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和創傷，是杜哈絲寫作裏反覆出現的主題。有人或許會納悶，人生在世，現實生活既已教人透不過氣，為甚麼還要虐待自己，花時間讀這些滿載痛苦的文字呢？
香港作家李嘉儀，卻對於杜哈絲不斷藉由書寫，重返創傷回憶，以不同方式將之重新述說，感到十分着迷，亦很佩服杜哈絲擅於游離在理智與瘋狂之間。在散文集《曝光》裏，李嘉儀寫道：「我很喜歡Marguerite Duras。喜歡到無論她寫了甚麼完全讀不懂的東西我也會不明所以地覺得滿足的程度。」
那個「不明所以」，當然不是等同「無緣無故」，只是背後原因，並非理性所能解釋的東西。有時候，在杜哈絲的小說中會出現幾乎沒有任何敘事、語意模糊、看似不着邊際的對話，在這些對白和語調所構築的空間裏，我們能夠窺見人的原始本能及情感的流動。李嘉儀說，這些空間是曖昧的，無法被理性的語言所捕捉，也不存在任何答案。我們只需沉浸在語調和氣氛之中，便能感受杜哈絲文字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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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讀《情人》感到「被文字擊中」
約十多年前，李嘉儀因為某些個人原因，很想逃離香港的日子，於是帶着整份文學獎的獎金，跑到加拿大溫哥華，寄居在朋友的家約一個月。那時候身上沒有太多錢，每天的節目只有逛公園和逛書店，她當時的狀態不太讀得下中文，便很想找些英文書來讀，透過轉換語言，來轉換自己的思路。
李嘉儀在加拿大二手書店買下第一本杜哈絲著作——《情人》英語譯本。
有一天，她在二手書店裏找到杜哈絲的《情人》英語譯本，在大學時她有聽過杜哈絲，但是未曾閱讀過。她把《情人》拿上手，翻到小說的經典第一段，「一打開就有一種被文字擊中的感覺，我就立刻決定——我要買這本書。」她還記得，當時書店外正下着雨。
想不到，這本薄薄的書使她重拾閱讀，陪伴了她整個旅程。後來她每到一間書店，總會在那裏尋找有沒有杜哈絲的著作，現時她家中收藏的書，大部份都是在加拿大買的。
不同階段的「我」重述同一段記憶
對李嘉儀而言，閱讀杜哈絲的文字世界，其中一個觸動之處，是杜哈絲「瘋狂地重返一個創傷場景」，並很擅長將同一個場景描述許多次。《情人》並非傳統的線性敘事，對於同一段人生回憶的底片，杜哈絲用不同年紀或者不同階段的視覺，隔着距離凝視自己。李嘉儀第一次閱讀時，坦言感到有點混亂，以為是一個線性敘事，後來不斷來回翻看，才發覺杜哈絲是將不同階段、不同時期的回憶全部疊在一起，當時的「我」、數十年後的「我」、晚年的「我」，分別以各自獨特的視角重返記憶現場，使李嘉儀感到非常吸引，「我覺得文學是一種時間的藝術。」
李嘉儀說，讀了《情人》第一段後，「有一種被文字擊中的感覺。」
傳統小說強調起承轉合，然而杜哈絲不下一次在訪談中表示，她不相信這一回事，反而覺得記憶是很混亂的，有很多「點」可以連接，有時候不一定是順序排下去，李嘉儀說杜哈絲這方面或多或少對她帶來了一些啟發，「我們在寫作或者人生裏面，怎樣篩選自己的記憶，其實這件事都很重要。」
在李嘉儀眼中，記憶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不論面對人生也好，寫作也好，「雖然事情已經在時間裏面過去了，我沒有辦法去改變那件事情的經過，但是我永遠可以再一次去講述這個事件，而我每一次再去講述這個事件的時候，我就好像重新再進入一次這個事件，我每次永遠都可以有一個不同的角度，可能我二十幾歲的我怎麼看這件事，還有可能三十歲的我怎麼看這件事。在我生命面前，這件事是停在過去的，但是我怎樣在不同的階段，再去用不同的語言去重複，去回述這件事，這個過程對我來說是很有趣的。」既然永遠都可以用一種嶄新方式回想和重述記憶，那麼記憶作為一種寫作題材，好像永遠也不會被用盡。
《中國北方來的情人》以另一種形式再寫《情人》的故事。
李嘉儀知道有些人不喜歡杜哈絲，覺得她好像永遠都在寫同一個主題，永遠都是寫過去的事，永遠都是回到她自己的創傷之中。可是李嘉儀自己則很著迷於杜哈絲這個特質，可能源於閱讀口味。她相信杜哈絲晚年書寫《情人》的時候，已經事過境遷，再也不是十幾歲感情最熾熱的階段，但相信杜哈絲在十多歲的時候是很受傷的。「我很好奇她那時的心理狀態是怎樣呢？」
游離在理智與瘋狂之間
