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說，靈魂重廿一克，一本幾百克的書相若十個靈魂，但將一公斤的書當作廢紙回收，只得幾毫子。若不把書換毫子，它逐漸盤踞家居一隅，默默對抗潮濕天氣。自阿邦染上讀書癮，一個人坐擁上千、接近二千本書，書像瘟疫蔓延，從書房延伸客廳，轉眼書柱一變四，四變十二也不為奇。書在房子有進有出，原來只是人在時代裏，飛砂風中轉。

懷疑人生就去讀書

阿邦的閱讀（或囤書）習慣始於大學，識於微時的妻子不介意書藏，只要整齊企理，並叮囑他為二手書套上膠袋，防黴菌於未然。阿邦是基督徒，第一批看的是宗教信仰書籍，雖然讀英文系，但以文化研究角度講文學，「這班人講的世界觀，女性主義、後現代那些東西，其實很衝擊我。衝擊的意思是覺得很不同、很吸引。好像甚麼都很不確定、被懷疑，開始會有一個問題：信仰其實是怎樣的呢？」

大學四年（二○一○至一四年），阿邦的閱讀亦延伸至哲學家羅爾斯和民權運動家馬丁路德金。閱讀出於信仰疑惑，但阿邦後來悟得，「其實信仰是可以對話的，不要覺得只放在對立面。」

他其中鍾愛的神學家田立克關注當代文化，「他不斷想用對話去切入，或者給一個基礎。」繼續讀下去，源自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甚至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關注貧窮和社會不公，宗教信仰絕非畫地為牢，「本身應該就是公民一份子，出去參與、出去推動，不是說我做自己就行了、就不關事。那時候看那堆書，不一定關於政治，而是講公民參與。」

從神學輻射出去，照見哲學和文化研究的書籍，馬克思、傅柯、德勒茲、德希達、巴迪歐、齊澤克，響噹噹的名字在他書架上應有盡有。書開始在空間裏流動，大學畢業後再讀兩年神學，神學畢業後第一批清走的書是《聖經》註解書，工具書以為最實用，反而未必最常翻閱；第二批清走的是二手書，「人家給你書，用一種不用錢的心態，甚麼都先拿了，其實不適合自己、自己沒有興趣。或者其實已經是很舊的書、過時的。幾年後才發現，其實沒有看過。」

情感的廢墟 文學的花田

世界變得太快，阿邦開始懷疑看神學書有沒有用：「看這麼多年神學，好像真的很離地，或者真的沒有甚麼幫助，一種很遠的距離。」神學家莫特曼有一套盼望神學，盼望到了歷史終末，世界將會更新，即使阿邦相信，惟信念改變不到現實，處於當下如何是好？社會處於哲學家阿甘本描述的例外狀態或哲學家傅柯所說，社會透過規訓與懲罰建構無形的圓形監獄，理論分析了社會現況，但對阿邦而言，就只是停留在分析層面。

疫情期間處於懷疑與混沌，他偶然在書店打書釘，讀到本地作家韓麗珠的《黑日》。《黑日》以日記體形式，書寫二○一九年下半年發生的事情，「我覺得正因為好像有一個人，她用了她的角度和文筆，有第二個角度去講。其實我覺得她吸引的地方是她對於內心情感很細緻，那個位置其實是很感動，挺echo的，好像說到某種好像失敗了的東西，但其實是很多珍貴的情感和記憶。」《黑日》開啟他的文學之門，「可能文學對世界、情感描述，我覺得再貼近一點，令我覺得好像可以容易共情。因為那時候的接駁位，我還未處理到，我暫時放下了，照顧自己的狀態。」

接續《黑日》，阿邦讀了如同續集的《半蝕》，韓麗珠仍然以日記體書寫，時空去到二○二○年受疫症和政治影響的香港和世界。但今次讀了一半便擱下，他已無法承受相對直白描述的語言，於是執起另一本地作家謝曉虹的《無遮鬼》。其文學創作同樣回應當下社會，惟採用一種魔幻寫實的角度來書寫香港，「好像你迫着要看回某個歷史，有一種幻想。但同時給讀者一個不同的可能性，出路其實是怎樣呢？」虛構的距離反而讓人有機會抽離，讓人有空間和安全感去思考，而非直面困頓。

香港作家鍾玲玲《生而為人》

難說的香港故事

文學書進屋，但空間有限，阿邦近來計劃清走部分神學和哲學的原典，神學家巴特、文化理論學者伊格頓和哲學家黑格爾的書可能就此告別。另邊廂，他追溯香港文學，在香港歷史史料以外，希望看一代接一代的香港作家怎樣講香港，興趣剛好止於南來文人，後來的人重點不放於鄉愁，而是漸漸萌生的本土意識。作家也斯問過一條問題，叫阿邦印象深刻：「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

「你好像永遠答不到答案，反而迫你去想你怎樣去描述，或者怎樣去理解香港，甚麼才是香港呢？」阿邦說。這十五年，時代不斷迫他去思考同一條問題：「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是一種勇氣，不斷推你去面對這件事情，提醒你是一個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