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差的浪漫】上世紀邊送信邊用菲林拍下薄扶林光景 郵差見證牧場興衰 半世紀後出版相集 珍貴記錄終見天日

上世紀的香港，曾經有一個世界級的牧場，盤踞在薄扶林整個山頭。全盛時期飼養了約三千頭乳牛，設吊車從海邊運送乾草上山，為香港人供應新鮮牛奶，牧場工人的生活亦與旁邊的薄扶林村息息相關。

步入八十年代，牧場關閉，大部分用地用來興建如今的置富花園等屋苑，以及校舍。當年的地景風貌，現已面目全非，可幸的是，有一名郵差，在薄扶林派信的廿七年間，為薄扶林村及牧場拍下一幀又一幀照片。經歷半世紀後，這些照片如今成為了珍貴的歷史記錄，並見證了牧場的興與衰。

他是陳銘強，人稱「郵差陳」。熱愛攝影的他，一邊派信執勤，一邊帶着菲林相機，按下快門的原因無他，純粹希望留住當下一刻。拍下來，等於擁有了。就這樣，他默默地把薄扶林不同的角落記錄了下來。

第四代村民童年與郵差陳結緣

今年，退休郵差陳銘強的攝影集《相見問來鴻：一位郵差鏡頭下的舊日薄扶林》面世，是薄扶林村民用了十七年時間積聚而成心血結晶。「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小組」聯合創辦人高永康，是出版計劃的推手之一，也是薄扶林村第四代村民。他還記得小時候，陳銘強不時來到村內送信，戴着金絲眼鏡，大多時都穿着羊毛內衣和西褲，外表非常得體。高永康讀小學及中學時，陳銘強已經步入中年，到他讀預科的時候，剛巧陳銘強的兒子也是同一間學校、同一個年級。緣份在此處埋下種子，等待廿多年之後發芽。

1977年薄扶林村圍仔大街，顯示和興號的店貌。（圖片由陳銘強拍攝，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小組提供）

約廿年過去，高永康在港大修讀建築文物保護碩士課程，作為薄扶林村的村民，高永康很自然希望保育自己成長的村落，能夠繼續留在這裏生活。他選擇以薄扶林村作為畢業論文題目，將焦點集中在村內的圍仔大街，不論他跟村民街坊還是父親訪談的時候，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郵差陳」這個人物，說他以前在村內拍了許多照片。而當時的大學圖書館裏，有關薄扶林村的照片檔案並不多，儘管高永康做了不少村民的口述歷史訪談，可是找不到視覺化的記錄，他自己對小時候的村內生活情景亦印象模糊。如是者，高永康便重新聯絡舊同學，即是陳銘強的兒子，繼而拜訪陳銘強。

1977年薄扶林村麗飛美容院（陳銘強拍攝，圖片由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小組提供）

一踏進陳銘強的住所，高永康形容照片放滿屋內不同角落。其中陳銘強所拍攝的全景照片，拼貼在卡版上，用啡色雞皮紙包裹，並且井井有條地一疊疊扎好，中間夾着樟腦以防蟲。高永康驚覺陳銘強收藏了如此大量的舊照片，心裏萌生了一個念頭——即使功課上用不着所有照片，也要替陳銘強將照片出版成書。

不久之後，另一名村民徐柱君也修讀文物保育相關的碩士課程，高永康提議他以牛奶公司作為研究題材，二人持續聯絡陳銘強，不時到他的住所翻查薄扶林牧場的舊照片，有時還特地邀請村民、牛奶公司前員工後代上來，一起辨認相中的地方，作口述歷史記錄。

男人的浪漫 拍下等於「擁有」

回望陳銘強的郵差生涯，他於一九六二年在薄扶林展開派遞任務，日復日在亂中有序的窄巷之間穿梭，在門牌下與村民建立深厚情誼。這份工作，他做了廿七年，直至一九八九年離開薄扶林區，調升至其他職務，接着於一九九五年退休。工餘時間，他參與「山海之友」的行山活動，目睹其他前輩使用相機拍攝，開始對攝影產生興趣。那個時代，不是每個人都能夠買得起一部菲林相機，陳銘強起初向一名相熟的女孩子借來一部相機練習。不久後，他自費買來一部Minolta相機，價錢較其他名牌相機便宜，在他眼中，相機型號不是最重要，技術才是致勝關鍵。

陳銘強攝於一九七六年，牧場工人正在清洗水肥泵池。（圖片由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小組提供）

在數十年前，攝影並不普及，也還未有上網，行山前輩也不輕易開口教授獨門秘技，陳銘強要學習調教光圈、快門、全景連拍的技巧，只能趁他們攝影的時候在旁偷師。為了讓自己在全景連拍時保持水平線，陳銘強會在家中鍛鍊拿着一杯水打橫移動，如果能夠保持水面不傾斜，便代表他的手臂有足夠「定力」拍出無縫接軌的連拍照。相片沖曬出來之後，陳銘強會用人手剪裁及拼貼，偶然剪錯了，追求完美的他便要再沖曬一次。至於剪得不夠好的相片，他會用來製作成書簽，送給相熟的村民。

為了拍攝好風景，陳銘強不但到處郊遊，還可以「去得好盡」，一時走上大廈天台，一時爬到露台外面取景，派信期間還掛着相機，走到一些平常不對外開放的角落拍照。高永康從一次又一次訪談中，聽過陳銘強反覆提到，他認為自己能夠到達某個位置、拍攝到某個風景，「我拍下來，便是我的！」高永康理解這純粹是「男人的浪漫」、是孩子氣，「那種男人的浪漫就是要叻要威。」

