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紀念專題】楊佳嫻：魅影裏的女性寫作

系列前言：談起張愛玲，我們會想起她一生曲折的際遇，斐然的文采才情，以及愛恨交織的戀愛韻事；也會想起她筆下形形色色的人物，還有每個萬轉千迴、緣起緣滅的故事。她看過城市的華美與悲哀，見盡時代的浮華頹唐，她以辛辣冷峻、細膩深長的筆調，道盡人世間各種蒼涼惆悵。今年是張愛玲百歲冥誕，如今我們再翻閱經典，無論愛情觀、美學品味，以及女性書寫，都是更堪細味。（黃靜美智子策劃）

二○二○年，既逢張愛玲出生百年，也是干支紀年中難得一遇的庚子年。對於後者，熟悉中國近現代史者，難免想起西風東漸的大勢，國族主義的功與過；對於前者，除了嘆惋天才，複習名篇，誦讀金句（它們被廣泛地雞湯化、張冠李戴、製成商品），還可以怎樣認識她在文學上的意義？

就從國族主義這一點講起吧。張愛玲個人形象與文學表述，總與個人主義劃上等號，一九五○年代初她離開大陸，充分顯示對集體主義的抗拒。而她在二戰期間上海成名，所寫不脫家庭婚戀生活瑣細，厭之者認定逃避現實，愛之者稱許為消解格式，貼近常民。實際上，她有能力思考國族與政治，也曾經發表意見。《小團圓》裏，九莉大考當天遇到日軍攻港，戰爭像巨大機器嘎嘎嘎駛過來，炮彈落到對街炸死了人，目睹而未死的，全都算倖存者。燼餘裏九莉想的是：

她希望這場戰事快點結束，再拖下去瓦罐不離井上破。
希望投降？希望日本兵打進來？

這又不是我們的戰爭犯得著為英殖民地送命？

當然這是遁詞。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們的戰爭。

國家主義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

九莉所謂「國家主義」，應是「民／國族主義」（Nationalism）另一譯名，而非Statism。「我們」指英殖民地上的華人，和英殖民者劃清界線？——下句就否認了。只要對手是日本，都是「我們」的戰爭。從甲午戰爭、五四運動到抗戰，「日本」就是「（現代）中國」永恆的敵人與他者，「抗日」早已被含括為「（現代）中國」成立的血肉。接着，九莉表達了個人的立場，她不將國家主義——亦即「愛國」，當作必須遵守的道德，而視為「宗教」，普遍的信仰——但她不信。換言之，她就年代與教養，雖然是五四的女兒，政治態度上，卻是五四主流價值的叛徒。

不單單是對於國族的態度，實際上，張愛玲對於五四另一個主流價值——「自由戀愛」，訴諸當事人自決的婚戀方式，同時被認為更為自然、更為人性——也抱持着高度懷疑。

當然，張愛玲並非發出質疑之聲的第一人或唯一一人。廬隱《海濱故人》（1923）、魯迅《傷逝》（1925）、丁玲《夢珂》（1927）等小說，均從不同角度展現受新式教育、追尋自由的五四現代女性，在實踐上面臨何種痛苦與窘迫。無關乎個體女性是否足夠傑出、足夠奮鬥，而與社會結構有關。

從這方面來看，張愛玲比廬隱、魯迅、丁玲，更長久且全面地以文學形式表現她的質疑。一方面，她的時代距離五四已過了二十年，或許更能有距離地審視此一口號帶來的正反面效應；另一方面，女人與男人，家庭與人際，一直是她最感興趣的主題，情感與慾望如何運作，如何構成幻象、成長或失落，她寫得比此前任何作家都更細緻、清明。

《鴻鸞禧》、《花凋》裏積極待嫁的「女結婚員」，《琉璃瓦》、《金鎖記》裏以女人美色與生殖力為商品、通過婚姻交換利益。《封鎖》、《紅玫瑰與白玫瑰》、《年青的時候》裏，無論對於男人女人，自由，包括婚戀的自由，其實都仍受制於社會主流框架，而女人可能在此過程中更缺乏選擇，更需服膺體制。張愛玲很少拿反叛性格的女性知識分子作主角，更多去寫受相當程度教育但仍無法、也未必想要衝破性別藩籬的普通都市女性，文憑屬於昂貴嫁妝，是炫耀的配件。

除此之外，我認為張愛玲在女性書寫另兩個面向上，同具開拓之功。第一，關於民國時期的女同性愛，第二，情與慾裏的屈從關係。

「同性愛」一詞來自日語，民國刊物常用，反而今日慣見的「同性戀」一詞較為稀罕。女同性愛在淩叔華、丁玲、郁達夫等人筆下都出現過。《小團圓》裏蕊秋就告誡女兒不要被另一個女孩「控制」，意即不要陷入同性戀愛。

