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說二〇二〇年是糟糕的一年，相信不少人都有同感。由疫症，到世界各地的天災人禍、政治不穩、氣候變化，世界似乎有太多問題，無法再以傳統的思維和制度去處理。常說設計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存在，在如此困頓的時間，更需要創意撼動一直緊閉的盒子，嘗試打開缺口。
今期封面故事，我們訪問來自不同領域的八、九十後設計師、建築師和匠人，在「去大師化」的年代，他們選擇走一條與上一代不同的路，跳出困住身軀和思維的傳統框架，探尋新的方法做創作，重新思考設計、城市、社會和世界。受訪者全都是獨立小規模創作單位，甚至是one-man band，但視野和質素卻未有因此而妥協，甚至揚名海外。誰說香港沒有好設計？
跟設計師關祖堯（Joe）見面之前，他預早提醒我：「請留意（地點）係古老辦公室，絕非靚studio。」果然，Joe的studio寄居一間公司內的小房間，只有兩張辦公枱，一個陳列和擺放產品和書籍的櫃，以及一張枱大小的迷你「攝影棚」。他笑言：「起初都介意個地方，會唔會好唔型，但與其花五十萬裝修，不如用同等價錢做多幾個project。」
Joe近年的project的確不少，由他和拍檔Chris主理的手錶品牌Anicorn Watches，最近跟美國太空總署再度合作，繼以登月五十年為主題後，今次以火星任務為概念，設計了手錶和一系列周邊商品，並策劃了別出心裁的宣傳方式。除了NASA之外，Joe曾跟不少國際知名的機構和藝術家如Daniel Arsham、Philip Colbert、MoMA等合作推出手錶。這個二人本地小團隊，有如此亮眼的成績，確實叫人佩服，也叫人欣喜：香港設計，一點都不「揸流攤」。
主動出擊尋合作機會
問到他如何找到各個合作單位，他說得像sales一樣，「都係搲返嚟。」Joe大學在澳洲修讀平面設計，廿二歲回港，第一件事不是搵工，而是想成立自己的studio。他主動叩一家紙行的門，自動請纓為其設計月曆，該月曆會送給其他設計師，令行內不禁好奇，這傢伙是誰？「通常這些月曆很少可交由年輕設計師操刀的。」後來他心思思想嘗試團隊式的studio life，於是在本地平面設計公司工作，幾年過後，感覺這種工作模式過於被動：客人提供概要（brief），設計師負責執行。他不想再做設計服務（design service），遂離職，他以一貫誇張詼諧口吻說：「要我返去，我寧願洗碗！」
之後他沒有為其他公司打工，也沒有洗碗，反而輾轉間跟中學同學，亦即現時的拍檔Chris有一次在荃灣飲酒，得知對方有手錶生產的門路，於是便投身手錶設計。Joe用了三日畫起草圖，那時正值雨傘運動，他還記得第一隻錶的草圖就在金鐘的「自修室」完成。之後利用當時新興的集資平台kickstarter眾籌，只需三日便達標，籌到三十萬，正式推出第一隻錶Anicorn Series 000。Joe對它的評價是：一個graphic佬做product，講minimal、Bauhaus的紅黃藍色、好看的字型。他說得平平無奇，但當時他專誠找來瑞士做字體的設計公司Dinamo設計的Numeral字體放在錶面，可算是後來多個國際合作的首例。
一分鐘售罄的NASA聯乘手錶
雖然Anicorn的頭看似開得不錯，但Joe坦言產品銷量不濟，試過幾個月只賣出一隻錶，像品牌於二〇一八年跟紐約藝術家Daniel Arsham聯乘的手錶，一年也賣不出二十隻。但往往是當聞到死亡的氣味，便激發出新可能。像為人津津樂道的與NASA的合作，便源於他當時「就快使晒啲錢，又堆積了一批貨」，要想辦法生存。那時的想法較簡單：趁NASA成立六十周年，把NASA的logo印在錶帶上，但那不是現時藍色星球形logo，而是由設計師Richard Danne和Bruce Blackburn於一九七四年設計、被稱為「蚯蚓」（the worm）的舊標誌，雖然該標誌於一九九二年被取代，但至今仍是設計經典。當時Joe怕手錶賣不出去，於是只推出六十隻，而剛好在推出後六十秒售罄，成為錶界的佳話。
