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梁耀忠】 組識者在政治邊緣吶喊背後 街工勞工組解散風波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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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梁耀忠】 組識者在政治邊緣吶喊背後 街工勞工組解散風波始末

09.05.2018
王紀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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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85年由「新青學社」改名為街坊工友服務處(後稱:街工),是一直紮根地區的勞工組織,多年來收入來源依靠再培訓課程、立法會議員梁耀忠與其他區議員的收入支撐。在剛過去的五 ‧ 一日勞工節,街工爆發疑似的勞工糾紛。

梁耀忠重申無「永續參選」的念頭,誰替街工參選要經過街工內部機制選出人選。
梁耀忠重申無「永續參選」的念頭,誰替街工參選要經過街工內部機制選出人選。

事源在葵芳梁耀忠議員辦事處的勞工組因工作路線存分歧,一年前雙方協議下勞工組搬出辦公室,在旺角月租三千辦公室。梁耀忠稱,當初協議一年花70萬「封頂」,及後由勞工組交出自負盈虧的方案;加上今年財政突告拮据,再培訓的收入不理想。梁耀忠指,願意與勞工組三人協商解決財困的方案,但勞工組三人稱3月收到消息指若勞工組如未能自負盈虧,梁耀忠決定解散勞工組。

勞工組不怕「家醜不出外傳」,於勞動節走出來,為自己份工聲討僱主梁耀忠。(相片由基進報導提供)
勞工組不怕「家醜不出外傳」,於勞動節走出來,為自己份工聲討僱主梁耀忠。(相片由基進報導提供)

事件醞釀了至5月1日,「工人唔係話炒就炒!」,勞工組一行三人黎治甫(Billy)、王曉君(阿花)與服務街工15年的譚亮英(阿英)走到中環示威,向「僱主」梁耀忠抗議,公開事件始末。梁耀忠事後否認「裁員」,重申4月30日的會員大會討論無約束力的意向:「以裁員為解決財政問題的最後方案。」他在聲明指:「指街工將裁員、取消所有勞工組、出賣工人運動言論,令街工不少成員感困擾。」

記者本周二(5月8日)去立法會向梁耀忠查詢,他表明只要解決目前的財政問題,決不會解僱任何人,而且將會在街工會成立五人小組解決今次事件。當中成員包括會員、執委、會外人,但至今仍未找到「會外人」一員。獨裁管治、財務不清晰、迷信議會…… 從政三十多年的梁耀忠飽受批評,他解釋:「成件事我係被動,如果係我一個人嘅決定,就唔洗同執委會講啦。佢哋唱我話解散佢,解僱佢。我即刻就去做啦,我有無即刻去做呢?」

記者到勞工組在旺角的辦公室,了解始末。「唔好入嚟,呢度容納唔到咁多人」,勞工組成員之一王曉君在狹窄的辦公室說。他們向另一團體的辦公室內租用一百五十呎的小辦公室,這個「劏房辦公室」月租$3000,每年$36000,佔梁耀忠議員聲稱每年「封頂」70萬費用當中約5%。關心勞工組的人都嚷着要替他們籌款,甚至有工友表明向他們供貨,將賣來的收入全歸街工。勞工組異口同聲表明:「搞清楚件事先好籌款。」

今次勞工組的解散疑雲,揭示了勞工組織內路線的分歧,議會辦公室與地區組織的架構矛盾,而且當勞資糾紛發生在替勞工爭取權益的勞工組織,其僱傭關係及做法是否有別於私營機構?

炒?不炒?無稜兩可

勞工組黎治甫、王曉君與譚亮英對於今次事件,感受良多。五 ‧ 一之後數天,記者劈頭便問:「梁耀忠是否炒你們?」他們都不置可否,因為梁耀忠從來沒有說「炒」,只是一再重申找不到資金,梁耀忠說沒有能力承擔他們三人的薪金。

下由左至右:勞工組譚亮英、王曉君、黎治甫(Billy)在旺角150呎的劏房辦公室工作。
下由左至右:勞工組譚亮英、王曉君、黎治甫(Billy)在旺角150呎的劏房辦公室工作。

譚亮英:這是一個最差的做法,之前(七十年代)工廠年代最憎這個情況。我去搵工還是等你搵錢老細其實在暗示:我是無糧出,你有後路好走了

黎治甫:為何只推我們去懸崖,我們變了人質與贖金,某個限期你就要給錢,不然不能續命。有同事話「大家以和為貴」,但到底「和諧」是什麼?

