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於十多年前，美國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梁天卓聯同兩位學者分析發現，圍標現象令樓宇維修工程價格被推高四成。梁天卓接受本刊訪問表示，圍標於其他國家亦普遍存在，大多集中於基建，但圍標更容易於香港發生，原因是香港住宅環境獨特，一個屋苑已有逾千戶居住，而不是所有人都參與大廈事務。業主很多時候將自己一票假手於人，變相大廈的決定權主要由業主立案法團掌握。
加上政府設強制驗樓及為維修設定時限，限制了業主的選擇權，同時壓低了他們對於維修工程的議價能力，間接提高「圍標」集團的油水。政府可以做的只有提高市場透明度，包括提供物料成本價的資料，供業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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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梁天卓：標價異常僅可作環境證據
他指，從經濟學角度而言，透過數據分析，執法部門可發現操控價格的情況，例如多間工程公司標價異常一致，或某些公司標價較為可疑，亦屬證據的一種。然而，法庭上，這種證據只屬於環境證據，真正可以起訴涉案者圍標，必須依靠圍標集團之間的通訊記錄、過帳記錄等，而這些實質證據只能依靠內鬼收集。
「以外國的經驗，就是如果有內鬼走出來指證圍標的情況，可以免去刑責，有誘因，令內鬼容易走出來。只不過圍標的利潤實在太大，利益如此大，有沒有內鬼願意去承擔這樣的風險呢？」他說，令圍標集團放棄利益，本身需要考慮很多因素，除了內鬼自身利益以外，亦包括黑幫尋仇。他質疑，單是免除舉報者刑責，能否足以誘使內鬼走出來指證圍標集團：「只不過圍標的利潤實在太大了……利益如此大，有沒有內鬼願意去承擔這個風險呢？」
大律師陸偉雄：《競爭條例》欠阻嚇力
香港執業大律師陸偉雄亦指出、圍標案件之中，除非有人主動舉報，或有人願意轉做污點證人，否則很難證明有人違規：「即使你覺得有圍標的情況出現，報警或向廉政公署舉報，你只是有這個跡象出現，但是未必有足夠的證據，執法時即使拉到人，最終證據也未必能夠將他們帶上法庭，甚至乎，更加不能將他們定罪。」他認為，不論投入多少資源，也未必能強化收集證據的能力，因為外人難以打入圍標集團的圈子，更積極的做法，應是防止圍標的情況發生。
他認為，圍標的原因，是源於物業管理公司、業主立案法團與顧問公司及工程公司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故此引入獨立的第三方機構，以監管投標程序，以及業主立案法團開會事宜，至關重要。另外，法團投票過程之中存在大量假授權書，授權書的真假，我們無從得知，故他認為投票之中，授權書的比例不能太高，需要業主本人親自投票比例提高，否則會存在造假的空間；而且通過議案的投票率必須提高，令有心人士影響投票結果的程度減低。
目前主要用以打擊圍標的《競爭條例》反競爭行為，不屬於刑事罪行。他認為，目前針對圍標的刑罰則不夠嚴厲，被告公司只會遭罰款營利一成，完全沒有嚇阻力，並指倘涉事公司生意規模不大，罰款對於涉事公司根本無關痛癢，「又不可能讓那間公司去坐監。」他續指，如果證據顯示那間公司的某些董事管理人或負責人確實有違法行為，除了公司本身會面臨巨額罰款之外，應連帶處罰公司的董事及其他負責人，他們個人可能面臨監禁，條例才具有威懾力。
穗禾苑九座大廈二〇二三年展開維修工程，工程總額為三億八千八百萬元，每戶至少需付十萬元維修費。宏褔苑發生火災後，穗禾苑工程承辦商連日拆除封窗發泡膠及棚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