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則想嘗試把鏡頭拉近，從新加坡的幾個香港讀者較少接觸的名字—— 關懷熱線（CareLine）、愛特網絡（Esther Network）、樂活協調員（Wellbeing Coordinator）、活躍樂齡中心（Active Ageing Centre，下稱AAC）——出發，看看它們在當地各自扮什麼角色，並藉此思考：在醫療與社福結構截然不同的香港，未來的社區連結員（Link Worker）可以如何走出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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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導航到社區縫合：新加坡式社會處方的多元實踐

先逐一介紹一下這幾個計劃：關懷熱線表面上並不是社會處方計劃，而是一條二十四小時長者支援熱線，由新加坡東區的樟宜綜合醫院團隊營運，為獨居或體弱長者提供「有人可聯絡」的安全感，不少長者在過時過節更會主動致電問候他們團隊。若果仔細了解計劃的服務流程，會發現當中其實帶有「連結員」的元素：長者在身體不適、感到不安（甚至是失眠）或不知如何求助時致電熱線，接線員一方面會安撫長者的情緒，一方面會協助判斷情況，再按需要轉介至相關的救護服務、社區支援或政府部門。接線員未必親身上門，但擔當了「幫你找到合適的人與服務」的角色。它不是典型的社區連結員，卻實踐了一種「以電話為入口的社區導航」。

至於愛特網絡，具備連結員的元素的，更不是單一崗位，而是一個社群網絡與方法。它的概念源自瑞典，以一位名為Esther的虛構長者的就醫旅程，去檢視整個醫療及社會照顧系統中有哪些環節需要改善。在新加坡，愛特網絡的重點是培育來自不同機構的「Esther教練」和「Esther大使」：可以是醫生、護士、社工、管理人員，也可以是照顧者或病人本人，以共同語言參與流程設計和服務改良。這較像是一個「跨機構的共創平台」，把前線經驗、使用者視角與管理層決策連結起來。裏面沒有一位職稱叫「Esther社區連結員」的人，但許多參與者都在扮演「夾在中間、促成協作」的角色。

MaD團隊和新保集團團隊交流計劃內容

真正與社會處方最直接相關的是「樂活協調員」。這個職位主要出現在新加坡保健服務集團（SingHealth，下稱新保集團）轄下的社區醫院與相關服務中：這角色不是由醫生或護士來擔任，而是專責社會處方的一員，從病人住院期間開始，與他們談生活故事，了解他們的孤獨感、社交網絡和日常目標，然後為其配對社區活動、AAC 或志願小組，出院後亦會在一段時間內持續跟進。

在新保集團的設計裏，樂活協調員可被視為「新加坡版社區連結員」——功能上非常接近英國國民保健服務內的社區連結員，同樣負責把醫療系統和社區生活縫合起來。目前仍屬於新保集團內的先導計劃，由個別社區醫院和團隊率先試行，日後會如何擴展到其他地區和層級，仍在發展之中。

至於 AAC，則是一個個很具體的「空間」：他們設在不同社區中，專為長者提供活動、量度血壓等，是一個讓長者互相照應的落腳點，亦是許多社會處方實際進行承接的地方，就像香港的長者中心和長者健康中心的集合體。

AAC提供的不同長者活動計劃

若把這條鏈拉開來看：關懷熱線可視為電話入口，愛特網絡像是跨系統的大腦，樂活協調員負責配對與跟進，AAC 則承接日常生活。各個崗位本身不一定以「社區連結員」命名，但結合起來便形成一個社會處方生態。

不是複製框架，而是編織網絡：香港社會處方的在地想像

在談香港之前，或許需要先點出兩地背後的結構差異。新加坡的醫療和社區服務高度由政府主導，政府全資擁有的醫療集團（例如新保集團）則整合醫院、社區醫院及部分社區醫療服務，社會處方得以在同一治理架構內設計和推行。香港則不同：醫療主要由醫管局和大量私家醫生提供，社會福利由社會福利署及龐大的非牟利機構（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下稱NGO）網絡承擔，結構上，香港的醫療和社福屬於兩個不同的政策局，長期是平行而非單一部門；此外，本地 NGO數量多、歷史長、功能多元，是相對成熟的「社福產業」與社區資本。

醫社的關係或結構對發揮連結員的角色起關鍵作用。若連同英國一起比較，英國的國民保健服務以全國性制度為骨幹，由家庭醫生和基層醫療網絡擔任守門人，社會處方中的社區連結員則已被納入統一的人力與培訓框架，並透過合約資助嵌入系統。至於社區資源，則通過義務及社區部門（Voluntary, Community and Social Enterprise sector）去承接，雖然在很多地區已相當成熟，但在空間密度和街坊網絡的細緻程度上，與人口高度集中的香港仍有明顯差異。

這些差異，令新加坡和英國較適合以「自上而下、統一框架」去規劃社區連結員，然而香港若只單向模仿，反而容易忽略自身的社區資源與彈性。

香港不同地區都具多元社區資源，以上是一部份社區健康實驗室曾列出的社區資源

回到香港。現階段我們並沒有一條由上而下、清晰設計的社會處方路徑：醫管局、地區康健中心、NGO、私家醫生、地區長者中心各自以不同方式與步驟推動相關工作，社區連結員更多是從具體項目中「長出來」的角色。好處是靈活、貼地、多樣；挑戰是角色仍未被清晰定義和看見，也欠缺一個跨機構可共享的基本框架。

從新加坡回望香港，我反而更確信一件事——我們未必需要把每一個位置都設計得像新加坡般標準化，但可以從中學習幾個關鍵元素：

一）清楚說明像社區連結員這類角色在系統內的定位——如何與醫護分工、如何與社區服務連結，以及如何評估成效，讓「社會處方」不再只是漂亮口號，而是有清晰責任與工作範圍的崗位。
二）認真對照類似關懷熱線、愛特網絡這些「表面並非社區連結員，但在促進連結和共創」的角色，思考在香港龐大的 NGO 生態和地區服務網絡中，哪些現有崗位其實已經在做類似工作，可以被更有意識地串連和強化。

社區連結員參與培訓並一起共創本地社會處方模式

在此基礎上，我更傾向想像香港的路徑，不是單一版本的「官方社區連結員職責」，而是一個「有基礎、可擴展」的開放框架：
一方面，需要有一套相對清晰的基本框架和訓練——例如共同的核心能力（傾聽與評估、與使用者共同訂立目標、運用社區資源、風險與保密意識等）、基本倫理標準及督導安排，確立這類角色的專業身份，為未來與基層醫療系統接軌鋪路。

另一方面，這個框架應該以「開放模組」（open modules）的方式設計：在上述共通基礎之上，讓不同機構按服務對象和社區特質，自行選擇和組合模組，例如電話支援／熱線模組、出院銜接模組、地區共創及社區銜接模組、社區營造模組等。

如此一來，既可避免發展流於零散、難以擴展，又能保留「百花齊放」的彈性，讓跟進不同對象和地區的連結員，可以在同一語言和基本能力之下，長成風格各異、貼近現實脈絡的實踐。

新加坡向我們展示了「分工清晰的社會處方系統」如何運作，香港則有條件示範另一種可能：在一個高密度、NGO 網絡發達的城市裏，社區連結員不只是一個職位，而是一張由不同人、不同入口共同編織的連結網。接下來要做的，也許不是重新發明一切，而是先承認這張網已經存在，然後一起為它找到合適的語言、框架，以及可以逐步放大的開放模組，讓這張網有機會真正支撐起城市裏更多人的健康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