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腳下魔法】資深足球旅人走訪近七十國出版遊記 移民歷史、血淚鎮壓、身份認同怎樣影響足球？ 不只是九十分鐘的對決

世界盃進入四強對決，然而佛得角神話、四旬門將禾仙夏（Vozinha）的精采撲救、挪威的「維京人划槳」，相信是今屆最難以忘懷的回憶。另一邊廂，伊朗隊的美國簽證問題、南韓落敗後揭露的腐敗醜聞，在球衣底下，一樣藏有政治與權力拉扯。

足球場也是一個國際舞台，不同國家的文化、身份認同、歷史遺緒及社會問題，都在鎂光燈下一一浮現。

八十後李文雋（阿大）是資深足球旅人兼作家，多年來走訪近七十個國家，透過訪問球會、足總和球迷，觀察各地足球生態。數年前，他將足球旅行的經歷寫成「腳下魔法」系列，先後出版《叛逆拉美》、《覺醒南美》和《血淚東歐》。適逢今年美加墨世界盃，他乘勢推出《愛恨南歐》和《矛盾西歐》。五年間一本接一本，未曾停筆，原因為何？

在阿根廷旅遊期間，阿大（右）與當地球迷一同到大型足場觀賽。

佛得角 借來的十一人

若非今屆世界盃，相信大多數人對佛得角聞所未聞。這個要在地圖上放大才能見得到、人口只有五十三萬的西非火山羣島國家，在擴充新制下先後殺入四十八強、三十二強，站上世界頂尖的足球舞台。

阿大說：「世界盃依然是一個讓人注意到世界地理、提升世界觀的渠道。大部分人真的沒有聽過這個地方，卻因世界盃對這些小國敘事產生興趣。」

「我不敢說這是否足球的魅力，但起碼是足球的力量，令到突然間好多人注意到（佛得角）。」他又舉另一個例子：挪威球隊出征前拍攝維京戰士造型照片，球迷在場以「維京划槳」打氣慶祝，「我覺得世界盃就是一個舞台，讓不同的國家去建立他們的形象。」

阿大未曾踏足佛得角，但去過其前宗主國葡萄牙。葡萄牙殖民之前，佛得角本是不毛之地、無人居住。阿大說，葡萄牙早期的殖民策略與西班牙、法國和英國截然不同：葡萄牙志在佔據航道要點，便利世界貿易，多於管治土地或擴張版圖——位處西非外海的佛得角，正是通往美洲的要衝。

殖民時期，佛得角作為黑奴貿易的中轉站，少數葡萄牙移民與西非黑奴通婚，孕育出獨特的「克里奧爾（Creole）」混血社會與文化。「佛得角人」這個身份，本身借殖民主義的框架而生。佛得角幾乎沒有其他非洲國家常見的部落或族羣分歧，但學術界至今仍在討論：佛得角人究竟算非洲人，還是歐洲人？

佛得角＝葡萄牙B隊？

佛得角天然資源不多，經濟支撐不到本國人口，許多人移民荷蘭、葡萄牙、法國等地，「它的獨特之處就是好離散，住在佛得角以外的人，可能多過本土的人。」今屆國家隊中，不少球員在葡萄牙出生成長，是佛得角移民後裔，自小借葡萄牙青訓體系養成實力後，才代表佛得角出賽。

有人稱佛得角是「葡萄牙B隊」，阿大認為片面：早年有人移居美國從事捕鯨，二戰後亦有人移居荷蘭鹿特丹從事航運業，也有人落腳法國、盧森堡和意大利。細看名單，隊中還有荷蘭、愛爾蘭和法國出生的球員。

名不見經傳的佛得角，首度入圍便一場不敗出線，先後迫和西班牙和烏拉圭。問阿大會否期待佛得角晉級十六強？他笑說不想：「我唔會俾佢過到阿根廷呢一關嘅！」他始終心儀阿根廷隊，希望見證美斯退役之前帶領阿根廷奪冠：「我不可以再錯過美斯的比賽，睇一場少一場，而佢真係好誇張！場場都有波入，真係好癲！」

