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到今，世界末日總以各種形式穿梭在歷史之中，無論是宗教上的預言，抑或是流行文化中的情節，末日的陰霾，幾乎從未消失過。
「我會形容，人類對世界末日是有某種的fascination（着迷）。」臨床心理學家馮逸健博士（Ken Fung）説。
這種着迷，究竟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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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代表重生
心理學大師榮格（Carl Jung）相信，人類集體潛意識中存在一些共同的符號。這些符號超越時代、地域或文化，反映着人類集體的心理經驗。舉個例子，在不同的文化裏，「母親」往往代表着照顧、撫慰和支持的角色；「父親」則與權力、控制和責任相連。
Ken說，有些心理學學者在榮格心理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認為「末日」亦可能是人類集體潛意識的其中一個符號，皆因古往今來，世界各地的文明幾乎都曾提及「末日」的概念。
「末日」這個符號，背後的含意是甚麼？原來，末日同時代表重生。
「每當我們提到世界末日，我們必定會提到末日後的世界，很少會說『世界就這樣完蛋了』。無論是聖經中挪亞方舟故事，或是末日主題的電影，這些所謂的末日預言，為的是去洗淨某些東西，The world ends but something begins（世界終結，但某些東西重新開始）。」Ken解釋。換言之，「末日」並不代表所有東西都結束。
末日代表現存世界徹底毀滅，既讓人害怕，卻又帶着某種難以言喻的魅力。Ken形容，這種毀滅，像是一個「equalizer（平衡器）」，不論是上流社會的人士，或是普通的打工仔，無人能夠倖免於難，全球人類「大洗牌」，原有制度瓦解，變相讓不公平的世界，突然變得公平起來。
現世難救 不如毀滅
有些人沉迷末日，可能是因為現實世界有許多鬱結無法解開。心理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認為，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卑感，這種感覺，有時會是一種動力，推動人類進步，讓每個人都努力令自己變得更好。但是，當人遇到無論如何也難以脫離的死胡同，那種自卑感就有可能會演化成「自卑情意結」，將人困於「永遠覺得自己不夠好」的漩渦之中。
「這種自卑情意結，有時跌我們的出身有關，有時跟我們的文化有關。例如在香港乃至亞洲，我們常説，要贏在起跑線，或是說，窮人就不要生仔。生活在這樣的文化，讓我們永遠都覺得自己『不夠好』，而這些問題，不是光靠努力便能解決。」
難以解決的階級問題，與「覺得自己不夠好」的心態交織在一起。無論身居何處，多少人心中都纏繞着這樣的結，難以解開，也無處可逃。「我在臨床上常常聽到學生跟我說：無論怎樣補習我也不會追得上別人，為何我要這樣辛苦？現今的社會氣氛，讓人覺得很難看到出路。」
看不見出路，末日預言，竟成了黑暗中的一絲希望。
「故事」既恐怖又減壓
「人類最大的焦慮，來自於要為將來打算，但現在我們不知道該怎樣做。」Ken説道。末日的出現，仿佛是一點曙光，讓人終於看見方向。「情況就像是，我們知道自己會被判死刑，但不知道自己甚麼時候死，世界末日告訴你，你下個星期就會死，雖然依然很可怕，但你起碼知道自己的死期。」
説到底，依然繞不開人類最深的恐懼：死亡。
心理學上有個概念，名叫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源自人類學家歐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於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作品《死亡否認（The Denial of Death）》。這個理論説，人類知道自己終將一死，於是我們嘗試建構不同的故事，克服這種恐懼，目的是要安撫自己的焦慮和不安。
Ken提到，現在最常聽到的故事都是與喪屍、病毒、天災有關，但在故事裏，主角經歷一切後，依然能生存下來，到頭來，坊間所講的末日故事，想表達的反而是生命的永恆性。
「我們創造這些故事，是為了幫助我們掌控自己對死亡的不安。」
假如末日遲到了
那麼，七月五日的那個故事，他相信嗎？
「我其實不相信的，但我猜，大家是想相信的。每次有這些末日預言，就算我們口裏說不信，但也總會好奇，想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他答道。
不過，倘若末日沒有準時出現，我們又該怎樣好好活下去？
他講了一個有關鬧鐘的故事。
「很多年前，有次我要七點起床，但是我三點就起來了，起床的那刻，以為自己睡過頭。結果一看時鐘，發現才三點多，馬上覺得很輕鬆。」
自這次經歷之後，Ken為了讓自己「賺」多一點時間，明明六點才需要起床，他便會自製四點的鬧鐘。「這其實沒有改變到我要六點起床的現實，但當我發現還有時間，那個感受，真好。」他笑道。
七月五日，是四點的鬧鐘，還是六點的鬧鐘？我們不得而知，但鬧鐘響前，或許仍有事可做。
「既然人終將一死，試試不要問究竟該怎樣活，反倒讓自己盡情嘗試，專注於自己想做的事，這樣過生活，或許已經會和你之前的生活相差很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