去年品牌再與NASA合作，今年的主題是火星探索任務，Joe以探測船的設計以及其着陸點Jezero Crater為靈感，在錶面設計了幾個重疊的轉盤，同時又設計了一系列周邊商品，但最意想不到的，莫過於其宣傳方法，他為品牌的VIP以及他一直欣賞的創意界人士，寄出一塊鐵牌，寫上收件人的名字，印上NASA標誌以及今次太空任務的資料，經由收件人上載照片到社交媒體，宣傳效果遠勝大灑金錢買廣告位，Joe解釋：「簡單一塊牌令大家有收到實物的快樂，還要有自己的名字，讓人感到這是有心，而非一式一樣的行貨。香港的市場推廣只看重數據，而我着重的是建立品牌（branding），品牌是人性化的，而不是一堆數字。」
無形的創意
雖是手錶設計師，但Joe不是手錶愛好者，他對手錶有個很反傳統的觀念：他相信人對手錶有特別感情，它不只是為了顯示準確的時間而存在，而是令人思考時間本身，Anicorn曾推出多款概念性的手錶，時分秒針都不在應有的位置，甚至沒有時分秒針，要花點時間去閱讀時間。與其執着把產品性能做到最好，設計到最完美，他更相信storytelling的力量。
Joe坦言，平日工作花大量時間心力在市場推廣以及其他與設計無關的事務上，反而真正花在設計的時間不多，但這不代表他的產品是有名無實，「以前做設計，會很在意一條線、一個空間、一個字款，但那只是沉醉於自己心目中對設計的想像，但現在，我會把創意用於如何說故事（storytelling）和市場推廣，整個過程當中都有很多無形的創意。很多設計師對設計充滿熱誠，無時無刻在設計，但無奈無人欣賞，但我常說，更重要是你願意做幾多跟設計無關的事情去保護和養活自己的設計。你估我好鍾意做marketing嗎？我好X憎。」
講到香港的設計行業，他用四個字概括：「一潭死水。」他解釋：「我不想給人半點希望，有很多事不是努力便有成果，而是整個制度令你無法成功。愈無希望，便愈多人會找尋新的方法。」他認為新一代設計師已無法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黃金年代，即使很被動也可以賺大錢，「未來的設計師不應再被動地等客俾breif，而甚至應該自己為自己做brief。創意亦不只是停留在產品身上，而是要深化如何及為何而設計。」
Q&A
1. 你認為世人對設計最大的謬誤是什麼？
姨媽姑姐覺得設計是畫公仔，就算我已解釋了差不多十年。至於世人則覺得設計是天馬行空，但其實設計是睇餸食飯。
2. 如果沒有做設計師，你會在做什麼職業？
洗碗吧！同好多畢業生一樣。
3.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的創作環境？
去到邊都無影響，多數最澎湃時是深夜三、四點。我又發覺播放重複看過五百次的電影有幫助，例如我會狂播《家有囍事》、《雷霆救兵》，多數會進入到心漏的狀態。
4. 當你沒有靈感或動力去創作時，你會做什麼？
最好什麼都不做，多數是打機吧！將一個人推到最頹廢的位置，通常便會反彈。
5. 你最近見過最inspiring的project／事情是什麼？
政府的自願性檢測計劃，至少我都諗唔到。創意在於投票會傳染，但除下口罩、五個人一枝棍檢測就無事。
6. 做創作以來，最辛苦／難頂的事是什麼？
表面上的辛苦是無錢和工時長。心理上的辛苦是無人明白你在做什麼，做創作存在很大的矛盾，做的時候不想別人理會，但做完出來卻很想人理（留意）。而且每次好像把自己推向一個懸崖，以為這次很辛苦，但下一次會更甚，需要強大的心臟去接受一次比一次辛苦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