及墓主姓名、出生和死亡日期之外，居然還有俄羅斯文。
說起難民在香港的足印，大家大抵會想起上世紀湧來香港的內地難民，又或是八十年代的越南難民。你可曾想過，香港原來在二戰前後，也曾經成為約二萬名俄國難民的避風港？
而正正因為他們的流離浪蕩，把羅宋湯帶了進來香港，後來他們又陸續四散到其他國家。至於我們現時在茶餐廳喝到的港式「紅湯」，就是他們所遺下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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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人初來香港 墳場拍拖
居港俄羅斯人Kira Pozdnyaeva對這段歷史甚有研究，她丈夫是香港東正教會「香港聖彼得聖保羅堂」的神父遲秋農，二人於二〇〇三年來到香港。與許多外國人一樣，Kira對香港的既有印象就是李小龍，抵埗後才發覺，原來香港也有幾分像三藩市。她開頭以為丈夫在香港的任期只會很短暫，怎料一待便待了廿三年。
兩夫妻起初居住在鴨脷洲，Kira每次乘巴士經過香港仔隧道時，總會留意到隱藏在樹蔭間的墳場和墓碑。後來，這個墳場更成為了她與丈夫拍拖漫步的地方，她大笑說：「我是不是瘋了？」
Kira Pozdnyaeva居港廿三年
Kira出生於前蘇聯時期的亞塞拜疆，她十多歲隨家人移居莫斯科，並且在莫斯科的大學主修歷史。那段時期正值蘇聯解體之後，大量被塵封多時的檔案得以重見天日。
作為一名歷史學者，她對於長眠在香港土地的一百多名俄羅斯人甚感興趣，於是根據墓碑上的逝者名字，翻查報紙、書籍和檔案等資料，嘗試逐點拼湊出這些俄國人的生前故事。
二戰前後香港成俄難民避風港
這段歷史要從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帝國說起。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十月革命」中推翻了沙皇政權，引爆了俄國內戰。成千上萬俄國公民為了逃離共產主義政權，跨越中俄邊境，到達了哈爾濱，又或是青島和上海。
這批人被稱為「白俄羅斯人」（White Russians）。值得留意的是，「白俄羅斯人」這字詞代表擁護沙皇的貴族、曾替沙皇效力的官員軍隊，或是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士，是相對於共產政權的「紅」，與現今「白羅斯」（Belarus）這個獨立國家是不同的概念。因此該國一直主張翻譯應正名為「白羅斯」，而非「白俄羅斯」。
其中一個墓的十字架，僅由簡單金屬管組合而成，墓主名字和身份不詳。
輪子不停地轉動，我們來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逼不得已，這一批在中國居住多年的「白俄羅斯人」，再次執拾細軟，第二度逃亡，南下抵達香港這片英國殖民地。後來一九四九年，中國政權易手，再有多一批「白俄羅斯人」抵達香港。
香港在他們眼中，顯然不是一個紮根和安身立命的地方，而只是一個等候前往第三國家的中轉站，其間他們無國籍，從事餐飲、歌舞表演、保安和警隊工作。若然夠幸運的話，只消等待數個月或數年，就能獲批准前往澳洲或加拿大永久定居；可是亦有一部份人等不及這頁新篇章，便在香港這個異鄉離世了，如是者被安葬於跑馬地香港墳場。
「接着在七十年代，這裏只剩下很少俄羅斯人。到我們來到時，只有數個人留了下來。」Kira說。
時移世易，現在香港有約二千名俄羅斯公民定居，他們主要基於從商、工作或婚姻而來到香港，而不像數十年前般因為逃難而漂泊到這裏。
千里尋叔公身世 俄工程師長眠香港
Kira首先帶我們到距離墳場閘門較近的兩個白俄人墳墓。其中一位墓主是工程師Nicholas Belanovsky，他於一八八九年在俄羅斯出生，俄國內戰時逃到上海。在當地逗留期間，他受聘在一間煙草公司工作，又有份參與興建當地東正教堂「聖母大堂」。
Nicholas Belanovsky有份參與興建上海東正教堂「聖母大堂」（圖片由Dmitry Belanovsky提供）
