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晚上十點，隔離病房。
病房內，醫護人員都穿上全副武裝，一式一樣的頭套口罩保護衣，誰也認不出誰，大家只能用黑色箱頭筆，在保護衣寫上姓名辨認。
泳汶（化名）小心翼翼脫下藍色保護衣，她終於完成了這一更的工作。然而，翌日要返早更，這一晚，她要在醫院留宿。
由頭到腳，洗乾淨每一絲頭髮，每一寸皮膚，泳汶才放心換上睡衣。坐在摺牀上，她環顧這間單人房，牆角堆疊着紙皮箱，大抵放了一些用不着的文儀用品。房間是由一間荒廢已久的辦公室改建而成，專門讓沙士隔離病房的醫護人員留宿使用，臨時得連百葉簾也未及安裝。
一個人一間房 孤軍作戰
燈光昏黃，殘舊的牆壁顯得更破落。整間房，只有摺牀是簇新的。
凝望窗外，漆黑之中是醫院一格格亮起的玻璃窗。永汶剛剛在晚間新聞得知，沙士的感染人數又再增加。她忍不住回想，今天穿上保護衣的時候，有跟足程序嗎？接觸完病人之後，是否每次都有洗手？有沒有不小心碰到自己的眼耳口鼻？會否一不留神，明天自己就成為新增個案？
泳汶答應過父母每天報平安，醫院也安排了視像電話。她想起，昨夜難得一家人一起吃飯。其實，她本來不想回家，一來壓力大，二來不知道自己是否潛在帶菌者，擔心感染家人。吃飯前，她將自己的飯餸分開一份，用即棄碗碟裝起，然後在飯廳的另一端吃飯。
「坐埋一枱」變成「坐埋一屋」。她對自己苦笑，又想起，不幸染病的同事，可能連「坐埋一屋」的機會也未必再有。
「到底我的將來是怎樣？」泳汶問自己。
每一次，都沒有答案。
沙士創傷 管理層禁戴口罩惹禍
十七年前，泳汶才剛從護士學校畢業，加入公立醫院一年後，就遇上一場史無前例的疫症。沙士來襲之初，甚至沒有名字，醫院突然面對大增的呼吸科病人，管理層決定借調內科人手和病房。資深同事通常獲安排繼續留在原本的病房工作，確保運作正常，泳汶當時是內科病房的新同事，順理成章被借調至新病房。
後來，就像許多其他醫院一樣，內科普通病房出現一個隱形個案發病，結果感染了好幾個醫護人員。剛好泳汶工作的病房比較適合改裝成隔離病房，負責接收這批病人。泳汶又順理成章地，成為隔離病房的醫護人員。
事後，處理隱形病人的病房收到大量傳真，批評病房經理管理失當。泳汶回想，當年的醫護人員對於感染控制的意識比較薄弱，工作時不會戴上口罩，除非要做手術。直至沙士爆發，加上醫療物資短缺，即使院方當時已經開始鼓勵同事戴口罩和手套，相關病房經理依然禁止普通病房同事戴口罩。隱形病人發病後，緊密接觸病人的前線醫護相繼染病，其中一個清潔姐姐更因此病逝。
染病醫護當中，有幾個是泳汶在護士學校的同學。康復之後幾年，見證對方經歷焦慮，皮膚轉差，因為用藥導致骨枯，康復後未有足夠體力應付前線工作，只能轉職門診。
醫護提升裝備 高層稱擔心引起恐慌
十七年後的今日，泳汶已經是資深護士（俗稱護士長），她沒有想過，自己會在工作上再次面對另一場如此相似的疫症。
武漢肺炎來勢洶洶，部分確診個案原本已有氣管疾病，呼吸科再一次變成重災區。沙士隱形個案的教訓依然歷歷在目，呼吸科前線醫護不敢怠慢，與病人緊密接觸之前，已經自動自覺換上高一級的裝備，例如N95口罩和護目鏡。
前線醫護人員懂得提高警覺，本應是好事。然而，泳汶聽說該病房的同事抱怨，醫院的感染控制部門向呼吸科病房經理施壓，認為前線同事過度保護，擔心造成恐慌。
