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周人訪｜精神科醫生探問人生】精神科醫生許龍杰：認真地「是旦」 開始是一條罅隙 結局是一條腸粉

他説，每個人，都是一條腸粉。

初來人間，白雪雪，純潔無暇。但每條腸粉，終究避不過豉油的洗禮、麻醬的折磨、甜醬的蹂躪……

沒辦法，世界本就是混醬。但他也說，五味紛陳，或許別有一番風味。在混醬的泥濘中生存，唯一的方法，便是活得「是旦」一點。

他是許龍杰，精神科醫生，近年創立一套人生哲學——「是旦主義」 （按：他將坊間一般寫成的「是但」改為「是旦」），還給了自己一個綽號，叫「是旦軍師」。兩年前有了第一本著作《是旦主義》，至今已經出版四本書，有兩本更在今年書展面世。

這份「是旦」，不是叫人躺平，而是對認真的一種解藥。

初入屍房 學醫如學整機器

為何會當上醫生？這大概是每個醫生都被問過的問題。標準答案通常離不開一個感人的故事：小時候看見家人生病，遇到一個好醫生，從此深受影響，最後立志長大要做醫生。

不過，這位是旦醫生卻説，自己沒有這些抱負，當上醫生，純屬際遇，「其實每一步都唔係我去計劃，行吓行吓，就行到今時今日。」他説道。

還在中學時，他最愛中文科，曾自己辦中文學會和辯論隊，甚至跟幾個朋友「柴娃娃」辦報社，自學排版，報道第一次海灣戰爭。但這位愛文科的學生，卻偏偏選了理科，原因無他，當年老師和家人都跟他說，讀理科才有前途。

「嗰陣時我成日同啲人講，我讀書呢，左手係一本物理嘅教科書，右手係一本《亞洲週刊》。總之就係睇下時事，跟住再睇下考試要考啲乜嘢。」

就這樣，左腦與右腦齊齊開發，最後，讓他考上了醫學院。

起初三年，學解剖、學神經系統、學人體結構，每天都在背書，説到這裏，他轉身從書櫃裏拿出一本書，翻開其中一頁——一幅人體解剖圖，旁邊佈滿密密麻麻的源自拉丁文的英文，「大佬，我係要背呢啲英文。」他無奈地笑道。

他說，以前在醫學院考試，考場中擺着一顆大腦，一邊是完整的，另一邊則是剖開的。老師會指住某條神經線問「呢條係咩nerve（神經線）？」，學生依次排隊作答，每人只有兩秒鐘的時間回答。

血管與神經線交錯，骨頭與骨頭相扣，肌肉與筋腱相連，許龍杰說，讀着讀着，發現皮囊之下，其實與一部機器無異。「喺個屍房裏面，你好似睇住部機器點樣去整，就好似入咗個車房一樣，打開咗個蓋，見到個引擎，好多氣喉，好多電線，然後你冚返埋個蓋，就係一個人。」

接觸精神科  始悟人是人

直到第四年，他到精神病院實習三個月，從病人口中聽到的，不再是周身骨頭痛，而是感情問題、家庭煩惱、讀書壓力。「嗰時覺得，咦？點解佢哋講啲嘢咁切身，同我經歷緊嘅嘢係一樣。」

他形容，那次的實習「驚為天人」，因為他終於發現，人原來是人。

「我開始拼返一個拼圖，嵌返埋部『機器』，原來呢部機器係我嚟嘅，係一個人嚟嘅，嗰種感受係好震撼。」他憶道。

自此之後，他再沒有想過別的路，一心只想入精神科。知道他這個決定後，有個教授苦口婆心地說：「你真係揀精神科？你做精神科我唔反對，但你明唔明白，精神科病人其實係好受歧視，你要有心理準備，你如果做精神科醫生，你嘅病人被歧視，你都會被歧視。」

可是那時，他沒有放在心上。

二〇〇〇年畢業後，他便開始從事精神科，慢慢在公立醫院從實習醫生做到中層，被派去處理嚴重精神科病人，亦負責外展工作。當時香港開始提倡「復元模式（Recovery Model）」，主張協助精神科病人接受治療，重新融入社會。

其中一個個案，他至今提起，仍然覺得震撼。

罅隙住了一頭「大象」

那次，他和同事前往一個公屋單位，大約四五百呎。初到時，一切看似正常，家人衣著光鮮，跟他們聊着自己兒子的各種情況。可是，一直聊，一直聊，他開始覺得不對勁。明明整個單位不算大，但始終看不到那位「兒子」。於是，他忍不住問：「你個仔喺邊度啊？係咪喺房入面啊？」

對方說，不是，然後伸手，指向一條黑漆漆的罅隙。罅隙中，竟然有個人。

一條罅隙，能住一頭「大象」。

「精神病呢樣嘢，係隱藏咗喺個社會裏面，隱藏咗喺個家庭裏面。我覺得震撼嘅原因，係在於社會嘅『唔了解』，原來可以去到咁深。如果你肚痛，你都會去睇醫生，咁點解一個病會三十年都唔處理？」

許醫生說，這些年來，再嚴重的病人都見過，讓他震驚的並不是病人本身，而是社會對精神病的不了解，原來可以這麼深。

二〇〇九年，社會福利署在天水圍設立首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提供支援，協助他們融入社會。許龍杰憶述，當年不少社區人士抱持「不要在我家後院」（not in my backyard）的態度，不僅反對精神病患者進入社區，甚至對醫生推動這些政策感到不滿。

