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第二十八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COP28) 早前落幕，為歷來最多人參與的一屆，多年來香港亦有派代表出席。今年我們邀請非政府組織「低碳想創坊」出席COP28的其中一位青年代表、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四年級生黃樂瀅撰文，與讀者分享出席會議的見聞與啟發。文中黃樂瀅提到，其他國家重視人權、氣候公義、氣候教育等範疇的關注度與香港大相逕庭，又發現大會裏分外看重青年賦權。她的文章或許能讓一直覺得COP28，甚或氣候變化很遙遠的我們了解，為何當中細節與我們息息相關，而且必須關心。）
青年在氣候議題上能擔任甚麼角色？在香港，氣候變化不外乎是複雜的科學，是為商家帶來收入的渠道，是缺乏針對性的環保政策，我們幾乎沒有空間可以思考和想象氣候議題的深入和廣泛，姑勿論青年人能為氣候相關政策帶來甚麼改變。作為低碳想創坊的第二十八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青年代表，我榮幸能夠遠赴杜拜參與國際級氣候論壇，與各地青年交流，共同推動國家元首落實更進取的氣候行動。是次旅程之中，我最直接地感受到世界之大，以及香港在氣候公義、能力建設及青年賦權方面的不足。這不禁引起我的思考 ——政府及環保人士經常批評香港人環保意識薄弱，這個責任到底歸咎於誰？氣候變化明顯地為脆弱社群帶來影響，我們如何倡議氣候公義？青年人的氣候行動是否只能停留於發展綠色金融和個人行為改變？
國際重視人權、氣候公義之風氣與香港截然不同
在氣候變化下，弱勢社群或發展中地區面對不成比例的氣候風險，甚至威脅到基本人權。在COP28會場內，關於氣候公義的討論非常熱烈，大量議題（例如公正轉型以及損失與損害基金）都強調人權與氣候公義的重要性。作為氣候公義的關注者，我亦參與了數個氣候公義與人權相關的會邊活動，聽到了許多觸動人心的故事 —— 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公原來近在咫尺，而一個個真實的故事正發生在世界的某處。來自孟加拉的兩位小女孩看起來稍為緊張，訴說着她們原住的小島因海平面上升而不再適合居住，儘管搬到了孟加拉主要的國土，仍需要面對頻繁的洪水。她們以稍有沙石的英語，夾雜着因回想往事而不安的情緒，把自己的故事訴諸於眾。在這應當學習的年齡，她們卻因酷熱及洪水而經歷無數次停課，影響了孩童的受教育權。此外，氣候變化亦引致極頻繁的災害。來自比利時的男孩說道，他與朋友在夏令營時遇上山火，他們跳進河裏避難，卻有一位朋友因被水流沖走而在他面前逝去。青年人亦在COP表達了淘汰化石燃料的訴求，來自烏克蘭的少女提及到由於化石燃料作為各國的貿易資源，俄烏戰爭遲遲未能解決，引發了更多的人道危機。
氣候變化為全世界的脆弱社群帶來不成比例的影響，在COP28的談判桌上，各國不斷提及幫助發展中地區應對氣候變化，在全球盤點中亦鼓勵各方「實施促進性別平等、充分尊重人權並賦予青年和兒童權力的氣候政策和行動」。香港雖為已發展地區，但仍有氣候不公的故事，我則以青年倡議者的角色把它們帶到COP28會場內。在首天的一個會邊活動內，我與來自博茨瓦納、剛果及英國的青年討論已發展地區在氣候公義上的責任。博茨瓦納的講者提及到發展中國家甚至連救護車也沒有，世界卻要求他們的人民轉用電車以減少排放，我隨後補上在氣候政策中應考慮人民不同的支付能力（Ability to pay），才能減少政策對不同階層人民帶來的影響及政策本身的成效。我亦有幸代表YOUNGO人權工作小組在青年氣候論壇中發表演說，向世界分享了香港3.4萬割房兒童在極端酷熱天氣下的困難，揭開已發展城市中不公的一面，並且遊說各國，特別是有能力的已發展經濟體，加強關注及解決氣候不公的問題 —— 「不單是別人在受難，你的人民亦在受難」。然而，香港似乎未打算將氣候公義及人權納入政策思考，與世界的步伐不一。
教育與政策未能與國際接軌，也未有跟上國家步伐
香港市民及政府對氣候公義不甚了解，不明白氣候變化與人權和公義的關係及重要性。在討論氣候變化時，倡議者往往要面對負面的批評，而這些留言在匿名的網絡世界往往更加鋒利。以上都使得氣候倡議工作更加困難，缺乏政府及市民的支持，倡議者該何去何從？從COP28的經驗中，我們不難分析這現況的原因 —— 停滯不前的氣候教育和單一的氣候政策。自小接受香港傳統教育，即使中學及大學均有修讀地理，在出發前亦做了不少資料搜集。但當去到COP會場，與來自各地的﹑與我年齡相若的青年交流時，還是不禁讚嘆他們豐富的倡議經驗和氣候知識，在國家談判上的專業詞彙更加令我們幾位來自香港的青年代表感到稍微吃力。這些與世界的不同令我思考香港的氣候教育是否足夠完善。我們的氣候教育僅要求學生懂得氣候變化的背後原理，知道北極熊失去了居所，知道了可再生能源的好處，但甚少提及到氣候變化與人類文化﹑健康﹑生命等密不可分的關係。此外，在討論這個全球性的議題時，我們的教育卻欠缺世界觀，我們知道解決氣候危機的方法有減緩（Mitigation）及調適（Adaptation），卻不知道各國氣候領袖聚首一堂為了它們分別制定減緩工作計畫（Mitigation Work Programme）及全球調適目標（Global Goal on Adaptation），加上氣候教育並未被納入中小學正式課程內，使得氣候教育及人民意識與世界脫節。
