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贈】艱難的集體決定:既然要接受媽媽離開,是否可以為她做一件更有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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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艱難的集體決定:既然要接受媽媽離開,是否可以為她做一件更有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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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天: 袁尚賢的媽媽Florence如常出門為佛誕做義工,插花插到一半的時候,突然見嘔見暈。到達醫院時,Florence已經有一隻眼皮不聽使喚,醫生立即安排照大腦,發現大腦有一粒血波,蜘蛛膜出血,當晚就替她做開腦手術。「本來手術是好成功,媽媽醒來的時候可以郁動身體。我們還開始討論如何接送媽媽回家,甚至講到要搬屋,方便媽媽到時坐輪椅出入。」袁尚賢說。

一個艱難的集體決定

只是袁尚賢與另外三姊妹都沒料到,媽媽的情況在3日後急轉直下,身體失去反應。醫生替Florence做大腦掃描,發現她的腦部不斷膨脹,很可能已經壓壞腦幹。腦幹體積雖小,卻是人體神經系統的總掣。「我們最大的疑問是:腦死亡是否真的死亡?因為我們要替病牀上的媽媽決定,她是生還是死。」袁尚賢的丈夫梁想鉅說。

要證實一個人腦死亡,需要由兩位不同醫生,在不同時間做測試。「其實我們並不願意做這個測試,因為做完就等於宣判媽媽死亡。醫生解釋腦死亡的病人只能靠機器維持生命,作為親人,我們是否還要撐住一個已經不存在的人呢?」袁尚賢憶述時眼眶泛紅。眼見母親開始有器官發炎衰竭,四姊妹不想看着媽媽的身體逐漸敗壞,一致同意進行測試。母親在最後一個測試項目中,連續15分鐘未能靠自己呼吸,證實腦死亡。

讓媽媽救活更多人

四姊妹對於腦測試沒有異議,反而在捐贈器官時有過一番爭論。大部分人死亡時都是心臟停頓,體內其他器官會因缺乏血液及氧氣供應而迅速衰竭,只有眼角膜、皮膚和骨骼等人體組織適合捐贈。但是腦死亡的病人可以靠呼吸機及藥物短暫維持器官功能,所以適合捐出器官。香港每年只有80宗至120宗腦死亡個案,假如腦死亡病人捐出所有器官及組織,一次過可能救到810個人。

由於Florence的身體一向很健康,其實十分適合捐贈器官。袁尚賢早在中學的時候已經簽署器官捐贈卡,還選擇將全數器官捐出,她在當年曾與媽媽討論這個話題。「我記得媽媽當時沒有反對,感覺上她能夠接受。況且她生前喜歡幫人,我相信她也會樂意捐出器官,成就更多生命。」

捐贈者親人經歷內心掙扎

Florence由入院到確診腦死亡,前後只有9天。由於事出突然,其中一個妹妹一時三刻未能接受到媽媽的離去。在移植器官時,為保器官健康,捐贈者必須用呼吸機做手術。「妹妹覺得似是在媽媽還有生命時要拎走屬於她的東西,所以十分抗拒。」當晚袁尚賢與妹妹通電話,請她沉澱一晚再作決定。「既然我們都要接受媽媽離開,是否可以為她做一件更有意義的事呢?」妹妹思考了一夜,翌日終於同意捐出肝和腎,兩個能夠進行活體移植的器官。「其實當家屬願意了解器官移植的時候,意識上已經接受到親人的死亡。」袁尚賢說。「我相信捐贈器官不只幫助受贈者,也幫助他們的親人。將心比己,我的仔女出事,我不會攬住自己的肝和腎不放。假如我要死,為何不把器官捐出去給更有需要的人呢?」梁想鉅補充說。

雖然袁尚賢與梁想鉅沒辦法知道誰是受贈者,但是他們從器官聯絡主任得知受贈者手術後活得很健康。「感覺好奇妙,媽媽的肝在另一人身上,令我覺得這個決定絕對正確。人死並非如燈滅,而是可以在另一個生命延續。」袁尚賢說。

孫兒不捨 婆婆踏上最後一程

經歷過至親突如其來的死亡,兩夫婦除了主動交代身後事,也開始反思如何教育子女。他們帶同三子女出席婆婆Florence的葬禮,甚至帶他們一起瞻仰遺容。小孩以為婆婆只是在睡覺,袁尚賢堅持要讓他們明白,這是婆婆的最後一程。「以前對死亡會有忌諱,現在我反而希望小孩明白,生老病死是必然的事情。我不想他們長大後,要像我這般艱難地面對母親的離去。」

我們常以為小孩不懂得死亡是何物,其實小朋友也會悲傷。6歲的兒子與婆婆同一個月生日,最愛吃婆婆親手做的蛋糕。「有一次班主任來電,因為仔仔在學校大哭。他告訴老師婆婆已升天,我才知道原來他這麼掛念婆婆。老師教他寫信,再由我幫仔仔處理,他在信上寫了 “I Love You”。」袁尚賢希望幾個仔女明白,即使一個人的生命完結,那份愛是永遠存在,只要有回憶,離去的人就永遠都在我們身邊。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www.codr.gov.hk
香港大學「大體老師」:
http://www.med.hku.hk/bdp/index.html
中文大學「無言老師」:
http://www.sbs.cuhk.edu.hk/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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