王曉君(阿花):有財政問題,為何只是我們勞工組三人?街工係大家庭,我嘅立場係,有家暴要出聲。

旺角「劏房辦」與議辦存分歧

根據梁耀忠的說法,事源於葵芳的勞工組搬辦公室。為何要搬到旺角?記者問梁耀忠辦公室是否存在分歧?梁語帶無奈說:「你話有無分歧呢?有嘅。但分歧不在於我。勞工組做事件,葵芳同事做個案。我唔想做中間人,我俾錢佢哋出去囉。好似社福機構出去做。如果入晒我數,就有啲唔公道」。於是,勞工組搬出旺角,一個議辦出現了「葵芳勞工組」與「旺角勞工組」。

有沒有向勞工組表達意見?梁耀忠說:「我無直接同佢哋(旺角勞工組)表達過意見,我只係覺得好煩。我當然有自己嘅睇法,但我只係覺得好煩。」

這些辦公室的「煩事」,在街工內部一直存在。

如王曉君所說,街工的成立本身是「勞工社區化」,勞工以外的議題,勞工組關心的是一環扣一環的範疇,如辦再培訓課程與託兒服務,處理公屋迫遷戶等問題,做法非單純處理勞工糾紛的部分,即是非為勞工爭取欠薪便代表解決件事。街工另一面有政治與社會運動的面向,令工人認識政治,自己組織工會或其他組織,鼓勵他們參與政治。

這種勞工政治化的面向早見於街工前身新青學社。上世紀七十年代,左派風潮影響年輕人,劉山青於1977年創辦新青學社,在荃灣辦夜校、刊物。創立初期已出現「社會服務主義」與「宣傳社會運動主義」兩條路線,後者提倡以行動為主,「直接介入」事件,及後劉山青先生退出,新青學社較傾向「社會服務主義」。縱使1981年區議會開始有直選的議席,學社成員反對參選直選議席。梁耀忠在八十年代初留學回流香港,加入紮根葵青的新青學社,當時面對會內財困,1984年10月結束夜校,1985年梁耀忠參選區議會,在葵青區大捷,易名為「街坊工友服務處」。

王曉君(阿花)希望梁耀忠出來代表事件。
王曉君(阿花)希望梁耀忠出來代表事件。

至今,街工沿「社會服務主義」路線,議辦有「勞工組」與「社區組」。「社區組」接個案,「勞工組」以事件縱橫性分析,強調行動介入,例如鼓勵廚師組織香港廚師聯盟,關注復職權等議題。2016年6月,標準工時諮詢會中勞工組譚亮英向資方代表劉展灝扔假髮,及後劉展灝不幸心臟病發,當時街工被批評行為激進。事實上,街工的源起與社會運動有密不可分的歷史。王曉君說,這種分歧明顯見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他們落佔領區找個案,不欲留在辦公室,與議辦的做法出現嚴重的分歧。其後在會內討論有關勞工遊行的手段、經過的地點都出現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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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僱主?

年資最長的譚亮英見證十多年來街工內部的分歧。「85年有財困才去參選, 參選只是為了拿知名度,拿資源,方便組織的一個手段。有街工已經有勞工組,勞工組的成立非要選議員。所以勞工組是盡量擺脫一個議員辦事處,做紮根社區的勞工組織。」譚亮英說。

譚亮英坦言,十年前一班舊黨友離開,曾經意興闌珊。
譚亮英坦言,十年前一班舊黨友離開,曾經意興闌珊。

勞工組同意搬出來,王曉君補充:「當初講70萬一年,但無聽過一年期限封頂。」

譚亮英九十年代初認識梁耀忠,經劉山青認識街工的工作,他說入街工因為它為工人的理念,他本人思想左傾,相信無階級觀念,但這觀念十多年前與梁耀忠越走越遠:「一次,我同阿忠(梁耀忠)講:『其實我們不是簡單的僱傭關係。』那一刻,梁耀忠說:『不是啊,我們真的有僱傭關係』。」