因此，政府在氣候相關政策方向不單應該關注於減碳措施及綠色金融與科技的發展。由COP17開始世界已提出需要有國家調適計畫（National Adaptation Plans），即使政府在《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內提出了適應氣候變化和應變的措施，但並沒有詳細的執行計劃，使這些目標遙遙無期。而且當中的內容大多有關強化基建設施，並非以人為本，忽略了一般市民及弱勢社群在氣候災害下受到的影響。這不但無法幫助到個人層面的氣候適應，更進一步產生了氣候政策與市民之間的距離感，當市民得不到政策的保護，又何談全民減廢，為城市及地球付出呢？加上中國的國家自主貢獻（NDCs）亦關注以人為本的政策考量，在各省設立環境資源法庭進行氣候訴訟，香港的氣候政策因此應該考慮更加多元發展，配合完善解釋及公眾教育，才能令市民明白及跟從，增加環保政策的有效性，展現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
青年賦權的真偽：提防「漂青」（Youth-washing）
是次COP28氣候峰會不但關注各個主題的氣候談判，亦注重於青年賦權。在會議正式在杜拜舉行前，主辦方甄選了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氣候倡導者（Youth Climate Champion），並資助發展中地區及島國的青年参與COP28，將處於社會邊緣的聲音帶到國際會議及談判之中。除了舉行及參與會邊活動外，大部分國家均有自己的青年代表，不時在談判桌上有一席位，能夠一同進行政策討論。例如我認識了兩位土耳其青年代表，他們表示就讀的大學給予他們機會參與COP28，並與政府及商界人士交流，甚至代表土耳其青年在官方談判中發言。新加坡的青年代表亦說道，政府在COP28前為他們進行了幾場能力建設的活動，使他們更容易掌握場內資訊，亦給予他們機會協助新加坡角的活動及安排。來自不同背景的青年亦能隨時邀約聯合國及國家代表進行雙邊會談，倡議更具野心的氣候目標。低碳想創坊的青年代表Joanne則代表YOUNGO緩解工作小組與歐盟代表進行會談，詢問他們在減緩工作計畫的目標及如何看待停滯不前的進程。反觀香港，青年代表在氣候峰會的數目中寥寥可數，作為關注氣候議題的年青人，我們卻因欠缺與國際交流的渠道，而未能讓世界領袖聽見我們的訴求。青年聲音為何重要，正是因為我們一代承受着氣候變化的影響。在越趨炎熱的時代下我們該如何自處？我們又能為減緩及適應氣候變化帶來什麼貢獻？這些議題不但值得關注，亦反映出青年賦權的價值及重要性。
這個全球最大型的氣候變化會議難免令人擔心出現「漂綠」的情況，但「漂青」亦是我們所面對及需要關注的問題。在COP28的首天，我們四位低碳想創坊的青年代表想參與一場青年有關的開幕禮，但由於場地座位限制，不少青年被拒諸門外，即使有大量空間站立也不允許我們進入。這猶如當頭棒喝，更在及後的日子感受到更多的不公，例如我們在某個會邊活動場地爆滿時，即使我們在外等候已久，保安亦讓剛到場的締約方代表優先進入；又例如我們認識的青年代表呈交上某個會邊活動的報告書，得到批准以後卻無法成為其中一個講者，原因是有專業人士能夠代替她演講及分享；又例如以「自然及生物多樣性」為題的青年氣候論壇因官員講者不足而無法舉行等。種種經歷都令我思考何為有意義的青年參與 —— 青年在這些場合大多都處於被動角色，我們需要自行尋找機會邀約官員對話，或是只有官員的邀請，我們才得以在某些會議上擁有一席位。青年參與是COP28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亦是國際間氣候政策發展重要的一環。氣候變化的影響在未來會愈來愈嚴重，這是個關乎世代正義（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的問題，那麼參與在氣候變化事務的討論當中是青年應有的權利。不讓未來談未來，這正是氣候變化會議進程往往令人失望的主因。香港政府甚至沒有正式委派青年代表參與在COP28中，而在環境政策制定時亦沒有廣泛接觸及採納青年意見，青年參與只流於表面口號，而非有意義的賦權。
各國仍在氣候談判中角力，而氣候變化亦不斷持續，九月颱風蘇拉及暴雨印證了氣候變化帶來無法預料的威脅，無論是香港還是世界，我們都需要更進取的減緩和調適策略，並保障公正轉型及氣候公義。COP28是一個讓青年放眼世界的寶貴經驗，原來還有世上有許多人﹑事﹑物在香港無法觸及。即使只能參與在會議的第一週，但我回到香港仍有念念不忘的感覺，靜下來主動追隨每日的談判，更牽起另一番情緒及體會。氣候變化就像溫水煮蛙，它正慢慢地影響着世界每一個個體，在二十幾度的十二月，我們應當思考如何共同積極地應對這個災害？香港又有多少空間可以作改變？年輕人又可以在氣候倡議中擔任甚麼角色？我始終相信我們比自己想像中更加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