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我們談論了日本人、俄國人和啹喀兵之墓，儘管這些羣體的過往被主流社會絕大多數人淡忘，但他們的墓碑姑且有名有姓、擁有一個獨立的個人身份，或許正靜待某一天遇上有心人，繼而好奇發掘他們生前的故事。
然而，若然寫在墓碑上的，只是一個年份、一串編號，連性別、年齡和國籍都無從稽考呢？我們又能夠怎樣記念那些無名無姓的他們呢？
沙嶺公墓，毗鄰羅湖港鐵站，是香港政府專為安葬無人認領遺體的公營墓地，現由食環署管理。你也許難以想像，在香港這樣一個繁華的城市，每年平均有約三百具無人認領的遺體，被送往沙嶺公墓埋葬，走畢人生最後，亦都是最孤獨的一程。
香港生死學協會總監、註冊社工梁梓敦，每年有五至六次帶領導賞團親身走訪沙嶺公墓，有時是宗教團體，有時是學校和專業人士，希望藉此記念無名無姓的先人，也推廣生死教育和反思「孤獨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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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無姓 只有年份和編號
三月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六早上，梁梓敦再一次替教會團體主持導賞團，參加者達二十人。由於沙嶺公墓位置偏遠，他們事前安排好小型旅遊巴接載。
當天氣溫及濕度適中，不算炎熱，然而，原來整個沙嶺墳場面積龐大，而安葬無人認領遺體或遺骸的「沙嶺公墓」，只是其中一小撮範圍，而且不只得一塊土地，要徒步到訪合共五個部份，包括兩個棺葬段、金塔段、公墓和紀念花園，前後也需要大約兩個小時。不知不覺之間，眾人開始流汗，邊走邊脫下外衣。
梁梓敦說，沙嶺墳場佔地甚廣，涵蓋天主教、基督教、中山、福建、潮州和日本人等墓地，而埋葬無人認領的遺體或遺骸的「沙嶺公墓」，只佔一小撮範圍。
梁梓敦首先帶領團友到訪棺葬段，這是無人認領的遺體，來到沙嶺之後的第一站。一排排墓碑整齊地並列，沒有先人相片或名字，只有下葬年份和編號。正值初春的時候，不少蝴蝶在墓碑間翩翩起舞，在一片灰白中帶來一點點色彩。
「你會見到墓碑排得很密，但是其實每一個墓碑下面都是棺木來的，所以這些棺木其實是貼著一副一副地下葬的，其實是緊貼著的。」
不單如此，梁梓敦說每副棺木都很小，只是剛好裝得下一個人，而且坑溝不會挖得很深，「你想想如果放多一個棺木下去，其實就是在表面再鋪一點泥，是這樣的。」他特別提醒團友，「所以盡量不要踩墓碑前面的位置，因為墓碑前面的位置其實就是別人的棺木的位置，別人的胸口位置，我是怕泥不夠深，你一腳踩下去，就直接插落去就不好了。」
「我試過有一次去到，見到剛剛落葬的，有一個很小的棺木。」梁梓敦分享，當時估計在棺木裏躺着的，是小朋友或嬰兒。
先人遺體需在這個區域土葬七年，其間若有親屬認領遺體的話，可以聯絡食環署辦理手續。屆滿七年之後，確認沒有任何家屬認領遺體，遺體就會被挖出來，然後火化，變成骨灰。
1982年之前，所有骨灰一律被埋在這塊紀念碑下面。
在一九八二年之前，所有骨灰，不論年份，都會合葬在同一塊紀念碑之下。直至一九八二年之後，才每年分別立碑，合葬那一年火化的骨灰。然而自二〇二四年起，做法又改變了，火化後的骨灰會被撒在沙嶺內的紀念花園內。最終塵歸塵，土歸土。
自2024年起，被火化的骨灰最終會被撒在紀念花園。
從接觸「死亡」到踏足沙嶺禁區
梁梓敦從大學社工系畢業後，做過哀傷輔導的工作，人世間的傷痛，離不開生老病死，過程中無可避免地逐漸接觸到「死亡」。他自覺對於「死亡」所知不多，「我當時二十多歲，人生也都沒有甚麼死亡的經歷，沒有親人過世，甚麼都沒有，但是這份工作在前線接觸到個案，就讓我認識更多。」於是他去進修「死亡學」，在廿年前的香港而言，這是一門非常陌生的學術範疇。
他曾在喪親者支援服務工作中，聽聞過沙嶺公墓這個地方，「當時一直都會聽到，當有完全無親無故的死者，就會送去沙嶺，但一直只是聽，沒機會去。」
二〇〇九年，他以工作為由，聯同社工同事和義工，第一次踏足沙嶺公墓，「當時（沙嶺）仍然是禁區，要申請很多東西才可以去得到。」
那次親身到訪沙嶺，梁梓敦感受甚深，「大部份人來到世界的時候，都會有人歡迎他吧？但為甚麼他走的時候，完全一個人都沒有呢？要去到沙嶺這個地方。」他替這些先人感到可惜，「有種難過的感覺，一直都很記掛這件事。」
研究檔案 爬梳沙嶺墳場歷史
直至二〇一三年，邊境禁區的範圍縮小了，沙嶺不再是禁區，以後毋須申請便可以自由出入。由此，梁梓敦每年都會帶領不同人到訪沙嶺公墓，有時是學生，有時是專業人士。
「雖然我們不認識他們，但希望可以有一個機會，去紀念他們曾經在這個世界存在，曾經在這個世界帶出一些貢獻。」他亦曾帶領義工到場幫忙撿垃圾、清潔墓碑和獻花。
到訪沙嶺多年，梁梓敦漸生好奇心，「它必然有它的歷史，這個地方為甚麼會出現？為甚麼要建在這裡？」可是，當他嘗試上網搜尋有關資料，卻發現完全找不到。
