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抵達新的地方，皮膚最先發出訊號告知。Audrey預料在倫敦的日子，皮膚又再乾燥起來，不似在香港水分充足。她將到倫敦讀書一年，有機會便留下來，在異地放映香港的影像。出走遠鄉，走的不止人，還有物。帶走甚麼書，留下甚麼書，散去甚麼書，聚散有時，人如是，書如是。

聚散有時

蝸牛背着殼走路，Andrey倒沒打算帶所有家當（包括書）到倫敦，部分儲存在香港的迷你倉，有些書讀過就散出去—可能消化了，不用再留在身邊；或者讓下一個人有機會了解。譬如韓國作家韓江的《少年來了》和《永不告別》，透過她的文字進入光州事件和濟州島四三事件，更深入了解就需要其他閱讀，兩本小說有機會就漂往有緣人；另一本打算散出去的書《公雞之家》，來自烏克蘭的作者講述家族長輩經歷蘇聯時期的故事，恰好回應那時剛開始的俄烏戰爭，連結烏克蘭民族。

還有一些書，她說今年初就「雪」了起來，乍聽像會變質的食糧，這份入伙禮物送給在倫敦的自己。「我本來是想幾年之後突然拆了包裝，發現幾年之前的自己，覺得這些書是想伴隨你一輩子，或者覺得很重要，所以我在半年之前就封了箱。」雖然只是半年前，她忘記裏頭有甚麼書，依稀記得母校的學生報、社會運動的報道合集，選書原則是在英國的香港人市集，藉此跟其他在地的人交流溝通。

不過弔詭的是，「如果你定義自己是香港人，又需要去證明自己為甚麼可以是香港人。」

找不到身份的人

來港讀大學前，她在內地東北成長，越過鴨綠江就是朝鮮。身體最先訴說不適應，她從不適應那乾燥氣候，雖然在東北生活十多年，其實她怕冷。成長環境恍如隔絕外界，環境告訴她只需應付高考，別管世界發生的事，「沒甚麼感覺到我的人格，或者有見到世界的書出現。」

學校裏，圖書館並非必然。即使設有圖書館，Audrey形容圖書館更像擺設，不是真的鼓勵學生閱讀，像她高中的圖書館只在午膳時間開放二十分鐘，最多只能借兩本書。相比她在香港如海綿吸水般廣泛閱讀，她在內地甚少看書。《大亨小傳》是她那時罕有看到外面世界的書，自覺狀態跟故事氛圍相似，作者費茲傑羅為上世紀美國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成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即使他筆下人物紙醉金迷，他們的命運卻蒙上一陣陰霾。

「我來香港之前，一向都知道自己不屬於那裏，但是我不知道我屬於哪裏，所以就想出去探索。」身份懸而未決，自我概念建基於否定，「我經歷了A，我知道A是錯的，我經歷了B，我知道B不是我想要的。我要逃離ABC，但我不知道我逃離了之後要怎樣，之後找到自己要怎樣。」她帶着疑惑來到香港。

誰是香港人？

香港讓她養成閱讀習慣，也養成儲物癖好，愈買愈多書去儲起來。「因為某一個人生階段很缺乏書，令到長大後擁有自己掌握自己的力量後，就很想要給自己多一些，所以我發現來到香港開始買書。」她其中一類讀的是馬華文學（泛指一九二○年代以後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華文文學），書寫者身份非一般華人，而是移民的華人，風土人情、生活經驗和身份掙扎截然不同，「我發現（即使）用一種語言，但有很多其他民族的故事，之前我沒有想過這個身份是流動的。」

探索身份的過程中，她在疫間大量閱讀，惡補香港的政治和歷史—張燦輝、區家麟、李宇森，香港學者作者書寫香港的書。李宇森去年出版的《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作者試以離散理論分析香港離散社羣，書被她放在窗邊，白色封面曬成黃色，裏頭寫滿大大小小的筆記。她又買了很多報道合集、記錄歷史的書，「我可能買到現在都未看，但是我想記錄它，很擔心它有一天不再賣，或者我再接觸不到這種資訊，那種書我都會買很多。」

李宇森《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一書被Audrey寫上筆記。

香港小說《枝繁葉茂》描寫主角成長於香港的一九八○年代，以傳媒工作者身份經歷香港近四十年大事。Audrey跟主角同樣是女性，同樣在山上大學讀傳理系，「我覺得她（主角）的人生和我可能80%相似。因為她年輕時是在九七之前，所以她彌補了很多我在香港沒有共同經歷的部分。有一種如果我出生在香港，可能我就是她的感覺。」

近大半年，Audrey跟友人在觀塘裕民市集辦廿四小時開放的社區空間，定期舉辦展覽，亦放置其選書。首個展覽以所在地觀塘為題，網上蒐羅觀塘影像，放置像《觀塘風物誌》講述觀塘的書籍，許多街坊亦寫下留言。最後一個展覽，Audrey展出自己在香港的生活痕迹，如收據、戲票和影評，透過物件建構她在香港的生活，或許故事過於個人，這次迴響細得多。

社區空間在六月下旬交還，最後展覽也像為自己辦了一場告別禮。當暑假搬離香港的家，屬於自己的地方就剩下迷你倉。倘若留英失敗，她笑言迷你倉就成為承接她的「安全網」。「如果將所有書、所有的身家都帶去英國，我會有種危機感。因為我要帶着這麼多東西四圍走，就好像有很多負擔。我也不想它們跟着我漂流那麼久，受很多苦，所以等到我在英國可以安定，先讓它們在這裏靜靜待一會。」

Audrey曾跟友人開設社區空間，定期舉辦展覽，首個展覽以觀塘為題，網上蒐羅觀塘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