一個組織派代表參選,代表當選後,議員是為僱主?組織與議員權力的操作十分吊詭。程序上,作為執委的梁耀忠如果要解僱街工的職員,須經過執委的同意。但實際上,勞工組認為梁耀忠操財政權力,在技術上可以解僱任何職員。譚亮英說:「在法理上,資源的權力在他(梁耀忠)手中,當去到實際操作,就去到個人的意願,簡單講就係梁耀忠的意願。 當集體對他的制約越來越弱的時候,他個人的意志會凌駕了執委會。」

梁耀忠:會員有權查數

五 ‧ 一抗爭一周後,勞工組在葵涌廣場的空地外舉辦一個分享會,探討論團體組織者的勞動條件及組織者作為團體成員與僱員身份之間的拉扯。然而,討論的焦點也離不開今次的事件。

工運的研究者區龍宇提出另一個問題。他質疑,縱然今次勞工組眾籌,但捐款會入帳給哪一個部門,會員對於帳目到底知道多少,而議員辦事處的帳目是否亦包括在內,這些問題都是關鍵,「這個很重要,是民主的問題」。

至於財政透明度問題,梁耀忠接受本刊訪問時指,每年的財政報告一直有向相關部門交代。他自己會定期與組織轄下的中心主任開會,亦會與會計同事完成的財政報告供他們細閱,以及在會議後收回報告。在執委會的層面,將由兩位負責財政的執委成員簡介,由於例行會議不多,因此沒有特別情況亦不會詳細講解。而牽涉更多人的會員大會,一年只有一次,實際運作上亦很難詳細交代財政狀況。他向記者指,執委和會員絕對有權力要求查看財政報告。

今次的籌款募捐,梁耀忠努力向「朋友」撲水,但始終不成功,有「朋友」向他指:「唔係唔滿意梁耀忠,你個人ok嘅,不過我哋有啲野唔滿意呢,就唔再支持你。」

額外籌30萬備選舉

勞工組資歷最深的譚亮英形容,街工的長期處於「緊絀的財政狀況」,梁耀忠不時在職員會或會員大會上坦言「人工未必加到,或未必加得好理想」。 2013年試過呼籲大家去做「影印小啲,開少啲燈」等開源節流的措施。至於詳細的報告和數字,梁都沒有公開過。縱然看似沒有透明度,但當時的譚亮英仍然接受。譚亮英認為,至少梁耀忠願意「走落嚟傾」,但今次事件他們從頭到尾都只是「被通知」,「其實老早就做咗決定,完全無事先同我地講過」。

傾向在會內解決的梁耀忠說:事件我處於被動。
傾向在會內解決的梁耀忠說:事件我處於被動。

他憶述,梁耀忠在會曾經指出財政出現問題,將天水圍兩個全職轉成半職。但阿英知道同時他亦聘請了一位全職天水圍同事,一問之下,梁耀忠指自己積極鼓勵同事去參與區議會選舉,所以「額外籌到30萬」。阿英說,「會員都覺得,這一刻你說不夠錢,但另一刻你說籌到30萬」。但同時,譚亮英說梁耀忠在會內討論裁員的時候,有不少會員替他們幫口,但梁耀忠堅持:「我從來唔理佢哋(勞工組)做乜。」

Billy指出:「我哋想知籌錢的在哪裏?虧蝕在哪裏?不能解僱某幾個人作為前提,為何不拿盤數出來討論,有這樣的問題,大家都想辦法,凍薪,或者取消福利?」。

談初衷:份工唔係話走就走

Billy在三人之中最年輕,「我2009年7月20日入職的」。毫不猶豫地道出踏進街工那一天的日期,或許是畢業後第一分工作所以記得特別清楚。 他從前唸社工系,受到老師的影響,想從事基層工作。