Belanovsky於一九四八年遷往香港，後來獲批英籍。一九七七年，他因支氣管炎，歿於伊利沙伯醫院，享年八十八歲。
本刊以電郵聯絡到身在俄羅斯的孫姪Dmitry Belanovsky。他透露自己在莫斯科土生土長，現年六十六歲，育有兩名子女，現已長大成人，有一名孫兒。
Nicholas Belanovsky的生前照片（圖片由Dmitry Belanovsky提供）
Dmitry指，他的祖父（亦即是Nicholas Belanovsky的兄弟）在俄國革命發生之後，便沒有再見過Nicholas。直至二人逝世的一刻，彼此都不知道對方存活了下來。據Dmitry所知，Nicholas膝下無兒，也因此Dmitry及其表兄弟姊妹，就是Nicholas在俄羅斯僅有的親戚。
二十二年前，Dmitry意外地從一名歷史學者的網上文章，得悉叔公有份參與上海東正教堂的興建。輾轉之下，他聯絡上香港東正教會神父遲秋農，由此得悉叔公的墳墓原來位於香港墳場，令他大為震驚。接着數年時間，Dmitry分別向俄羅斯、英國和香港不同機構，申請有關叔公的檔案或資料，嘗試從中拼湊Nicholas的生平，並且發表在網站「gwulo.com」。
可惜Dmitry至今一直未有機會親身拜訪叔公的墳墓，「我從沒踏足過香港，但是誰知道呢，可能有朝一日我會踏足這裏。」
Nicholas Belanovsky的墓有天使雕像
畫家最快樂的日子
在Belanovsky墓的正前方，是畫家史密羅夫（George Smirnoff）的墓。Kira指他一生命運多舛，是俄羅斯流亡者的寫照。
俄國革命時，史密羅夫與母親首先逃到哈爾濱。他在哈爾濱完成大學課程，後來為了逃避日本侵華，他在一九三七年抵達香港。可惜不久之後，日軍亦佔領了香港。
史密羅夫曾經被日軍拘捕，關在赤柱監獄一個月。俄羅斯和日本當時不是交戰國，故此所有未獲發英籍的俄國公民，包括這名畫家，得以在戰亂中倖存下來。
史密羅夫畫作《南灣及主教山》（圖片由澳門藝術博物館提供）
在二戰接近結束的時候，史密羅夫帶同家人到澳門避難。其間他重拾社交生活，創作了不少畫作，往後成為了澳門早期社會面貌的重要記錄，至今澳門藝術博物館收藏了他不少畫作。Kira轉述他的女兒說法，「那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怎麼說呢，他整個人生不是在逃離革命，就是在逃離戰爭。」縱然在澳門生活拮据，但是他的心情很好。
史密羅夫畫作《從聖保祿炮台看聖保祿牌坊》（圖片由澳門藝術博物館提供）
澳門始終是一個暫居地，不能久留，戰爭結束後，畫家舉家返回香港生活。因為未有英籍，他的薪金和福利都被人壓得很低，遺憾的是，直至他離世後不久，他才獲批發英籍。
Kira 說，她無法肯定史密羅夫是不是自行結束生命。一九四七年，他被發現伏屍在居所的後院，相信是從三樓的浴室墮下。然而，浴室的窗門非常細小，讓人難以相信這是一場「意外」。
不過，Kira提到在東正教的信仰裏，自殺的人不能獲得東正教儀式的葬禮，既然他獲得最基本的教會葬禮，意味著教會人士相信他可能不是自殺。後來他的家人亦已移民至澳洲。
香港東正教會落地生根 首名神父之墓
再走近墳場的中心地帶，有三個並列的東正教墳墓，它們是屬於香港首位東正教神父德米特里·烏斯賓斯基（Dmitry Uspensky） ，以及其妻子和女兒。如今三個墳墓均由教會悉心打理，相比起其他沒人打理的東正教徒墳墓，它們看起來格外整潔。
神父的墓左右兩旁，是其妻子和女兒的墓。
而神父的故事，某程度上也是東正教會羣體在香港落地生根的故事。
那個年代，俄國人一般而言都是東正教徒，除了少數猶太裔俄國人之外。三十年代，由於香港的俄國人羣體日漸擴大，神父認為有需要來香港建立教會，照顧教徒的信仰需要，於是他肩負重任，在一九三四年抵達香港，擔任開荒者。
不但如此，神父還會前往澳門、廣州、廈門和馬尼拉一帶作教會的工作。他精通中文，更撰寫了一本中俄詞彙的教科書。在教徒眼中，神父無私奉獻、德高望重，可謂維繫他們的靈魂人物。
