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委會去年十二月宣布彩虹邨重建清拆，引起一陣緬懷。舊樓倒下，新樓隨之而起，這是香港人熟悉又難以抵擋的重建模式。然而，民間有建築師發起「保育彩虹邨」計劃，提出全面清拆以外的保育方案，試圖為這個標誌性公屋邨尋找新出路。
不過，「邨內」居民的反應似乎不及這班「邨外」的建築師熱切。儘管居民對彩虹邨充滿回憶，不捨積累多年的人情和社區網絡，但他們似乎認為全面清拆已是塵埃落定，對原邨保留不抱希望。部分街坊甚至更想搬進新樓，希望重建盡快完成。
「過往公屋重建的處理方法都是全部清拆，很多街坊並不知道，清拆之外還有其他方案。我認為這是建築師的責任，去告訴大家還有哪些可能性。」保育計劃發起人、建築師康清華（Don）說。在他看來，留下彩虹邨也不僅只是為了保留一棟屋邨，更希望社會反思現有推土機式的重建模式，重新審視公屋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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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價值之外 彩虹邨展現濃厚社區氛圍
過去公屋重建議題多聚焦於居民安置及社區網絡存續，少有從建築價值出發的討論。而「保育彩虹邨」計劃首次以建築角度切入，系統性梳理彩虹邨的建築與歷史價值，並借鑒外國經驗，提出一份長達七十六頁的保育方案倡議。團隊成員均為建築師和建築專業人士，發起人Don研究公屋及屋邨商場，是英國註冊建築師，這半年因籌辦數次彩虹邨重建交流會，頻繁往返香港與英國。
Don接受訪問時再次踏足彩虹邨標誌性的天台籃球場。在曾被韓國偶像團體MV取景的彩虹色外牆下，遊客三五成羣拍照打卡，旁邊正有一班少年打籃球，街坊則在角落晾衫、曬臘肉。Don表示，很多人對彩虹邨的印象就是這道七色外牆，認為它很有特色。但他認為彩虹邨的獨特氛圍並非只由一幅矚目的打卡牆構成，而是社區整體的吸引力。
在邨內漫步，彩虹邨七層低座和二十層高座大廈錯落有致，幾棵參天榕樹點綴其間，空間顯得開闊而不壓迫。經過學校、郵局和銀行，來到低座地面層的商店街，便看見愈來愈罕有的舊式士多、理髮店和漫畫租借店。幾個放學的學生匆匆跑進士多買零食，而旁邊的冰室裏，幾位長者悠閒地歎奶茶，笑聲不時傳出。
Don指出，常說彩虹邨充滿「人情味」，這與其建築設計密切相關。 除了七色外牆，開放共享的天台籃球場及其他公共空間、自給自足的社區布局，以及屋邨建築低密度發展，共同塑造出濃厚的社區氛圍。
「平民建築」 效率與宜居之間平衡
彩虹邨的設計巧思，不僅打造了一個宜居屋邨，也見證了香港公屋發展歷史的一個重要時代。
彩虹邨一九六二年落成，屬於屋宇建設委員會（房屋委員會的前身）負責的項目。當年難民潮帶來激增人口，政府需要迅速興建公共房屋滿足住房需要，但與五十年代的徙置大廈不同，屋建會時代的公屋除考慮安置，也嘗試創造宜居環境。
「建築師需要規劃一個安置數萬人的高密度屋邨，在容納最多人口的同時，還要設置商舖、學校等配套設施，並留出空曠的公共空間。這種規劃在六十年代是非常實驗性的，但他們做得很成功。」Don說。彩虹邨在一九六五年獲得香港建築師學會的銀獎（銀獎為年度最佳建築），評審特別讚揚它「在效率與宜居性之間取得良好平衡」。
彩虹邨由巴馬丹拿建築公司 （Palmer & Turner）設計，該公司還負責設計過香港不少地標建築，如畢打⾏（一九三二年）及怡和⼤廈 （一九七六年）。Don認為，當年的建築師努力平衡高密度樓宇與公共空間的關係，希望屋邨成為一個美好的社區，這種設計善意在當今顯得尤其珍貴，特別是現時公屋常被詬病過於密集。雖然Don並非在公屋中長大，但他深受這種設計理念打動，進而投身於公屋保育。
「我很欣賞那個年代的建築師， 他們不斷探索所謂的『平民建築』怎樣做得更好，我覺得我們需要記住這段歷史。」Don說。
