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榮基在書店門前探頭，鐵門相隔，在漆黑梯間，寡言的林榮基好像抿嘴笑了一笑。鐵門白紙上留下一句話：三十年的在顧客來過‧二○一七年八月九日。
當日生活在書店，今日回來彷彿劫後回家，摸閘邊而不入。「我不時來看，始終喺呢度瞓咗幾年，四面是書屋。」六十二歲的林榮基，近日打算到台北開書店，再次引起外媒注意。一年光景，恍如歷盡千劫，回望從前，始終最惦掛的仍是書。
今日「銅鑼灣書店」黃色霓虹燈，成為地標，林榮基在樓下抽一口煙，無人認出他，他倒自在。「為何不租給其他人？為何仍保留『銅鑼灣書店』？起初不明白，以為內地誤會了香港的版權條例，近來有紐約朋友告訴我，留番招牌係要證明『香港仍然有出版自由』。」林榮基說原因無從稽考，他個人傾向信朋友所說，但「一切已經不一樣」。
「你們做傳媒要公允，銅鑼灣書店有政治與經濟原因，出版自由受干預又是另一回事。」林榮基說事有序，他說自由行人數下降，2013年租金由3萬加至4萬，經濟不景氣，早於2013年已打算結業，與政治無關。林榮基認為，本港出版自由「未去到封殺」，只是出版社與內地合作頻繁，對政治議題有忌諱，加上自由行遊客的減少，也令出版社少出政治書，當中包含政經因素。
書店的靈魂
去年林榮基一度「消失」，文人與政治明星紛紛在專欄細述與林榮基在店內的選書逸事。讀者開始擔心：這麼近的店長，怎會頃刻間消失。「大型書局，店長不會介紹書，別人不會入店」，林榮基今日依然覺得店長是書店靈魂，只要有懂揀書能力的店長，香港書店一樣可以經營下去。
可是，林榮基在香港始終有顧忌。七一回歸二十周年前後，自覺長期被跟蹤。「在香港，我是沒有罪的，亦沒有政治問題。」林榮基強調：「只要沒有《23條》，對於我來說，香港仍然安全。」話雖如此，但他還是決定要離開香港，到台北經營新書店。
「不行，應承在先。」林榮基相信台灣較為安全，因為始終是民主制，傳媒的第四權還可以制衡，香港情況「未算最惡劣」，但他不看好未來前景，因為《23條》一旦立法，控告他的罪名可以是分裂國家，屆時特區政府會否引渡違法者到內地受審，亦未可料。
書籍被打壓
日本傳媒關心林榮基的去向，當中課題甚至牽涉到「台灣會否成為香港人追求自由文化的後花園」，林榮基認為香港自由一再收窄，確令好書難求。「大陸有好書，這不能否定，連台灣也寫不出，但有刪減，扭曲觀念，搞到本書唔好睇。」
林榮基嘆今日讀書人要看遍中、港、台多個版本，他舉例說內地《中國近代史》刪一半。 其他例子還有內地出版社將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譯成反資本主義，倒轉了作者的概念，文章排法也混亂，林榮基呻道，他們連殷海光翻譯的版本也不要。言猶在耳，內地權力伸至外國，英國劍橋出版社的《中國季刊》難抵政治壓力，三百多篇文章在網上下架。
抵禦書籍失真的風氣，最考店長的功力。「高質素的好書並非叙述式，是分析性的，讓讀者有條理地看歷史出現的原因。你看《萬曆十五年》，就會知道，中國今日的封閉，不是因為共產黨，而是文化使然。」
書不禁人人自禁
一間成功的民間書局，人與書不能分開，「別人來你的書店，因為你識得揀書」。去到「識得揀」，林榮基認為首先你要喜歡書。出生於1955年的林榮基，跟姊姊在電視公仔箱似懂非懂的看披頭四，還愛獨個兒到廟街地攤搜攞書本。「無乜娛樂，乜書都睇，露骨的黃色小說也看。」林開懷地分享當年的啟蒙樂趣。
一天，他就讀的香島中學老師家訪，見他手上拎住本書，好奇探頭說：「林榮基，你咁勤力？」林榮基手上拿的正是黃色小說，嚇得他三魂不見七魄，即時扔走書本。長大後應徵做中華書局的「行街」（推銷員），手抽一箱新舊書，遊走港九新界書店，「前輩不想走，我就想走遠啲，最後專走旺角文史哲類。」這樣走了八年，加深了文史哲的底子。
林榮基說書高興，向記者示範如何包書本避開內地海關審查。記者問他：到台灣，你仍然會替客人寄書往內地嗎？
「如果無禁書的概念，為何不寄書？」
「本身是沒有禁書的概念，『禁書』是由大陸來的」。林榮基說，「禁書」的定義兩岸不同，數年前的《情報札記》涉及台灣軍事情報，列為「禁書」，而內地的書籍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只要中央認為敏感，也會被列為禁書。兩岸的所謂「禁書」，同樣是越是禁，人民越是要看。
當人變成了犀牛
林子健事件，林榮基寫了一篇《林子健引出很多犀牛》：「一個村民某天變成犀牛，開始時令人側目，久而久之，人人都習慣了 ; 再久之，不但習慣了，居然把人看得不順眼，覺得人的形狀不漂亮，應該像犀牛，那樣才叫美。最後全村人都爭相做犀牛。」
他在傳媒的文章少了，原因並不複雜：「寫書評，論政，不是所好，獨愛寫詩。」他說，未來在台灣開書店，亦會睡在書屋，有書就有他，斷不會突然消失。
林榮基落到銅鑼灣書店地下，不願久留，駝起背瞬間又走進人羣。(林榮基專訪文章於《明周》Book B 2548 10/9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