眾所週知，「激情」是杜哈絲作品裏的重要元素，除此之外，「痛苦」、「絕望」和「死亡」，也是徘徊不去的，她亦擅於透過文字去探索故事人物的瘋狂或瀕臨瘋狂的狀態。李嘉儀認為，在她過往閱讀文學的經驗裏，書寫「瘋狂」有時候是很困難的，一名小說家若要刻畫一個瘋狂的角色，實際上在書寫的過程中，仍會保留一點點理性，「其實你只不過是一個理性的人，去想像一個瘋狂，或者會歇斯底里的人，他當時的內心是怎樣運作。」但是在閱讀杜哈絲作品的時候，「我覺得她好像很懂得去游離在理智和瘋狂之間。」
《勞兒之劫》中，勞兒在舞會中目睹自己的未婚夫被另一名陌生女子吸引，從此一去不返，被遺棄的勞兒變得心神恍惚，喪失部分理智。李嘉儀說，小說裏有大量角色與角色之間的對白，「有時候去到某些片段，我也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但是你就會覺得好像陷入了一種在腦袋裏面瘋狂，跟一個她設想出來的對方，在那裏持續對話，探索大家的邊界，探索大家的關係是甚麼。」她感受到小說裏有一種很強烈的，對於愛或者欲望的流動，而杜哈絲則很仔細地去凝視這些欲望的流動是甚麼。
《愛米莉·L》英譯本
有些人覺得小說裏沒有敘事，或者不知道角色之間的對白在講甚麼，因而感到難以進入，但李嘉儀很喜歡這種對話，「因為我覺得有時折射了一些生命的真相出來。有時我們都不是很知道我們的生命，或者我們的狀態。有時不是那麼理性便可以概括或者歸納到，有時去到某些地步，其實都不知道自己為何會變成這樣。」她覺得杜哈絲的小說「很自由地讓一些東西流動出來」，而且好像捕捉到一點點關於瘋狂的特質。
在祟尚理智的世界 跌入沒有答案的空間
不論是杜哈絲身處的年代，還是今時今日科技發達的時代，社會從沒改變過一種祟尚理性的氛圍，「我們好像被理性控制了」，李嘉儀的意思不是說理性不好，「但是有時候好像缺乏了一些空間給我們，我作為一個人，我本身就有一種我沒有辦法解釋到的本能，而它跟我們的心態是很靠近的，好感官的。」現代科學或教育，很多時教導我們凡事都可以歸因，都可以被冠以種種客觀的解釋，例如一個人抑鬱，是因為缺少血清素、曬不夠太陽云云。然而閱讀杜哈絲的文字，「有時容許我們跌入一個沒有甚麼答案的空間」，這個空間可以令她放鬆，也是一個在日常理性語言裏面，根本不會觸及到的空間。
《死亡之病》英譯本
「我覺得她那些對話，或者人物與人物之間的沉默，其實就是去嘗試捕捉一些我們沒辦法在理性裏面捕捉的事物。」要解釋的話，當然可以簡單地去解釋，「但你一解釋，就好像矮化了。」
縱觀杜哈絲筆下許多角色，他們所做的決定很多時都說不上合理，甚或可謂非理性，「但你不會質疑，因為有時人就是會依循他的本能，而他不需要跟別人去解釋這事情。」而文學也不是要下一個價值判斷，杜哈絲只不過呈現了筆下角色作為一個人，有感受、有回憶、有慾望、有本能的人，在那個情境之下，即使結果可能是很壞，傷害到自己也好，他或她就是做了這個決定。杜哈絲也不是要說一些大道理，也不是要別人順從甚麼理念，「純粹是很簡單地去呈現一個生命，很赤裸的狀態。」
《死亡之病》英譯本，故事只有一名女人和一名男同性戀者之間的對話，有大量短句，李嘉儀一邊讀，一邊在句與句之間劃分隔線。
「如果你純粹抽空她的語調，其實可能是很簡單的故事，但是為甚麼她會這麼吸引、迷人，就是因為她嘗試用一些視點去討論男女之間、慾望之間，大家怎樣去互相觸碰，但又碰觸不到，然後大家有各自的痛苦，好像很近，但又很遠。她經常在不同界線中遊走，我覺得這是她很擅長處理的曖昧空間。」
有些評論者會嘗試拆解和分析，或者會分析《情人》裏的敘事視點，可是李嘉儀覺得杜哈絲的文字有一種詩的特質，也充滿劇場感，不是一種理性的語言，要閱讀杜哈絲，最好的方式就是從頭到尾讀一遍，浸沉在它的語調之中，「有時是不需要刻意去解釋。」
Profile:
李嘉儀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曾任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編輯與創作班導師，創作以新詩、散文與短篇小說為主。作品曾獲大學文學獎、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與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著有散文集《曝光》及詩集《我們在天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