街工是Billy大學畢業第一份工作,他相信街工的信念才留下。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他為梁耀忠在超級區議會助選,連續四十小時沒有睡
街工是Billy大學畢業第一份工作,他相信街工的信念才留下。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他為梁耀忠在超級區議會助選,連續四十小時沒有睡

在街工實習了一段時間,畢業之後入職。 過程中,他因為薪金有過轉工的想法,但沒多久便打消了這個念頭。 他說,「個平台好難得係做基層和勞工,直到而家我都係享受呢個工作,我都唔單係職員,都係會員。如果可以留低,都想繼續做」。

Billy實習的時候,阿花已經是街工職員。入職當天是2008年4月1日愚人節, 她笑言「天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大學時期的阿花參與學生報、國是學會等學生組織,亦參與過社會運動,因此立志畢業後「要做社會運動有關的事情」。阿花想到自己都是基層出身,畢業那年朋友傳來街工的招聘廣告,從社運到基層,開始在社區做「揼石仔」工作。

「我一直都好認同街工,大家不是時間換取金錢,而是一直為會和理念努力 」,這是阿花當初對於街工的看法。但雨傘運動出現的分歧,曾經想過離開,但她仍然在會內積極推動改變, 因「對團隊的改變有盼望」,2015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她都是抱「榮辱與共」瞓身助選。

「老街工」的「那些年」與自責

譚亮英於2002年9月入職,這15年在街工的日子,對他來說悲喜交集。他憶述當初在社會福利機構工作。人到四十歲,90年代做了兼職數個月,便決定加入做全職。做了不久,他便成立了一個醫院工會,工作能力有目共睹,有其他勞工團體想挖角,他都斷然拒絕。「幾鍾意街工的工作環境,自主性相對高。」他記得,十年前一次「四五行動」去中聯辦抗議,有人叫他去,朋友有難,譚亮英二話不說去了。事前通知了當時的上司尹兆堅便出發,沒有人批評他離開工作崗位。

談到在街工作的第8、9個年頭,譚亮英說身邊的同伴相繼離開,對於運動的議題,包括外傭的居留權、對工黨的態度等開始有爭議, 他一度想過離開。直到2012年,街工第一次,亦是唯一一次在維園搞年宵攤位,旁邊中學生擺的攤檔售賣電影《那些年》的產品,一直播著電影主題曲,在旁邊日夜叫賣的阿英在旁把歌曲聽完一次有一次,想起加入組織的初衷,支撐著他繼續下去,被《那些年》的歌詞感動到「返屋企爆喊」。其後,街工年輕的會員積極投入會務,碼頭工人的工潮激起了打擊的鬥志,佔中的商討日前的行動想像,勞工組慢慢有清晰路向,讓他看見一番新景象。

我覺得,作為一個勞工團體是否示範一個理想的僱傭關係;市民選的,是理念,我們要兌現承諾。」縱使多年來不相信議會路線的譚亮英說,因為「仍然有想像」,所以留下來。譚亮英後悔的是,以前沒有好好處理街工的解僱事件,還叫員工「唔好搞大件事」:「政黨官僚化,少數人集權,街工發展到咁,我見到問題無好好去解決。作為一個受薪的組織者,我自己要負很大責任。」

回到5月5日分享會,有市民認為,政治現實就是議員負責找資源支撐組織營運,而勞工組的反動有機會導致街工流失選票,影響民主派整個光譜。但亦有其他政黨的組織者反駁:到底「政治現實是否應該要凌駕於打工仔的基本權益」?