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也關注彩虹邨重建事宜。他指出，除彩虹邨，屋建會時代還有獨特露台設計的蘇屋邨，雙塔式中庭設計的華富邨等，「這些建築不僅是功能性住宅，更像是一件件設計作品。它們讓很多人看到， 原來公屋也可以充滿人性化設計，每一個屋邨都有值得欣賞的地方。」
借鑒外國保育公屋經驗 重新思考公屋價值
目前香港公共屋邨中，僅得美荷樓被評定為歷史建築，以紀念公共屋邨發展的初期歷史，但包括彩虹邨在內的其他公屋正逐漸面臨清拆重建。 「或許是因為我們周圍公屋太多，習以為常，覺得它們沒甚麼特別。但它其實記錄了香港這座城市發展的痕跡，塑造了城市的性格。」Don說。
Don指出，在香港，討論活化公共屋邨仍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但在英國、法國等地，已有許多公屋保育成功案例及相應健全的保育框架。 他曾帶領數十位外國建築師和建築學者參觀彩虹邨，當他們得知彩虹邨即將全面清拆時，紛紛表示不解。
「他們不明白為甚麼要全部拆掉， 連一棟建築都無法保留？在他們的國家，若要完全重建，必須找十萬個理由去說服社會，全部清拆對他們來說是匪夷所思。但對香港人來說，卻是習以為常。」Don認為，這值得反思， 「我們是否被現行框架限制，缺乏更廣闊的視野去思考公屋的價值，以及可行的保育方法呢？」
倡議新樓增建三層 以保留七色牆
根據房委會公布的重建計劃，彩虹邨將分三階段進行清拆和重建，第一期計劃最快於二○二八年展開，而整個重建項目則要到二○四九年才完成。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解釋重建原因時稱，彩虹邨平均樓齡達六十年，維修保養開支愈來愈多，屋邨漸見老化。 目前該邨有七千四百個單位，估計重建後增加24%至九千二百個單位，加大住房供應，亦希望藉着重建契機， 擴闊附近道路。
政府現有重建方案為全面清拆，保育團隊則提出四個替代方案， 旨在滿足政府重建計劃中至少增加一千八百個單位的目標，同時探討保留建築的可能性。例如，方案一模擬僅保留打卡熱點丹鳳樓及停車場的情景。「其實如果丹鳳樓的八百個單位能夠翻新重用，我們只需在每棟新建樓宇上增建三層，就可以滿足政府提出的新增單位需求，同時保留到彩虹邨標誌性的七色外牆和天台籃球場。 其餘三個方案則設想保留更多建築， 並提出相應的新增單位解決措施。」 Don表示。其餘三個方案則設想保留更多建築，並提出相應的新增單位解決措施。
保育方案發布後，吸引近千人讚好，團隊亦邀請本地和國際建築師、 文物保護專家、公屋研究學者舉辦多場線下分享會，期望引發社會關注。
缺乏保育政策 同代公屋難逃清拆命運
在民間看來，彩虹邨遠不僅是供人居住的公屋，但其建築價值卻無法在現行重建及歷史建築保育政策中找到立足之地。
目前，房委會定期為高樓齡公共屋邨進行評估，並按四個基本原則審慎考慮是否重建—樓宇的結構狀況、修葺工程的成本效益、重建屋邨附近是否有合適的遷置資源，以及原址重建的潛力。上述原則只列出公屋的實用和經濟價值，但建築歷史、社區網絡等社會價值並沒有納入其中。
而在歷史建築保育層面，陳劍青表示，香港對歷史建築的定義和想像往往僅限於戰前建築，目前的保育政策尚未涵蓋公屋及許多戰後建築。
回顧香港建築保育歷史，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於九十年代末期開展首次全港歷史建築普查，挑選一千四百四十四幢主要建於一九五○年前的建築物作研究，並於二○○九年起陸續提交古諮會審議評級。陳劍青形容香港的建築保育速度是「相當滯後」，上述戰前建築的評級工作至今尚未完成，至於戰後建築，古蹟辦二○一九年才成立專責小組展開普查，現時僅完成建於一九五○至一九五九年的建築的初步研究。
