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露營，我看見希望。」烏克蘭童軍帶隊領袖之一Olga Kryvchuk說。在基輔，Olga是一位醫生，這次她需特意申請出境，跟兒子一起參加大露營，她說這一趟很值得來。她看見身邊聰明的青年人圍在一起高談闊論，有人說，如果有朝一日成為領袖，我要進行改革。「他們胸懷抱負，我真希望他們願望成真。這些孩子讓我得到正能量，讓我嘗試生存。」
勇敢地生存 堅強地流淚
三十七歲的Olga在基輔一所醫院當外科醫生，因為她有一個十六歲以下的孩子，所以不用到前線戰區工作。每天在醫院工作，她坦言經歷了許多許多，多到她無法以言語表達出來，而且接連有認識的人在戰爭中受傷甚至去世，她的日子很不好過。談到這些，她的神色黯淡起來。
去年戰爭開始時，她有一位朋友居住在基輔附近的布查鎮（Bucha），那裏後來被外媒透過衛星圖像發現，俄羅斯軍隊屠殺數百平民，市內屍橫遍野。她的男性友人只是一名平民，那時候被帶往監獄，隨後音信全無，直至五個月前，有烏克蘭政府代表跟Olga說，那位朋友仍生存，但被當為人質之一，不知道被俄方囚禁在何處。他透過紅十字會聯絡Olga，紅十字會告訴她可以協助傳遞信件，她寫了一封信，但是至今一直沒有收到回信。「在烏克蘭的每一天都很壓抑。」Olga聲音顫抖起來。
在南韓的數星期，Olga說好像放了一個長假期，終於能夠休息一下，鬆一口氣，因為她和兒子逗留在一個安全的地方。記者第一次遇到Olga，問可否和她談談，她說好的，但是要先轉移到另一邊去，因為怕打擾了正在席地午睡的兒子。十四歲的兒子，睡得那麼好，那麼安心，她過去一年，只怕沒看過多少次。
遠離戰火的大露營，是借來的寧靜與和平。可是，愉快的時刻並不長，她的手機有些晚上還是會「如常」收到烏克蘭的空襲警報。身在遠方，她的心神卻一下子回到烏克蘭。丈夫怎樣呢？他安全嗎？她在大露營裏，不斷查看新聞，看看哪裏受襲擊，哪處受損，是居住地附近，還是在其他城市？話未說完，她流下了眼淚。
在烏克蘭，Olga的哥哥住在另一城市，她的外甥正身處軍旅。Olga說她的母親在戰事開始後，因擔心在前線打仗的孫兒，憂慮兒子和當醫生的她，接着也會被徵召上戰場，憂心忡忡，不久就心臟病發去世了。Olga的父親則在前年因確診新冠肺炎去世。她和丈夫、兒子、一隻貓，留在基輔，相依為命。
基輔不時遭遇空襲，Olga兒子的學校沒有足夠容納整所學校師生的防空洞，故安排學生們分兩批，一批回校上實體課，一批在家上網課，隔周輪換。兒子在家上網課的日子，反而讓Olga最感擔憂，因為那段時間，她和丈夫仍需上班，兒子只能獨留家中。兩夫婦上班地點在基輔河對岸，唯一連接住家只有一座大橋，一旦大橋被炸毀，他倆就無法知道兒子安危，可能從此永訣。
我是醫生 我不會走
Olga在大露營之後，越洋跟記者談起兒子，說他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回到烏克蘭後他們仍在傳送訊息。她很記得，臨別回國之際，兒子跟她說：「在南韓的日子很安全，如果我有機會能夠留下，那就好了。」Olga對兒子說：「你一定要上學，你要回家，對不起。」她第一次聽到兒子不想回國，想留在別的地方，直言聽到兒子的這話，感覺很不好。她說到這裏，哭了起來。她說自己多愁善感，「整天都在哭」。
Olga很多朋友自戰事開始，陸續離開，有些前往波蘭，有些前往德國。Olga說，他們不再在烏克蘭感到平安，這是他們的選擇，她不會評論或說些甚麼。
「戰爭剛開始，我們想過離開，但是我在烏克蘭有一份工作。我有地方可以居住，我的單位沒有受損，單位內有水供應，我擁有我一切需要的東西。這一刻，我不想離開烏克蘭。每天很多人在戰事中死亡，我作為一個醫生，這一刻對我的國家很有用，我的國家其實不是那樣大。我決定會留到最後一刻。」
原本有十六歲以下孩子的醫生不用到前線戰事工作，不過Olga認為這條規定隨時會改變，或者有一天她需要前往戰區，她說她準備好了。「這是我的國家。如果我不做，又有誰會做？」害怕嗎？Olga說當然會，她也是一個人。「但是每一刻都有太多人奉獻生命了，就是為了讓我有一個平常的早上，有水供應到我的單位。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我們都希望這次戰爭早些結束，害怕戰事會拖得很長。我不想更年輕一代因戰爭死亡，他們有很多想法希望改變國家，我想他們是有機會去實踐他們想法的，也許他們可以令這個世界變得好一些。」
最後，Olga跟記者分享了一個故事。有一名年邁的婦人到醫院看病，Olga告訴她，她的身體出現一些毛病，那名婆婆說：「不，我會生存下去，我要見證烏克蘭怎樣完結這場戰爭，我不想錯過這個時刻。」Olga鐵定了心，跟婆婆一樣：我會生存下去（I will stay al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