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末的某個夜晚，天未央，深水埗麗閣邨傳出一陣巨響，不少居民在家探頭張望，屋邨保安遍尋四周，發現麗蘿樓地台有老人倒在地上，奄奄一息，懷疑長者墜樓自殺，救護員到場後，老人已返魂無術。
李炯是當區的區議員，說這樣的事在人口老化的舊屋邨裏並不稀少。他是註冊社工，早年在老人院舍服務，後來加入民協接手長者善終服務，這幾年一直於人口老化嚴重的長者邨，如元州邨、石硤尾邨、幸福邨、富昌邨和麗閣邨工作。
「在老人院舍工作的那幾年，給我很大的震撼，我想到長者走完刻苦辛勞的前半生，到了老的時候卻是一身的病痛，不少需要插喉維生，日常靠滴奶，在睡牀上度過餘生。以前，我一直以為到老就是享受福蔭的時候，退休代表人終於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得到許多的自由，兒孫滿堂，但事實卻往往不是這樣。」李炯說，當時他和院舍的姑娘談天，對方說不少老人一天下來最大的樂趣是蒼蠅在眼前飛過，其餘時間長者的世界似凝定了，眼前是永恆的天花板，上面永遠吊着一把轉不停的吊扇，白澄澄的長燈管。
「後來接手做長者善終服務，從長者照顧跳到長者善終，那幾年的工作令我看見了老後完整的畫面。最後就是前年成功參選成為麗閣區的區議員。我服務過的地方，那幾條屋邨都是深水埗一帶老化問題最嚴重的地方，富昌邨是深水埗第一個人口老化邨，老人人口佔其中的四分一。現在我服務的麗閣邨則變成了人口老化問題最嚴重的區內屋邨。」在這數年間，他自言在社區服務和經歷中，無法認同社會一些仇老的言論。
「『廢老』這個代名詞其實只是一句抱有政治和情緒的字眼，因為在社會動盪的時候，長者可能予人一種對社會沒有回應，容易被極權洗腦，可輕易被收賣，成為被人利用和被工具化羣組，但實際上我們心中都知道並非全部的長者都是這樣。我在深水埗服務了那麼多年，區內有大量的老人，如果社會真的如此仇老，就不會有那麼多年輕的義工和機構不斷為區內長者提供義工服務和物資轉贈。我相信情感上那些年齡的標籤其實是沒有指向性的，當人們回到理性的層面，反過來其實更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了解兩代的分別，為兩代關係解壓，同樣關注青年和長者的服務。」
明日的無緣社會
在他心中，香港的長者生活得並不好，香港安老政府為人所詬病，他說自己參選區議員，當中信念是希望可以在長者的社區改善安老問題的處境，那一年他加入深水埗安老事務委員會，努力關注長者屋和居家安老的問題。疫情時候好些老人中心不得不關門，他的議員辦事處卻時常燈火通明，一班老友記在那裏聚首，玩玩貓，幫忙照顧街坊的幼兒。
過年，他和慈善機構合作，為獨居老人提供一人盆菜，他一戶戶上門造訪。
「政府一直推廣居家安老，但所撥出的資源與院舍照顧的資源卻大大不均。前幾天羅致光說半年後將會增加一千五百張社區照顧券，但面對巨大的福利需求，那千多張服務券顯得杯水車薪。尤其被分作初步缺損的長者，社區幾乎沒提供服務給他們。」他嘆道，疫情下長者被變相軟禁，不少上門派飯暫停了，他聽過有長者一日三餐都以麵包為食。社區的隱蔽老人情況亦有增長傾向。
「去年，有獨居長者在家中病死，被發現後房署竟沒有長者的親屬資料，警方聯絡社署，署方表示老人並非他們的服務個案，最後無奈找上附近的老人中心，亦發現長者非中心會員。」他說，最後警方拿着長者家中區議員的卡片和會員證來找他們。