「解散街工勞工組」之時序

文:勞工組三子—黎治甫(billy)、王曉君(阿花)、譚亮英(阿英)

1. 2017年3月:勞工組搬離葵芳梁耀忠議員辦事處,目標:專注發展勞工工作,長遠邁向自負盈虧的目標,並得到會方同意,會方更曾在荃灣覓地不果,最後勞工組尋得旺角現址。遷出協議:三人薪金繼續於立法會營運開支中支取,加上租金等開支,協議年度開支上限70萬元,沒有設立限期。

2. 2018年3月11日:九西補選街站清晨,阿英收到街工執委的消息,梁耀忠欲收回勞工組資源,用以聘請人手開展選舉工程。

3. 3月22日:街工會員在羣組詢問解散勞工組傳聞,梁耀忠沒有回應。

4. 3月23—4月10日:不同人士找勞工組討論資源問題,由於版本不一,勞工組聯同一眾工會及關注組工友,正式約見執委會要求討論。

5. 4月11日:勞工組與一眾工友列席執委會,要求解釋「解散勞工組」一事並重申勞工組價值,身為執委之一的梁耀忠沒有出席該次會議,甚至他即使身在附近完成居民會後,也拒絕前來。及後梁耀忠透過別人回覆,不談勞工組工作,只想談財政問題,認為會議沒有財政方案所以不來開會。

6. 4月18日:全體職員會上,阿花要求梁耀忠回應解散謠言,他說「我唔答呢個問題。」並急急腳走向門口,離開了。事後,本刊記者關梁耀忠議員,他稱問題不在議程,而且趕時間所以離開。葵芳議辦職員蘇耀昌出來解釋,回答葵涌邨同事查詢時,表示街工有「出左旺角」的勞工組,也有葵芳勞工組,五一之後,街工仍會有葵芳勞工組。另,會上曾經提及,葵芳議辦同事寶玲將會退休,五月生效,歡迎Farewell。

7. 同晩:謠言四散逾一個月,由於循正式渠道查詢並未能得到明確回應,勞工組三人分別在facebook表達不滿。

8. 4月20日:會員聯署要求召開臨時會員大會(訂於4月30日),動議要求保留勞工組。同日:工會及關注組聯署出信再約見梁耀忠,表明不在限期前會面,將會於五一街工行動表達對於解散勞工組的意見。

9. 4月23日:梁耀忠終於透過助理回覆與工會及關注組會面,日期為4月27日。

10. 4月23-27日:勞工組同事收到不同管道消息,主要來自會外,源頭之一是蘇耀昌,指街工六月無錢出糧及需要裁員(人數並由三人增至五人,其一是蘇,他說自願報名加入被裁名單)然而,相關裁員危機過去一直未有向全體職員及會員公佈,翻查業委會致同事會員的二月及三月會議紀錄亦未有提及。4月18日全體職員會同樣未有提及。

11. 4月27日:執委發出訊息提醒會員出席臨時會員大會,訊息內容提到梁耀忠議辦財政赤字達到每月六萬元,需要會員分擔,以及若無額外捐款支持,勞工組三人(花、英、billy)以及葵芳議辦寶玲、蘇耀昌,將於5月31日後停止支薪。

12. 4月30日:街工召開會員大會,會上梁耀忠重覆財赤的說法,若沒有捐款就無法出糧,部分會員質詢裁減勞工組的選取理由與決策過程,並要求交代財政狀況,部分會員期望以籌款解決爭議,經過激烈討論,最後通過以下意向:「以裁員為解決財政問題的最後方案,要求保留僱用黎治甫,王曉君,蘇耀昌,譚亮英,高寶玲」惟梁耀忠仍然沒有收回解散勞工組的決定。

13. 5月1日:勞工組於街工五一集會表達「解散勞工組」一事的感想和意見,重申勞工團體應有理念,不以裁員為前提解決財政問題,並應交代財政狀況,與全體員工作充分討論與共同決策。再者,何以勞工組首當其衝,梁耀忠一直未有明確解釋,勞工組一眾工會及關注組組織、倡議議題亦會受到影響,影響街工的工運發展。

14. 5月1-5日:蘇耀昌聲稱在未經會員同意下,偷錄會員大會梁耀忠發言,將謄本發給傳媒,用以偏概全方式為梁耀忠辯護。部分會員聯署回應其澄清內容不實,以及有違基本原則。梁耀忠議員辦事處及勞工組亦分別發放聲明,表達其立場。

15. 5月4日:由於三人離職日期不明,解散勞工組的決定亦未收回,阿英代表勞工組發訊息給梁耀忠,至翌日晚上,仍然已讀不回。

王紀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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