佛得角四十歲門將禾仙夏（右），因多次「神撲救」，在是次世界盃期間爆紅。七月三日佛得角對戰阿根廷，禾仙夏與神射手美斯（左）正面交鋒。

訪問數天之後，佛得角終以二比三敗給阿根廷，無緣晉身十六強，但九十分鐘內鬥得難分難解，最終要加時分勝負，而輸波也只因一球「烏龍波」，可謂雖敗猶榮。

足球歸足球，政治歸政治？

殖民地的足球員，也曾被葡萄牙借去：球探四處物色有潛質的球員，招攬他們加入葡萄牙足球隊，球隊裏既有葡萄牙人，也有非洲人的臉孔，這副「一家親」的畫面，正好將葡萄牙自詡「溫和殖民」的論調形象化。然而，在非洲諸國相繼脫殖獨立的浪潮之下，這畫面與殖民地被剝削和掠奪的現實，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阿大在南歐其中一站西班牙，參觀歷史博物館、地方球會博物館和馬德里皇宮，嘗試理解佛朗哥政權時期，皇家馬德里怎樣被視為國家形象代表、中央權力象徵，而政權會利用皇馬贏波來宣傳西班牙「現代、穩定、團結」形象；而另一邊廂，巴塞隆拿和巴斯克等在佛朗哥政權打壓之下，球會成為獨特地區文化和語言的載體，以致球會一直帶有強烈地方主義色彩。縱觀不同國家的足球發展，「足球歸足球，政治歸政治」，這句說話真的成立嗎？阿大抱有相當大懷疑。

另一個地方主義色彩強烈的球會為巴斯克，自稱為巴斯克「國家隊」。（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四間球會 四種選擇

放眼阿大的西歐之旅，同樣可以見到，在德國納粹時期，連球會也不能自外於政局。他集中觀察四個德國球會，面對納粹政權打壓猶太人，有的球會主動配合，例如慕尼黑1860和史浩克04，前者更經常將球場用來作納粹青年黨的用途；拜仁慕尼黑則被標籤為猶太球會，因而遭受打壓；多蒙特則暗中支援地下網絡，容讓反抗人士使用印刷機編印文宣。

阿大在德國參觀集中營遺址（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二戰結束後，戰敗的德國也不是立刻正視納粹時期的歷史。有一段時間，所有人都不再提起納粹時期的往事，中間經歷一個消化的過程；直至六、七十年代，部分人開始老去，「整個社會好似準備去重提的時候，這些不同的球會，或者主動、或者被迫，才會去重新正視自己歷史或者翻開舊事。」譬如拜仁慕尼黑會資助大學或學術團體，去整理與球會有關的歷史，並進行存檔工作。「釐清過去，其實就是我們去面對一些無法挽回的事情時，唯一剩下的責任。」即使沒有追看球賽的習慣，然而以足球作為切入點，回望二戰時期那一段人類歷史浩劫，也不失為一個開啟新視野的渠道。

微型國家生存之道

阿大寫了多本足球遊記，最喜歡的部分，要算是《愛恨南歐》中，走訪數個南歐微型小國的篇章。足球有時候是一個契機，激發人對這些微型小國的好奇：在諸多大國勢力的狹縫間，它們如何確立自己的存在？懷着這些疑問，阿大先到訪被意大利包圍的「國中國」聖馬力諾。

相信香港人對這個國家「耳熟能詳」，因本地樂隊Dear Jane數年前推出歌曲《聖馬力諾之心》，歌詞靈感正是源自聖馬力諾足球隊。在球迷眼中，這國家的排名經常徘徊榜尾，一直被視為「魚腩」足球隊。阿大坦言，這些小國的實力普遍偏弱，但演繹輸波的方式，也富有趣味。「踢波總是有贏、有輸，但是它的參與本身，其實是有一個意思的；或者它怎樣在足球裏面去建立或者宣揚自己一個小國的身份認同和定位，有時候是一些宣示主權的東西。」

聖馬力諾著名地標「三座塔」（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阿大訪問聖馬力諾足總，對方告訴他，「其實可能我們常常都輸，但是只要我贏一次，大家都會記得我們。」聖馬力諾的半職業或業餘國腳，明知贏波機會很小，依然付出時間和汗水，披上球衣代表國家，希望創造歷史。