「相比沙士，目前只是資源緊張，還未出現短缺，為什麼醫院不能提供較好的裝備給前線同事？」泳汶作為資深護士，負責管理病房的資源，對於前線同事的擔憂十分理解。「現實就是，有隱形病人會先送入呼吸科；現實就是，有病人隱瞞自己的外遊記錄。」
面對感染控制部門的高層指手畫腳，呼吸科病房的同事一於少理。醫護染病，誰來治病？保護醫護的性命，也是保護病人的性命。
口罩恐慌 從民間到醫護
武漢肺炎爆發以來，口罩、酒精搓手液，以至各種消毒清潔用品，都成為香港市民搶購目標。反觀台灣和澳門，兩地政府一早發出限購令，又禁止零售商抬價，公開口罩供應量，至少不用像香港市民般可憐，為求一個口罩，不惜冒着寒冷天氣通宵排隊。
醫管局一直對外宣稱有「三個月存量」的醫療用品，然而，這是指「一般使用」狀況下的存量。面對疫情，連普通病人在病房內也戴上口罩。泳汶說，她工作的醫院，目前只有一星期存量的醫療用品。
這些日子，一直有醫護人員表示物資要「慳住用」。即使特首林鄭月娥曾宣稱財政資源不是問題，現實情況就是前線物資緊張。泳汶管理的病房，曾經有同事監守自盜，用各種方法偷運一整盒口罩離開。以前病房的幾個角落都會擺放口罩，方便病人及家屬取用，現在已改為只在當眼處擺放口罩。
當市面的口罩被搶購一空，這種恐慌也會蔓延至醫護人員，他們的家人，也許就是那些排隊都買不到口罩的市民。
「大家已經不再信任政府」
「我是非常憤怒，香港經歷過沙士，為什麼政府不可以做多一點？」早於去年十二月底，武漢傳出有不明肺炎病例，泳汶已經有先見之明，為自己及家人購入兩個月存貨。眼看市民今日要搶口罩、搶糧食，社會一片慌亂，泳汶相當心痛。「大家已經不再信任政府。」
政府邀請的醫學專家團隊，已經分別公開要求政府封關，限制任何人士經由中國入境。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2月2）日提出，任何人如無必要，現時也不應進出關口。
「封關是最有效的防疫方法，政府遲遲不做，任由社區出現大爆發，醫護人員自然會認為政府未有考慮前線的生死。」一說起政府反應，溫柔的泳汶不免動氣，「派口罩又話做不到，封關又話歧視人，作為高官，偏偏說一些如此低級的說話，真是非常低層次，不負責任。」
她強調，所有同事都是專業醫護，有病人求醫一定會照顧，不管病人來自內地或外國，也不管病人是不是麻煩多多。「前線同事不甘心任由握有權力的高官胡亂擺佈。」
作為資深護士，泳汶需要管理病房，算得上是半個「管理層」。政府的反應慢幾拍，泳汶只能盡力保護自己病房的同事和病人。她會提醒同事做好防護措施，也會教導同事如何分辨高風險病人。「假如入院病人屬於高風險，只要病房有位，都會盡量安排他們先入房。」
做後勤支持前線罷工
政府遲遲不肯封關，醫護人員今日（2月3日）發起罷工行動，林鄭月娥曾如此回應：「醫護人員不應該用激進行為爭取訴求。」這句話，叫泳汶十分憤怒。「處理疫情是公共衛生問題，但是林鄭指責醫護罷工激進，是主動將民生和政治扯上關係，做法絕不正確。」她坦言，如果自己再年輕一點，或者不需要管理病房，她也會參與罷工。
泳汶透露，醫院的中央護理部算得上是權力核心，負責發放消息、分配人手，當中也有不少人支持罷工，只是礙於工作崗位的功能，罷工有難度。「如果因為罷工令病房需要支援，中央護理部的同事會代為幫忙，他們嘗試用這種方法支持其他同事罷工。」
