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 香港文學新生代 似遠還近 書寫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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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新生代 似遠還近 書寫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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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周文化》去年策劃「香港文學 迷霧裏重行」的封面故事,以三位本地著名作家黃碧雲、淮遠和董啟章為主,收錄新作和專訪。今次則聚焦於本地九十後寫作人,同樣兼有訪問和作品刊登,各擅不同文體和寫作語言,當中更着重寫作者身處和發表出版的地方,面對本地創作和出版自由受壓的環境,他們如何在或遠或近的距離下寫作。希望藉此專題,呈現新生代的寫作和思考,像關注的議題、個人生命經驗,共同經歷時代的寫作狀態,同樣是這一代香港的書寫隱喻。 在拍攝封面相的時候,攝影師建議筆記簿要有一行字,寫什麼則由我決定。於是我急忙想了想有哪一句能代表今期封面題目。忽然想起最近朋友借我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的《布拉格精神》,閱讀時我在筆記簿抄下好幾段深有感受的段落,碰巧也是朋友摺角的書頁。 封面手抄的這句,來自克里瑪和美國作家Philip Roth的對談。他們談到捷克作家的處境,民族的嚴酷命運意味很多強制性的主題,作家受環境所迫而寫。對於寫作人來說,外部的壓迫限制,或會窒礙思緒和下筆,苦苦掙扎,混雜各樣情緒,甚至失語無法書寫。而克里瑪長年受極權統治下,生活處處壓迫和不自由,但他依然繼續寫作,尋找發表空間、傳閱的機會。苦難中,他深切體悟到,寫作是個人能夠守住的最後場所。 於是他一直寫下去,寫下捷克文學重要一頁。「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的誕生是創作者抗議的吶喊, 抗議籠罩着他、他的前輩和他的同時代人,以及他的時代和他的語言的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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