「目前評級的節奏完全無法跟上許多歷史建築需要保存的速度。像許多公共屋邨，這批建於六、七十年代的建築已超過五十年歷史，進入一個當局需要評估保育的階段。但它們未被審視其建築及歷史價值，便遭清拆。」陳劍青說。他還指出，戰後建築的保育價值不僅取決於年資的長短，更在於其類型學層面（typology）創造出新的建築類型。以彩虹邨為例，全球高密度公共房屋以清水混凝土為主、外形簡約，彩虹邨的七色外牆顯得極為罕見，獨具價值。 陳劍青認為，彩虹邨的保育議題不僅是一座屋邨的留存與否，更是對香港公屋及戰後建築價值的重新認識，他形容「保育彩虹邨」計劃是 「一個先聲」。
「六十年代屋建會時期的公屋重建正接踵而至，馬頭圍邨和西環邨已經清拆，華富邨也正在清拆，再到現在的彩虹邨，甚至未來的愛民邨也有可能波及。保育彩虹邨計劃，嘗試推動社會思考這批公屋甚至是其他戰後建築的價值，也讓政策制定者思考，現有保育政策如何回應民間需要。」
英國公屋以二十六歲之齡 成歷史建築
有人質疑彩虹邨歷史年資不足， 但Don舉例，建於一九七二年的英國公屋Trellick Tower （Cheltenham Estate），早於一九九八年、年僅二十六歲就被評定為II級歷史建築（相當於香港的二級歷史建築）。它不僅是英國戰後粗獷主義建築的經典之作，也紀錄了當年如何以創新建築方式解決住房短缺問題。
巴黎公屋其貌不揚 獲大膽改造保留
法國政府曾在二千年初大量拆卸並重建六七十年代落成的大型公共住宅，但遭民間批評浪費現有資源和逼遷住戶。建於一九六〇年代初期 的Tour Bois-le-Prêtre也曾面臨重建危機。不過， 法國建築師事務所Lacaton & Vassal提出在大樓 外部翻新，並向建築外圍加建最多三米的大膽 方案，改善住宅質素並避免居民搬遷，最終成 功說服巴黎市政府保留建築。 保育團隊認為，該公屋與彩虹邨幾乎是同時期 落成，其貌不揚但仍獲政府保留，而彩虹邨身 為香港建築師學會年獎的第一屆得獎建築之一， 現時更是熱門的打卡地標，保育價值更高。
清拆塵埃落定？ 邨內街坊感無力
保育方案中，團隊亦邀請兩位彩虹邨居民分享對屋邨的不捨，表達了希望不要全面清拆的心聲。「我希望可以保留整個彩虹邨，對於我來說， 彩虹邨是⼀個整體，裏⾯住的⼈，設施以及店舖，少了⼀部分都已經不是我所認識的地⽅。」前居民阿彤說。
由於阿彤父母忙於工作，她從小由住在彩虹邨的爺爺嫲嫲照顧。雖然住了六年至升⼩學搬離，但阿彤每周都會回到屋邨跟爺爺嫲嫲吃飯，一 家大小中秋節、過年也一定會回到彩虹邨慶祝。「我嫲嫲已經住了在彩虹邨的單位約六⼗年，那單位陪伴了我爸爸、姑媽姑姐，亦陪伴了我⾃⼰長⼤，充滿了許多珍貴的回憶。如果彩虹邨重建後變得完全不同，我到底還能在哪裏尋回這些年來的回憶呢？」
然而，回到現實的彩虹邨，上述保育方案似乎沒有在居民之中引起很大反響。
湛Sir今年七十歲，在彩虹邨住了六十多年，是邨內的活躍居民，「保育彩虹邨」計劃也曾邀請他參加彩虹邨重建討論會，向大眾分享居民意見。湛Sir告訴記者，保育倡議發表後，他接觸過兩百多位街坊，但「大部分人從未聽過，或者覺得聽過又點呢？很多街坊覺得，我第一期重建就要搬走，保育這些跟我有甚麼關係？ 講多都無謂。」湛Sir的語氣中透露出無奈。
嘉南士多的劉老闆在彩虹邨開店三十年，被問及有建築師希望保留七色外牆的丹鳳樓時，他的第一反應是：「不可能的，丹鳳樓第一期拆。」 他接着說，很多第一期重建的街坊已經簽署接受重建方案並收到搬遷費， 有人登記了購買綠置居，也有人將會搬去新美東邨。
居民陳先生住在丹鳳樓，是第一期重建涉及的樓宇，對於重建安排和未來計劃，他顯得隨遇而安，「沒辦法啦，重建就重建，我這麼大年紀了，現在是我兒子做主，他們年輕人想住新樓。」
在湛Sir看來，彩虹邨已有六十年樓齡，不時聽街坊說部分單位老化， 天花剝落，糞渠堵塞，不難理解街坊盼望有新樓住。而且，搬遷和清拆對許多居民而言已是塵埃落定的事，鮮少考慮過保育的可能性，甚至有些人 「希望它拆快些」。彩虹邨從二○二八年開始重建，重建時間長達二十一年。旁邊一位八十歲的老街坊李先生所住的樓宇屬第三期清拆工程，估計新樓到二○四九年才落成入伙。他搭話道：「我走咗，都未起完啊。」