日本於幾年前興起「無緣社會」一說，記者以專題報道刻劃日本漸漸成為人情淡薄，不再有交集的社會，國內長年有大量「無人認領」而身份不明的屍體，媒體將之稱為「無緣死」。這個問題反映了社會上一些孤單又無以為繼的基層與「下流老人」的隱蔽問題。
李炯指指身後一個個文件夾，說去年他自費為區內長者建立資料系統，分派會員證，只需以條碼機掃描會員證上的條碼就可了解長者的狀況與正在接受的服務。
「那次，這個系統為那過身的婆婆尋回家屬，警方得以通知親友領取遺體。」李炯說，在長者自殺率高企的香港，尤其疫情下，慘淡的社會氛圍中，他希望這個長者資料系統可以針對獨居和隱蔽長者提供執漏和補救的工夫。
「人老了往往會把自己的心事放在心中，不想跟別人分享，我聽過不少長者自稱自己生活在香港如同四等公民，一心等死。當他們看到社會變動，安老和醫療機構輪候時間無限期地加長，再遇上疫情，經濟低迷，雖然長者日常以生果金維生，但對於社會的氣氛仍然很敏感，在缺乏關心和自我價值時，他們同樣會產生不想連累他人，尤其是見到下一代生活得吃力時，寧願自我了斷。」
老人 其實最想要下一代的關注
「這些年來，和長者共處，我並不認為他們是不明事理的一羣，來辦事處的好些老友記，就算他們不提，不開口探討，不敢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但對社會發生的事他們都略知一二。他看到政府抗疫的無能和失敗，會擔心疫情的禍害不停蔓延，影響經濟，日夜擔心兒女的飯碗。他們也會談到國安法和不同社會運動。他們那一代人習慣了代議政制，不多人敢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但他們仍然看到社會的大畫面。」他記得前年區議會選舉前夕，許多長者看到他都十分激動，鼓勵他不要放棄。那一年，李炯和民建聯的陳穎欣為同一選區，陳穎欣曾於二○一六年的區選在同一選區贏了立法會議員馮檢基，連李炯也坦言沒想到可在住滿長者的麗閣區當選成功。
「那年我們都看到有不少長者被推進票站投票，但那夜出來的結果，我方的票數仍然比對家的票多出一定的數目。以前我也曾堅信蛇齋餅糉和小恩小惠可以收買長者的心，但在當選之後，卻發現對大部分長者而言，他們對區議員的要求是落地的，能為他們解決日常的問題的。那年，我記得許多年輕一代很努力地防止種票事件，他們可能偷偷收起長者的身份證，或者向長者努力游說，偕同長者一起去票站。而結果也反映民意翻了盤，長者並不一定是建制的票倉，老人最想要的是下一代的關注，如果我們想改變政治光譜或改變社會的風氣，其實要從自家長者開始做起，教他們明白基本的政治知識，令他們明白當下香港發生的政局問題。你必須相信關係也要深耕細作的，你是他們的仔女，是他們的孫。如果我們先走出一步，在長者心中其實也比以小恩小惠攏絡人心的政客更真更好。」他笑說，有不少長者到辦事處找他，叫他為他們代填文件，張口閉口都是仔女。
「他們掛在嘴邊就是『我個仔話』，『阿囡叫』，至少二十句提的都是下一代。在長者可能變得狹小的世界中，下一代的關心和互動是他們最想得到的東西。如果下一代對他們加以排斥，其實只會變相推使他們走向那一些以利為誘的政客。」
前一天，麗閣邨的鹹水突然出現問題，他心怕疫情時候鹹水短缺會影響甚深，於是一天裏頭忙出忙入，找到政府部門，終於恢復邨內鹹水供應。
隔天一早，天未央便收到一個電話，老人興致勃勃找阿炯，他以為發生大事，十分緊張。「婆婆在電話那一頭，話無啊，見我忙出忙入，一早起牀想打電話關心我。」李炯哭笑不得。他說在他心中，老人其實比想像中簡單，無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