他終於明白了教授那番話。

精神科病人只值六分鐘？

社會上的不了解，最終都是源於制度。他説，在公立醫院工作的這些年，當年最大的困惑是，為何門診部的醫生，一個早上要看三十個舊症加一個新症。「我嗰陣時計過，其實係得六分鐘去睇一個病人。」

「我哋嘅醫學訓練係，當個病人講到有少少想喊，我哋就遞一遞紙巾，呢個係一個non-verbal gesture（非言語溝通），話畀佢知，佢係可以喊。但喺公立醫院係相反，當個病人正正想喊嘅時候，我哋就會話：『啊…你啲藥』，然後病人就知道醫生唔畀你喊。」

遞上一個紙巾盒，對病人的意義或許很大。

有病人因等候太久，甚至曾踢過他的診症室門。擔任中層管理時，他曾嘗試改善問題，將醫生的診症量減至二十個，卻被上司要求恢復原本的數量。「制度唔容許病人發揮，病人無得去講自己嘅問題，醫生亦無辦法幫佢，其實成件事係困住，醫生都無可奈何。」

他深知道，有些問題改變不了，於是離開醫院，自立門戶開診所，看病一大原則，就是「不計時」，只要病人想講，講多久都可以。

不過，他依舊念着那頭「大象」。

醫病之間是一個大峽谷

現在社會經常提倡精神健康社區教育工作，教育病人察覺自己精神出現問題，再尋找專業人士求助。許龍杰坦言，當年外展工作的經驗讓他明白，這些教育工作，就算做多幾十年也未必有效，要病人主動去找醫生，很難。

「精神科病人同醫生中間呢條橋，好遠，好似大峽谷咁遠。」他說道。

許多病人來找他時，跟他說自己經歷很大的掙扎，最後才能坐到他前面。他説，當心臟出現問題，我們會去看心臟科；當跌斷腳，我們會去看骨科，但看精神科不同，出問題的不是我們的任何一個器官，而是「我」。

如遇問題  不如吃碟腸粉

「當講到你自己嘅時候，其實每個人心裏面都會有個defence mechanism（心理防衛機制）。你話我有病喎，身邊嘅人會點睇我？我自己又點睇自己？嗰種抗拒感係嚟自呢度，有時未必係因為人哋歧視。」

他說，精神科醫生這個身份，本身已為醫生與病人之間築起一道牆。

思來想去，他想試試開一條新路。

當年那位很喜歡文科的小伙子，因緣際會做了醫生，但心中最喜歡的，一直都是文史哲，於是，他重新拾起了那支筆，給自己一個新身份——「是旦軍師」，寫書跟讀者談「是旦」人生哲學。

每當談起「是旦」，總有些人反駁他「點可以是旦！」，但許醫生想説的「是旦」，是面對完美主義的一種哲學。

他寫的，不是焦慮、抑鬱或躁狂的症狀，而是教人面對人生種種，如何活得「是旦」一點。比如說社會上病態的正能量，比如說感情困擾，比如說職場壓力，甚至是中年危機。對於這些問題，他的建議很簡單：解決不了？那不如先放下，吃碟腸粉，篤串燒賣，休息夠了再上路。

醫生變「軍師」 認真變「是旦」

他不再只是那個困在診症室的醫生，而是讀者的「軍師」，隨時聆聽各位「主公」的煩惱。這位「軍師」笑言，自己刻意少提醫生的身份，為的是「去精神科醫生化」。

「其實都係『去病人化』，你唔再係病人，你係一個主公，你係生命裏面嘅話事人，你先係老細。」他解釋，以往談精神健康，醫生總是以權威的姿態，教育公眾各種病症的徵狀，處處流露出一種「你唔明」的態度，但他想告訴讀者的，不是「你唔明」，而是「我明白你」。

第一本《是旦主義》，開宗明義講「是旦」哲學；第二本《是旦主義2：人生軍師信箱》，從職場談到戀愛，再討論育兒和中年迷失；今年先後推出《是旦主義3：守住人生護城河，抵禦情緒內耗》及《是旦主義4：省電模式的人生哲學》，向讀者提出，可以開啟省電模式，學會建立人生護城河，在亂世中築起自己的堡壘。

許醫生首本作品《是旦主義》於二〇二三年推出，至今《是旦主義》系列已推出四本書，他説，希望繼續會有《是旦主義5》、《是旦主義6》、《是旦主義7》……

今年書展兩本新作。

三年出四本書，叫人「是旦」，但看似他也不太「是旦」。

「係啊，其實我好認真，一啲都唔是旦㗎。」他笑着承認：「是旦同認真其實係一對孖公仔，當一個人認真到盡頭，發覺自己都解決唔到啲嘢，你就要學識是旦。」

他説，唯有「認真地是旦」，才能對抗現實的荒謬。

當荒謬是常態，當認真到盡頭，身為一條「腸粉」，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混醬中活出自己的滋味。

許醫生說，除了喜歡吃腸粉，也愛吃燒賣。人生的價值，有時不在於轟轟烈烈的大意義，能坐下來吃腸粉，也是值得珍惜的小確幸。

是旦主義是甚麼？

許醫生所寫的「是旦主義」，主張用三部曲處理人生問題：接受（Acceptance）、放下（Jump over the problem）、活在當下（Mindful life）。透過參考心理學家史蒂芬希斯（Steven Hayes）的接納與承諾療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結合其他哲學思想，讓讀者在不需深挖過去創傷的情況下，學會照顧自己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