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剩下的神權國家並不多， 伊朗是其中之一。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講師Daniel Marwecki指出，神權政體並非一人獨裁的體制，即使由宗教領袖掌權的國家，以西方的梵蒂岡為例，教宗縱然同是國家元首，決策過程也深受各方勢力影響，體制內存在相互制衡的力量。伊朗最高領袖的決策權理應更為受限，因為他必須在最高宗教權威的框架下行事。
然而，伊朗雖有議會和總統，目前實權卻掌握在軍方手中。Daniel解釋，如今伊朗由穆杰塔巴．哈梅內伊（Mojtaba Khamenei）掌權，他不僅掌握國家發展總方針的最終決策權，還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的最高統帥，Daniel形容穆杰塔巴目前確實擁有「非典型的獨裁統治」。隨着戰爭爆發，加上穆杰塔巴痛失至親、革命衛隊勢力又進一步壯大，可以看到一個更強硬的政權正在掌管伊朗。各方普遍擔憂，這場戰爭反而鞏固了政權中的強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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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根錯節 事有本末
想了解箇中原因，必須回溯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王禮薩．巴列維統治時期，伊朗長期面臨一個難題，身旁有個強大的鄰國蘇聯對其造成威脅，而亞塞拜然成了伊朗邊境的角力點。十九世紀時，伊朗曾是俄羅斯爭奪勢力的戰場，因此雷薩．巴列維決定尋求美國庇護，倒向西方陣營。
一九五三年， 伊朗政變（ 又稱阿賈克斯行動，Operation Ajax），伊朗民選首相穆罕默德． 摩薩臺（Mohammad Mosaddegh）試圖國有化長期被英國控制的石油工業。隨後，英國軍情六處與美國聯手策動政變，扶植親西方的沙王雷薩．巴列維重新掌權。Daniel指，從那一刻起，關於伊朗主權的行使方式與程度，出現了巨大的外部干涉，主權實質上受到英美兩國嚴重限制。
當時面對蘇聯的威脅，沙王選擇靠攏西方，「但沒有國家會希望自己的領導人是靠政變扶植上台的。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發生時，不論共產黨、非共產黨、左翼政黨以及自由派，全都反對該政權。」伊斯蘭派系最終勝出，因為他們擁有完整的傳統主義及意識形態，並獲得了商人的支持。他們主張將伊斯蘭教政治化，並以此作為反西方、反帝國主義的旗幟，當時的理念是團結穆斯林，將外國勢力驅逐出去。
「這種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形式前所未見，它將伊斯蘭教轉化為一種第三世界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綱領，隨後卻演變成高壓統治。許多流亡海外的伊朗人，其實都出身自伊朗左翼，又或是支持國王的君主主義者，他們也必須離開。這就是為甚麼海外伊朗人如此反對現有政權。」他續指，從伊朗過去發生的抗議活動，反映部分伊朗民眾渴望社會變革。
戰爭反令人民支持政府
Daniel認為，這場戰爭始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嚴重的誤判」，他當初攻擊伊朗，是想複製委內瑞拉模式，以為除掉伊朗政府首腦，其政權則會乖乖屈服；對於以色列而言，任何能削弱伊朗政權的事都是好事，儘管會引發混亂。目前看來，伊朗手中仍握有不少籌碼，顯然對敵對勢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是其一。「歷史上從未有過僅靠空襲就成功更迭政權的先例。若（美以）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隊，無異於重蹈伊拉克戰爭的覆轍，且後果將嚴重十倍。這也是為甚麼大多數人認為，伊朗政權最終渡過這次危機。除非出現其他變數，否則這應該是多數人的共識。」
陷於戰火的德黑蘭，批評政府的聲音變小，如今反之出現支持政權的聲音。Daniel指這是「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 的表現，亦即危機時刻民眾會轉而團結在政府周圍，「你或許反對自己的政府，但若有人對你發動轟炸，你肯定會先反過來對抗那些轟炸你的人。所以即便是德黑蘭北部那些較自由的地區，誰又會支持被轟炸呢？這很複雜。我們談論的是九千萬人口、一段複雜的歷史，還有一些最初為轟炸拍手叫好的人。但當戰火逼近，你的想法就會改變。」
局勢瞬息萬變，Daniel認為雙方終究會達成某種協議，甚或比預期更快，能讓雙方各取所需之餘，各自宣稱自己獲勝。如果伊朗能展現反制以色列攻擊的能力，甚至重創美軍在當地的設施與戰力，藉此削弱美國在中東區域影響力，那對伊朗而言，則會是一場重大的政治勝利。否則，即使伊朗軍事力量被削弱，但在意識形態與政治上反而會更強硬，適得其反。「伊朗製造核彈的可能性，現在看來不僅沒降低，反而還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