泳汶也有加入工會，她表示會尊重和支持同事的行動。然而，作為中層人員，泳汶也深感罷工的兩難。她負責照顧的病人，大多缺乏自理能力。假如沒有醫護人員照顧梳洗或飲食，病人難以自救，能否獨自捱過一天也成問題。「醫管局員工陣線」宣布，首日罷工會有3000人參與，假如政府日內未有回應五大訴求，罷工行動會升級至9000人參與。
今天是首日罷工，泳汶的病房已經有五分之一的同事響應，剩下人手只能夠為病人提供最基本的護理。「罷工行動顧全大局，是為了保存七百萬香港人的性命，我當然支持。但是眼見病人無辜受苦的話，我會更內疚。唯有自己在後勤支援，『派』其他同事罷工。」
資源不足 前線醫護不滿 非始於今日
「醫管局員工陣線」早於去年12月成立，算是在反送中運動背景下成立的工會，組織主張：「守護醫管局職員的政治權利及言論自由，反映員工在工作上遇到的不公平與困難，保障員工應有權利和待遇。」截至罷工前夕，已經有超過18,000名醫護人員加入。臉書專頁HA Secrets載滿醫護界苦水，可見前線對醫管局及政府的不滿並非在旦夕之間出現。
政府將公立醫療外判給醫管局，資源分配不公，給人肥上瘦下感覺，政府卻未有向醫管局高層問責。過去十年，公立醫院的醫護人手增加三成一，但員工成本支出大增七成一，醫管局高層在四年內為自己加薪 26%。
過去十年，大白象基建工程紛至沓來，撥款動輒數百億以至千億港元計。反送中運動持續半年，警方申領的逾時工作津貼高達九億五千萬。然而，港府每次遇上財赤，都會傾向削減醫療開支。單是2016年，政府內部推出削減資源的「0-1-1」計劃，就連醫管局也要削減0.5%經常撥款。現狀是，病牀不足，病房長期爆滿。2018年，醫管局轄下的醫院病牀數目為28,929張，比2003年沙士之前的29,539張還少。
至於護士和病人對比數字，國際標準是1:6，即是一個護士最多照顧六名病人。在美國，護病比一般是1:4，但在香港，護病比高達1:10甚至1:15。泳汶工作的病房，病人常滿，護士對病人只能提供工廠式護理。「有時見到病人身上多了一個損皮，其實都會心痛，但是也無奈，我知道同事已經盡力，實在應付不來。」隔着口罩訪問，我只看見泳汶的雙眼，每一次談及病人，她總是說到眼睛泛紅。
相比十多年前，泳汶認為護士工作量有增無減，例如現時要用電子系統派藥，需要多做幾個步驟確認藥名，配對正確病人。「護理質素其實十分影響病人的病情及康復進度，如果有足夠人手，醫護可以多花一點時間在病人身上，許多意外已經可以避免。」她感嘆。
口罩下的憂愁
訪問這天，泳汶難得放假，記者與她相約在咖啡室見面。記者先到，已脫下口罩，正在吃沙律。她後到，點了一杯伯爵茶。泳汶戴着白色口罩，左上角還印有一朵可愛的白雲。訪問期間，她一直沒有脫下口罩，也沒有打算泡茶。我本來不明白，後來才心領神會，快快手食完沙律，乾掉一杯咖啡。泳汶看見我預備戴上口罩，她才脫下自己那一個，將茶包放入已經開始冷掉的「熱」水。
每一次說起工作，說起護理病人，說到心痛之處，泳汶總是忍不住捲弄手中的茶包紙袋。重聽錄音，背景中的窸窣聲，也許最能代表前線醫護孤軍作戰的無奈。
難得放假也願意抽出兩小時訪問，泳汶只是希望，不會再有同僚因為抗疫而犧牲。「做得醫護這一行，我不會害怕，不會退縮。然而，如果因為政策失當，犧牲了不必要的生命，甚至出現社區爆發，我會覺得絕望。」
不管疫情將來怎樣發展，她希望，所有同事齊上齊落，一個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