另一個難忘的微型小國，是夾在西班牙和法國之間的安道爾。它是世上唯一以加泰隆尼亞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也是世上唯一一個實行雙共主制的民主國家，兩名元首分別是法國總統和西班牙主教。「我會好奇，究竟它有沒有傾向呢？夾在兩邊中間，制度上兩邊都是它的領袖，身份認同是怎樣呢？取態是怎樣呢？那便嘗試用足球去了解他們。」

兩個共主  誰是主人？

聖馬力諾想被記住，只需要一場勝仗；安道爾想被看見，卻複雜得多。阿大從巴塞隆拿乘巴士到達當地，車程三小時。出發前他聯絡安道爾足總，對方指新球場剛巧舉辦開幕典禮，邀請阿大以記者身份到場，圍訪安道爾足總主席艾華利斯。儘管言語不通，他慶幸在場見證這個重要時刻。

阿大獲邀採訪安道爾新國家足球場開幕典禮，並與其他記者一同圍訪安道爾足總主席艾華利斯。（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阿大回程時，在巴士站認識一名老先生，原本是德國人，上世紀六十年代首次踏足安道爾，第一印象並不好，但多年後因做汽車生意，反而移居安道爾。定居數十年間，老先生見證安道爾的經濟起飛，背後原因之一，是安道爾被視為避稅天堂。

從老先生的故事，阿大再了解安道爾的人口結構，包含大量外來移民，難以對本地文化產生共鳴，遑論建立凝聚力。阿大估計，安道爾仍在摸索共享的身份認同，「我覺得足球可以提供一種共同經歷的可能性，共同經歷就是會令到身份認同得以凝聚的東西，無論那是一個怎樣的共同經歷。但安道爾有不同的族羣，那他們怎樣去創造一些共同的經歷呢？」他無奈地笑道，足球算是一個較少機會流血的共同經歷。

即使讀者不會很多

一本書，如果同時裝載入球畫面和殖民歷史，受落的讀者羣會是怎樣？

阿大形容，自己的書大概兩邊不討好：喜歡足球的人，未必喜歡看複雜的政經和歷史；喜歡政經和歷史的人，對足球又可能望而卻步。這種書，注定屬於小眾市場。

「我其實有好多掙扎的。」出書的路從不平坦，遇過不少困難和障礙。他曾有一段日子感到意興闌珊，不知不覺停下了筆。

阿大在馬德里時，結識當地球迷，並一同觀看「西班牙打吡」，為巴塞隆拿打氣。（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寫作對於他來說，就好像經歷一個「思想的旅程」。每次親身踏足一個國家，與當地人互動，有許多對話和細節，當刻未必能夠全然明白箇中含義，「當我回到來，可能因為寫作，我會再去找尋多些資料，再思考那刻的一些際遇，或者對話背後，是甚麼意思呢？或者是，有沒有多些脈絡讓我可以理解？我覺得那是另一個層次的旅程，或者是知識上的旅程。」現在回想，他覺得自己十分享受這種「思想的旅程」，這驅使他繼續寫下去。

尋找情感出口

某程度上，寫作是一個情感出口，「我覺得生活有好多無力，起碼有一件事情，可以讓我投入。」他一邊寫作，一邊繼續帶着好奇心，有些事情真的想知道得更多。網上從不缺乏球評、戰術分析和球員事蹟的文章，然而，最讓阿大感興趣的，是將足球置放在社會和歷史脈絡之中，去放大和檢視。

尤其是現今網絡資訊趨向碎片化，大部分人的閱讀習慣也偏向片段式。「我想講一些不是那麼輕言的訊息，即不是口輕輕講出來的訊息，我是很想好認真地講到一些我相信的東西，所以裏面要牽涉很多努力的資料搜集。」寫作，既是一種逃逸，也是一種發掘，同時也在創造某些東西。

數年間，阿大已出版了五本足球遊記。

縱然阿大心底知道讀者不會很多，但他依然相信，「這些角度，或這些深度，是有存在的意思。」正如他在《血淚東歐》一書所寫的感受，惟有身臨當地、觸摸彈孔、到墓碑前憑弔及跟當地人交流，才能感受到那些歷史苦難都是何等真實，可是他感慨現今依然有媒體將侵略他國行為和國族主義美化，使他更覺有義務認真探究每個地方的苦難和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