當年未有先進的全景攝影相機，也沒有數碼接圖技術，陳銘強自學一套「手工拼貼全景照」技術，手動連拍數張照片，沖曬出來後，用人手剪裁及拼貼成扇形全景圖，呈現薄扶林山頭的牧場景觀。相片攝於一九六八年，左方顯示的牛場，現已建成置富花園。（圖片由陳銘強拍攝，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小組提供）

高永康解釋，當時人們娛樂不多，沒有上網也沒有打機，能夠到處行山，走訪香港不為人知的角落，譬如能夠與山友一同租船到達甚少人踏足過的蒲台島，已經是一件可以用來向朋友炫耀的事情。因此，在陳銘強的相片珍藏當中，不只有薄扶林牧場和村落的照片，也有香港各處山野風景。

攝於1978年，雙層牛房外的牛池。（圖片由陳銘強拍攝，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小組提供）

以高永康的理解，陳銘強當年走訪多地、按下快門的目的，其實非常純粹，就是喜歡攝影，想透過照片留住當下一刻。不是為名為利，就算把照片沖曬出來炫耀，也僅僅限於朋友的圈子之中，多麼孩子氣。

相集求真 不求唯美

陳銘強如今已達九旬之齡，相集終於出版，一般人或許難以相信，他們用了十七年時間去籌備這本相集。高永康坦言自己一開始好高騖遠，不想僅僅出版一本相集，而是想整理一套歷史檔案，就着每一張相訪問陳銘強拍攝時的心情、位置、歷史背景等等。可是事與願違，團隊各人都是利用工餘時間參與計劃，與陳銘強協調時間上門造訪，一個月可能只見面一至兩次。老人家說起舊時，說得興起，總是不自覺地蔓生出許多枝節，因此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去傾談。十七年期間，亦經歷過社會運動、團隊成員移民、疫情等等，導致計劃一再延宕。

1978年的薄扶林牧場，在當時而言，雙層牛房是極為罕有，旁邊建有斜坡供牛隻上落。（圖片由陳銘強拍攝，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小組提供）

直到後期，團隊深知時間正在一分一秒流逝，陳銘強亦對出版計劃期待多時，他們希望相集能夠盡快面世，最終調整期望，成功將相集付梓成書，圓了陳銘強的心願。高永康亦提到，相集的方向並不是要輯錄唯美的相片，而是偏向歷史影像檔案形式。即使有的相片失焦或模糊，他們也照樣納入相集之中，為的是呈現薄扶林村昔日的風光，留下一份見證。

十多年來目光專注薄扶林村

在團隊成員的心中，出版計劃念茲在茲十七年，是甚麼驅使他們堅持下去呢？高永康說，起初他只為了向陳銘強借相片來做功課，乃源於少許「私心」，但是在訪談過程中漸漸聽到不同故事，對薄扶林了解增多，愈發覺得這些照片十分有價值，值得被更多人看見。

薄扶林村第四代村民、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小組聯合創辦人高永康

作為薄扶林村民，他坦言自己的思維是「鄉下仔」、十分功利，只對自己的村落有感情，無法好像陳銘強或其他歷史愛好者般「大愛」，會在假日時候走遍全港各區的村莊拍照留紀錄。相反，他的目光只專注在薄扶林村，這個他從小到大生活的地方。

陳銘強（左）與薄扶林牧場最後一任經理嘉士里（右）合影

這種「專注」，有人可能覺得是「狹隘」，但也可以被理解為「心無旁騖」。事實上，在出版陳銘強相集之前，高永康參與過大大小小的薄扶林村保育項目，又與徐柱君及Ling Ho出版了《牧場憶舊》，多年來將時間和心力都投放在這條村上。在整理資料期間，他嘗試聯絡牛奶公司最後一任經理嘉士里，安排他與陳銘強重聚，一起回顧舊牧場歷史，可惜只見過一次面，數年後嘉士里便離世。後來高永康在輾轉之下聯絡上嘉士里的妹妹，接着搭路聯絡到另一名牧場經理，逐漸翻開了一個又一個牛奶公司的歷史檔案。

對另一名攝影師應盡的責任

高永康覺得，這條尋訪之路有點像攝影師Edward Stokes出版德國女攝影師Hedda Morrison相集的經過。Hedda Morrison與丈夫在一九四六年來港短暫逗留，那時香港經歷完二戰的摧殘，社會正在復原狀態，而熱愛攝影的Hedda Morrison在此時正好拍下了香港重光後的城市光景、街道面貌和眾生百態。

半個世紀後，攝影師Edward Stokes在香港大學圖書館隨意翻閱《一九四六年香港年報》時，發現了廿七張由Hedda Morrison所拍攝的舊照片，捕捉了香港戰後一刻的社會面貌，與現今的香港截然不同。這些照片激發了Stokes的好奇：「究竟Morrison還有沒有其他印記一九四六年香港的照片？」他開始追尋其他相片的下落。

兜兜轉轉，等待又等待，Stokes終於得悉Hedda Morrison生前把中國的底片託付給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圖書館，由於數量龐大，館方正有待編製完整目錄。經過一年時間，館方通知Stokes發現了更多香港的底片。在多次到訪哈佛整理及研究之後，他終於成功將Morrison的相片結集出版，他在序章提到：「這是我對另一名攝影師應盡的責任，我應該讓更多人認識她的作品。」

高永康深受這個故事感動，「如果不是Edward Stokes，這批相無人會公諸於世。我好欣賞他的做法。」儘管追尋的路途多麼迂迴曲折，但是難得有人在數十年前拍下了當時的光景，高永康認為至少是值得曝光於人前，至於這些歷史記錄最終會有多少人看得到，下一代是否需要它們，後續發展是怎樣，則不是他可控制的範圍之內，那便不用去想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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