數年前，梁梓敦與理大教授合作，研究墳場的歷史，並且向歷史檔案館申請到一批關於沙嶺的政府文件檔案。數十年前的政府文件，全是英文，「有些是手寫的，很難看的，那便從中慢慢、逐點逐點去看。」幾經辛苦研究，他最後漸漸梳理到沙嶺墳場由政府規劃、興建到討論擴建的一段歷史脈絡。
可惜的是，作為沙嶺墳場一部份的「公墓」，他目前還未找到確切資料證實它何時開始興建和啟用，但他推斷有可能介乎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七年之間。
沙嶺墳場時間線：
1948年：首次提出在沙嶺興建墳場
1950年：總督會同行政局（Governor in Council）正式批准興建沙嶺墳場
1950-1957年︰梁梓敦估計「公墓」部份在這段時間興建
1957年：政府文件清晰顯示沙嶺墳場範圍，並指不需要擴建
1960-70年代︰食環署職員估計「公墓」部份在這段時間開始啟用
1970年：市政總署提議擴建沙嶺墳場，但遭到警務署和大埔理民官（District Officer）反對
1973年：墳場擴建計劃最終被否決
沙嶺公墓起源 或與邊境偷渡客有關
其實，外國也有性質類似的「貧民公墓」（Pauper cemetery或Potter’s field），以前專門安葬無法負擔殮葬費用的貧民、精神病患者、夭折嬰兒、社會邊緣人士、大型瘟疫期間的死者，甚至是遭隨意埋葬的政治受難者。每個地方的「貧民公墓」，歷史源起各異，反映該處獨特的歷史背景、政治苦難或社會問題。
就拿沙嶺公墓為例，一九七九年的《工商晚報》，曾刊登文章〈沙嶺公墓誰弔孤魂！〉，提及大批內地人「以生命作為賭注」非法偷渡來香港。「沙嶺公墓，是大陸客逃亡來港，溺死海中，屍體飄到香港海岸被檢起的長眠處」，顯示公墓的早期功能，與內地人逃亡和邊境偷渡的歷史有關。
梁梓敦亦引述食環署職員說法，估計沙嶺公墓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開始啟用，初時入土的先人大多是邊境偷渡客。他們為了逃離國內政治動盪而冒險來港，卻不幸在途中喪生，由於無人認領他們的遺體，於是便被葬在位處邊境的沙嶺公墓。然而，有關當時決策者的構思和規劃過程等，目前暫未有資料可以核實，仍有待進一步查證。
時至今日，香港每年約有三百具無人認領的遺體，在沙嶺下葬。不過，物轉星移，這現象背後的社會肌理可能跟上世紀截然不同。梁梓敦無法完全肯定這些人因甚麼緣故而長眠於沙嶺，但他希望在帶團的時候引人反思「孤獨死」問題：「其實他在生的時候，生活在一個甚麼狀態呢？即是他在生的時候，應該是去到一個極端孤獨的情況，才會死了都沒有人處理他的後事。」
他說，像香港這樣一個繁榮的社會裏，每年仍有數百人生活在極端孤獨的環境中，「究竟我們一直所說的關懷工作、鄰里的關係，其實是否足夠呢？」
不當遺體是死物 公墓出現反映社會進步
從前我們會聽過香港某些地方有「亂葬崗」，又或者某人死後，被在生者掘一個坑，然後隨意埋葬。踏入現代社會，即使對於無人認領遺體的逝者，有人願意騰出一處空間，以最簡約的形式下葬，並且為逝者立一塊墓碑。梁梓敦認為，「公墓」的出現，反映社會在人文關懷上有所發展，「就是覺得，好像就這樣無名無姓地埋了他，好像覺得很可憐，很淒涼」，所以應該要找一個正式地方安葬他。
「我覺得這個心態絕對是一種進步，而不是我們很物理化的（看待死者）。我們說這裏叫做humanistic，就是因為如果我純粹當一個死者是一件物品，一個很唯物化的對象，『咪掉咗佢，做咩搞咁多嘢』。但是當我們去理解這是一個人的時候，我們就會覺得好像就這樣丟掉它，好像不應該的，我們就應該做點事。」
用最薄和最廉價的棺木、挖最淺的坑、鑿下最基本的編號，梁梓敦說：「未必能夠擺這麼多資源去做這件事，但是至少用最簡單的、最基本的資源，也在做最基本的尊重。」
不管墓碑上有否姓名或照片，「其實下面都是一個人，他們都是確確實實存在過。」雖然，「我不會知道更多他的個人資料，但是對我來說，我都是帶著這種感覺——感謝他出現過在這個世界，為這個世界帶來了一些東西。」
有參與者特地帶同數束鮮花前來，並在墳前獻花。
在墳場看見先人前仆後繼的身影
被世界遺忘可怕嗎？
不管先人為了甚麼而踏上香港的土地，又因為甚麼而葬身異地，他們生前有否為這裏帶來了財富，又有否建立了甚麼豐功偉業，還是只是毫無選擇地漂泊到這裏，在社會底層浮游，無可否認，他們來過的痕跡，成為了這座浮城的一部份，豐富了香港歷史和文化的內涵，為它填上了多元的色彩。
下次若有機會到訪墳場，不妨踱踱步，幽想先人在這城努力打拼，或流離鬱悶的身影，他們的美麗與哀愁。
如若不將先人想像成面目猙獰的遊魂野鬼，墳場會是一處寧謐的城市綠洲，也是一座充滿學問的博物館，不單關乎生死哲學，也關乎遷移、流徙、戰爭、階級差異、宗教、歷史苦難和人的歸屬。
相信先人們若有知，會感激你沒有忘掉他們，也會感謝你的到訪和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