一九五○年代寫成的《相見歡》，寫表姊妹伍太太對荀太太傾慕，荀太太也十分領受這份傾慕，伍太太的女兒旁觀者清，「荀太太並不是嘮叨，盡著說她自己從前的事。那是因為她知道她的事伍太太永遠有興趣」，而這種感情到了中年還能維繫，「上一代的人此後沒機會跟異性戀愛，所以感情深厚持久些」。這種觀點，似乎認定女性同性情誼只是少女時代的後遺。然而，最晚應在一九七○年代末之前完成的《同學少年都不賤》，張愛玲正面描寫了帶有身體慾望的女同性愛。

《同學少年都不賤》主角趙珏和恩娟，中學時代密友，後來兩人都到了美國，際遇卻判若泥雲。趙珏曾戀慕過學校風雲人物赫素容，不但偷偷貼臉磨蹭赫晾在外頭的衣服，甚至追蹤赫剛剛上過的廁所，坐上暗戀對象剛剛離開、猶有餘溫的馬桶，感受異樣親密。趙珏不滿足於精神戀愛，對赫的身體產生慾望，卻不知道該如何靠近，只能通過替代物，衣服或馬桶，遂行那難以伸張的渴求。

後來，趙珏開始與男人戀愛，自覺沖淨了過去對同性的愛慕；經過二十年情感跌跌撞撞，她認為只有「沒有目的／結果的愛」才是真愛。這樣的真愛，不見得只能在同性戀愛當中體認，然而，現實中卻只有存在於回憶中的同性戀愛，才庶幾近之，畢竟，異性戀關係難免被人審度：條件是否匹配、對象是否體面、是不是正當關係、有沒有生育。「沒有目的／結果的愛」，同時質疑了傳統包辦婚姻與五四「自由戀愛」，愛情不是為了雙方家族利益或標榜文明進步，也不是為了繁衍或救國而存在。

看來趙珏的同性愛經驗，也侷限在少女時光，延續了《相見歡》的說法。但是，小說另一主角恩娟卻非如此。趙珏中年與恩娟重逢，才發現她始終愛着中學同學芷琪，時地的阻隔、異性婚姻的成功，也沒有使愛消逝。趙珏感到駭異，並非因為發現原來恩娟是「真正的」（？）的同性戀，而是最為服膺異性戀婚姻價值、從婚姻這樁「合夥營業」得到最大好處的恩娟，事實上卻愛而不得、難以吐露，連婚姻帶來的高度社會回報都不能磨滅回憶與傷痛。趙珏所謂「沒有目的／結果的愛」，恩娟反倒無意之間實踐了。

再從情慾與屈從這一層面來看。張愛玲小說高度彰顯女性意識，但她並非教條化的女權主義者。早在《蘇青張愛玲對談記》（1945），二戰時期上海最重要的兩位女作家就談過兩性之間「被屈抑的快活」，今日看來或許不夠政治正確。從張愛玲小說觀察，她所留意並不單單只是女人如何獨立，還涉及一種明知不當為而為，壓抑但仍投入的激情。

例如，《第一爐香》葛薇龍完全清楚喬琪喬的卑劣為人，卻仍嫁給他，倚賴青春色相，替喬琪喬弄錢，替姑媽弄人。一旦年老色衰，下場可想而知。薇龍分析自我，「完全是為了他不愛她的緣故。也許喬琪喬根據過去的經驗，早已發現了這一個秘訣可以征服不可理喻的婦人心」。《小團圓》則以張愛玲小說過去從未出現的露骨性描寫，更深刻呈現屈抑與激情的雙生。這些性描寫並非為了增添賣點，而是體現愛情關係裏的恐怖——女人的身心苦痛不被正視，竟被當作情調，甚至佐證了男子氣概。即使如此，女人仍在其中掙扎求存，從身體聯繫心靈，從中確認親密。這看似愚勇的行動內存在着無悔的熱情，就算走到盡頭，還有一份悲傷與溫柔，多少年後還殘存夢裏，於意識不防備處湧現，也就是張在序言裏說的：「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迴，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

張愛玲的創作生涯很長，經歷了不同的政體與時空，顛沛中始終不放棄對創作反覆思索與實踐，新環境新讀者都是考驗。她並不滿足於只是重複操演上海時期的風格，即使最被讀者喜愛。有人說張愛玲到了美國以後才思枯竭，題材重複，也不再如少作時時拋出雋言警句。我卻以為，她後半生膠着反覆重寫類近的故事，近乎症候，正是她生命裏驅之不去的魔魅，《小團圓》說的「痛苦之浴」。更何況，《同學少年都不賤》叙事時空跨戰前戰後和中美兩地，叩問異性與同性的愛與滄桑，《小團圓》既總其大成，又在性與心理描寫上突破過往，直面不堪與陰翳——張愛玲赴美之後其實仍艱難地創造着，作為創作者，她從未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