香港首位東正教神父德米特里·烏斯賓斯基。（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一九七〇年，神父剛巧在八十四歲生日的前一天離世，自此之後，香港的東正教會足足停擺了三十三年。因為受到冷戰格局的影響，港英政府提防間碟，而不批准莫斯科派出神父來港。
直至二〇〇三年，莫斯科教區獲准許委派遲秋農神父來港，東正教會才開始重新運作。今時今日，會堂隱身在上環一幢商業大廈裏。Kira說，現在參與東正教會的本地人比例，甚至比俄羅斯人還要高，另外還有不同國籍、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士。
俄國人任港警隊打擊海盜
此外，Kira還留意到至少七名俄羅斯人安葬在警隊的墓區當中，碑文顯示他們大多在一九三〇年代離世。
以前香港的海盜問題猖獗，一九三〇年，英軍不再負責擊退海盜的工作，轉由香港警隊接下這支棒。由於人手短缺，警隊從海外不同地方招募外籍人士來港接受訓練，其中在上海招募了少於三十名俄羅斯人，肩負保護加拿大船隻的重任。
Vassily Shishkin被指執勤期間以槍自殺身亡
其中一名墓主，是沙展Vassily Shishkin，Kira指有舊報章報道他於一九三六年，在一艘船上執勤期間，以槍自殺身亡，終年廿五歲。不過遺憾的是，她目前還未找到更多資料顯示來龍去脈。
既「香港」又傷感的墳場
「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我常常說香港墳場是整座城市中『最香港』的墳場，因為它包含了很多國籍。你能在這裏找到所有人，就像我們這座城市。」多元與混雜，是香港墳場的一大魅力。
同一時間，Kira認為「這裏是最傷感的墳場之一。」絕大部份俄國人墳墓都沒有後人打理，它們被人遺忘在鬧市中的快活谷，漸漸被大自然接管。
有的墓雜草叢生，有的墓被樹根撐到裂開，十字架歪斜地勉強站立，有的墓碑上的文字被歲月洗刷，如今根本難以閱讀。
在不人道環境中做一個人
有甚麼東西驅使Kira研究這些墓主的故事？Kira也難以言明，「我不知道，可能是因為這些人的勇氣。」又或許，是因為她的學術背景使然，「實際上使我感興趣的，是不同國家的移民者，還有集中營的人生。」
「我會說，那不是一個很愉悅的話題。但我認為觸動到我的，是克服的歷史（the history of overcoming），當人類需要在種種不人道的環境下，做一個人，保持他的人性和價值，不能失去靈魂。這就像要克服一些困難。對於移民者來說，當然一向都是克服種種困難。對於集中營的人來說更甚。」
Kira能夠想像得到：「所有來港的俄羅斯人，他們在遷移至哈爾濱或上海時，第一次失去他們的家鄉；接著他們遷移至香港時，第二次失去家園；然後當他們移居到澳洲時，則是第三次的失去。」要面對一次又一次流徙的命運，一次又一次地適應陌生的環境，所需的韌力和勇氣，不足為外人道。
辦墳場導賞團爆滿 冀出書填補空白
Kira同樣是在異鄉生活，但是移居的性質已經非常不同，相比起數十年前俄羅斯難民的顛沛流離，她自覺屬於幸運的一羣。可會視香港為「第二個家」？沒料到Kira 說，她已經把香港視為「第一個家」了。她在故鄉生活了十七年，又在莫斯科生活了十四年，如今在香港居住了廿三年，比任何她待過的地方都要長，況且她愛極了香港。
數年前，她應機構的邀請，舉辦俄國人墳墓導賞團，怎料報名人數爆滿，最終要由原來的兩團增至四團，使她感到既驚訝又開心，「因為很多人感興趣，願意聆聽這些故事。」
直到某一刻，她覺得真的要將這些墓主的故事印刷成書了。只不過，還有很多空白的資料需要填補。她數個月後會返回莫斯科探親，順道向當地政府申請翻查檔案，希望掌握更多逝者生前的資料，作進一步研究。
數十年前，這些俄羅斯難民為香港帶來了羅宋湯和拿破崙蛋糕，當我們在餐廳喝着港式地道「紅湯」時，可會想起那些四處漂泊、流離浪蕩的身影？
Kira認為，能夠出書讓香港人知道誰曾在這裏居住、帶來了甚麼影響、俄羅斯人怎樣看香港人，會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為「透過他人的雙眼去觀照自身，總是有趣的。」
Kira說︰「這裏是最傷感的墳場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