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金錢變成數碼】盧燕珊:旅居北京十年 數碼遺民決定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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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金錢變成數碼】盧燕珊:旅居北京十年 數碼遺民決定撤離

2017年11月中離開北京前,盧燕珊住了五年多的房子交回給房東那天。
2017年11月中離開北京前,盧燕珊住了五年多的房子交回給房東那天。
2017年11月中離開北京前,盧燕珊住了五年多的房子交回給房東那天。

上年十九大前後,文化人阿Lo(盧燕珊)正準備撤離生活了九年半的北京,在收拾行裝分送家當的當兒,她想起要把家中那部電話連有線上網的座機充值,歸還房東。

北京的變化

三里屯的報攤,向來都有增值卡售賣,沒料這一趟幾乎叫人撲個空──原來實體的增值卡已經不再推出,取而代之,是以電子付款方式,進行流動數據網上增值。阿Lo的手機沒有電子帳戶,最後跑了多個報攤,才找着幾張增值卡的貨尾,湊得300多元充值面額。

中國打造「無現金城市」儼然一輛高速列車,以撰稿為生的她自言已成無法追趕「發展」的「遺民」。2014年的北京七區「疏功能減人口」方案政令「透過驅離人羣達到移除非首都功能的店舖服務和減少人口的目的」,轉型升級為「高精尖」(高檔精英尖端)經濟結構,並以科技創新中心作為其中的首都功能,都預示她的「北漂」生涯終將告別。

上年尾,北京突然強行驅離數以萬計的所謂「低端人口」,她雖沒有被驅離,卻決定提早離開。

臨行前,欠缺一個付款公號,更預示她「已經無法生存下來」。

「那麼老人家怎麼辦?」她即時想到,沒有手機、又不諳電子科技的長者,定必被排拒於這『新經濟』模式之外,如何生活?即使她平日慣用電腦,也弄得一 頭煙,「年前在家要將iMac接駁銀行做online payment,幾番折騰亦不成功,已經沒有信心。」阿Lo續說,她生活向來很minimal,最低度的消費,不需要淘寶購物,根本無意登記一個微信或支付寶公號。

「在內地,就是雙馬(馬雲和馬化騰)系統主導生活,我住在小區,三年來換了幾次鄰居,那些年輕人平日可以足不出戶,無論吃和買 ,都靠廿四小時外賣送到家中。我樓下的小食店,轉型為全區的速遞收集站,內地人覺得這樣很perfect。當然,能夠生活在自己的小宇宙,某程度看來很美好,但每次吃一點又送(外賣),吃一點又送,全都是膠盒。」

「新經濟」隨之而來製造了大量包裝垃圾,諷刺的是,政府要來個「淨街」。早年北京啟動市場經濟轉型,曾鼓勵下崗工人追尋自己的創業夢,很多失業者通過所謂的「開牆打洞」,開辦了小商店、酒吧或咖啡廳。位於三里屯太古里南北區之間的一條小巷,就這樣自然生成一條「髒街」,然而,上年經歷政府的模範「淨街」,已給「整治」成為官方口中的「靚街」。

居所樓下小區除有「朝陽羣眾」退休大叔大媽每天「監管」外,之前原本比較隨意撿來的梳化椅凳,突然被換上統一長椅,重點當然是那張「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總隊」海報。
居所樓下小區除有「朝陽羣眾」退休大叔大媽每天「監管」外,之前原本比較隨意撿來的梳化椅凳,突然被換上統一長椅,重點當然是那張「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總隊」海報。

「低端」翻版光碟給誰淘汰

「我樓下的店舖,在兩星期內突然被封,從此買生果也要去超市。」

電子付款,也幾乎成落街購物的唯一付款方式,無電子帳戶的她無形中成為「遺民」,不過,生活不致受到太大影響,因她平素的消費主要落在兩種精神食糧當中──香煙和電影。在三里屯南42號樓,三十五戶「開牆打洞」的其中兩個「洞」,煙酒小店和翻版碟舖,就是她光顧多年的兩家實體小店,亦接納現金付款。

但至半年前,煙酒小店突然遭到粗暴「封牆」,被迫轉型「夜市街檔」。阿Lo說,煙店老闆娘來京三十年,明明有經營牌照,都不容許做生意,「這才叫我感到厭惡!」有次她到老闆娘的家買煙,對方大罵去年從市長升任市委書記的蔡奇,花上過億改造街道,卻容不下年年納稅的商戶和老百姓,叫人心灰意冷。而當街道植入光鮮亮麗的商店後,電子付款消費大行其道, 也等同換走原有的百姓。他們年月累積的生活痕迹和活力,通通瓦解。

她另一光顧了九年半的翻版碟舖,同樣「遭遇不測」。她形容「臨街的實體牆就如電腦的防火牆,跟翻牆軟件一樣,一個個被封」,打擊非常沉重。「朋友說,網上下載電影不就更方便嗎?為什麼仍要買翻版光碟?但我連百度地圖也不想下載。」她曾經對自己說,如果一天連虛擬專用網(VPN)也失效,就會離開中國,沒料房東突然要收屋,她放眼四望,茫茫然,便提早歸期。「當然,儘管VPN仍能使用,但也可能被人追蹤到。」

2017年全國兩會後,居所附近的街道除了有無處不在的「習宣」Banner,連超市內也更突然新增「保家衞國」舉報「反間防諜」宣傳海報。
2017年全國兩會後,居所附近的街道除了有無處不在的「習宣」Banner,連超市內也更突然新增「保家衞國」舉報「反間防諜」宣傳海報。

不想成就別人的「大」數據

她一直堅持不使用電子付款的原因,就是想減少受到監視,盡量避免被收集數據。

過去只用2G手機,直至2014年協助作家填詞人周耀輝在內地舉辦研討會,她才購入一部智能手機以便工作。「當時還未實施實名制,微信荷包可以transfer一點錢,偶然用來和朋友外出吃飯。但之後開始要實名制,也要跟銀行掛鈎,我便寧願取消微信公號。」

她考慮到自己的身份問題。「雖然街上可能就有上萬個鏡頭在監視着你,但我自感在內地有個任務,藉着半個記者身份,充當兩地之間的Teleporter(傳送者),一邊為香港媒體供稿,一邊留在內地專欄地盤,有需要時可以發聲。」例如她在2013年出版《北漂十記》,記錄內地港人的故事;2016年杜琪峯的《三人行》在內地上映,她為電影撰寫介紹,談及電影中有政治寓意的內容。

她說,撰寫的影評或文化專題,不算直接講政治,但也算擦邊球,保持游離分子的身份較好。「儘管如此小心,甚至手機不下載app,都曾經歷不停死機的情況,起初以為是折舊,百度卻顯示有人在擾亂我的configuration,我是付錢買美國Astrill的翻牆軟件的,卻發現已經不安全,然後,我的微博公號也被hack,之後就沒有再用微博。」

沒有了電子帳戶或公號,自然被排拒成為「遺民」。阿Lo最後在發生大興火災之後離開北京,「總比《Foreign Policy》駐京編輯James Palmer被公安找上門發驅逐令好。

「當然,我們早就有個虛擬身份,這個虛擬身份,或已成為中國大數據內的其中一個pixel(像素)。我姐姐就日前說,馬雲(的支付寶)已來到屯門,微信快可當作身份證啦,但我最抗拒的,正是生活的所有事,都被納入這套便於管治的系統。」

盧燕珊一直堅持不使用電子支付,是想減少受到監視。
盧燕珊一直堅持不使用電子支付,是想減少受到監視。

(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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