雖然面對重建無可奈何，但許多居民仍很不捨邨內的一磚一瓦，以及建立數十年的街坊情誼。「有些老街坊講笑說，哎呀，幾十年跟你嗌交，現在冇交嗌啦。第二時你搬咗去美東， 我又不知道搬去哪裏，以後嗌交都找不到你了。」湛Sir感慨道。劉老闆雖然不是在彩虹邨住，但在邨內開舖經營三十年，跟老街坊們「朝見口、晚見面」，想到大家未來各奔東西，也感到傷感。
湛Sir還回憶，以前設有互助委員會時，每棟樓的居民都很關心社區事務，但如今互委會被淘汰後，居民參與屋邨的渠道少了。「如果互委會在的話，我想居民態度完全是兩回事。 不像現在這樣，冷清清，你又不關心，我關心又沒用。」湛Sir說。
提供清拆之外的可能性 擴寬公屋重建想像
「其實對於居民來說，也是兩難的。」Don說，「根據我們接觸的街坊，他們一方面很希望搬到更好的環境居住，但同時也捨不得現有的社區網絡和街坊間的聯繫。」
Don表示，自保育倡議發布後， 有街坊主動聯絡「保育彩虹邨」計劃團隊，表示希望為保育方案出一分力，但這樣的例子屬於少數。「過往公屋重建的處理方法都是全部清拆， 很多街坊並不知道，清拆之外還有其他方案。如果他們有其他選擇，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態度。」Don說。
保育團隊打算在下半年舉辦展覽，親身跟更多街坊接觸，介紹保育倡議及國外的成功案例，擴闊大家對保育的想像。
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認為，居民或許認為屋邨老舊，希望能搬到新的地方，但並不代表他們不想保留。 他提到早前宣布重建的長沙灣兼善里，很多居民都接受了重建方案，但由部分居民自發組成的「兼善里街坊關注組」，仍在居民陸續遷離期間， 收集到逾二百封清拆反對信，希望保留那條街坊鄰里經常聚腳的窄巷。「我不覺得居民只是純粹關心搬遷，他們的態度很視乎有沒有一個有效的參與。」
至於部分居民認為屋邨老舊，如何平衡樓宇老化和建築保育，Don指出，具體方案需要對彩虹邨的建築質素進行詳細檢測，再作進一步處理， 但目前房委會並沒有對外公布樓宇老化實際數據。
專業人士定位 與政策制定者溝通
目前官方尚沒有整全的保育方案，居民反響也不大，如何持續推動彩虹邨的保育計劃？
Don相信，在官方沒有認可的情況下，要讓居民了解彩虹邨的建築價值與保育可能，鼓勵參與其中，需要社區組織作為居民與專業人士之間的中介，而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 「保育彩虹邨」計劃團隊作為建築專業人士，首要任務是提供研究和方案供政府參考，促進業界溝通，並利用社交媒體和線下活動進行公眾教育。
Don說，團隊今年一月出席香港建築師學會（HKIA）舉辦的研討會， 與房屋局局長進行直接交流，並持續加強與房屋署的溝通。房屋署去年十二月表示，目前仍未有關於保留彩虹邨球場及設計的定案，但會持續向街坊收集意見，預計要兩至三年後才有方案。房屋署亦表示，會向非政府組織招標組成社工隊，惟其職責僅在於協助長者居民安置及搬遷。
「完全清拆與完全保留之間，仍有許多可能性可供探索。可能目前這一刻不知道答案，但至少大家可以開啟一個想像，其實重建，不一定要全部拆掉。」Don說。
在陳劍青看來，彩虹邨能否保留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在發展與保育之間，政策制定者如何平衡兩者關係？
「在香港，人們常說土地有價。 若將一個建築列為具歷史價值，這將影響其發展成本和速度。但有時並非是單純的成本問題，也在於政策制定者是否有意願作出改變。」陳劍青表示，「這仍然是未知之數，也難以揣測。不過，民間必須提前做好準備和倡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