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書《遺恨》的對談會上，黃念欣問鍾曉陽有沒有聽過「離地」這個詞，知不知道它的意思。鍾曉陽神情無辜地搖了搖頭，黃念欣便取笑她說：「不知道『離地』這個詞便是『離地』的極致。」現場觀眾都笑了出來，連鍾曉陽自己也笑了。之後被問到知不知什麼是「接地氣」，鍾曉陽很敏捷地答：「應該是『離地』的相反吧。」黃念欣也不放過她，說：「你說得出來不是因為你知道，而是因為你聰明。」
當時為什麼會談到「離地」呢？應該是在說《遺恨》中寫到的香港場景，好像山頂豪宅、青山道舊樓、大嶼山長沙沙灘等，扯到了鍾曉陽長年在外地生活，對香港的近貌已經不太清楚。但背後也許還有更深層的原因。說《遺恨》離地似乎有點奇怪。這部小說寫的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香港，裏面對當時的社會風貌有很仔細的描寫。從深水埗的庶民生活環境，到山頂富豪出入的高級場所，甚至去到如世外桃源一樣的離島小村，感覺都是非常地道和熟悉的。作者在重寫的時候，又加強了寫實的力度，增添了不少那個時代的政治和經濟狀況的細節。
可是，我們多少會覺得，這些筆墨都是花在背景上的。在這個極度寫實的背景前面，發生的卻是幾個家族成員之間的小圈子故事。珠寶商黃景嶽一家給人與世隔絕的感覺──日漸荒廢的山頂大宅、單薄的家族人丁、漩渦式內向捲動的恩怨情仇，與大時代的背景相比，格局無疑是狹小的。在種種陰謀和詐騙的核心，包裹着一個愛情故事，也即是鍾曉陽最擅長的題材。黃家小女寶鑽對補習老師于一平的愛情（于後來一度成為了她的姐夫），在種種虛情假意和欲望錯愛的情節中，由始至終都是純真的。這種純度之美，這種美之超越塵俗，也許是整部小說最「離地」的地方。掩卷之後，最教我們留戀的並不是那些爭名逐利的風波，不是那些用心險惡的機關，不是那些齷齪病態的秘史，不是那些獸性爆發的暴力，而是那些戀人間曾經有過的天色、空氣、陽光、雨點、味道和質感。是一些只存在於兩人之間，只屬於兩人的秘密時光。最大的遺恨，不是財富的失落、真相的未明，而是這些至為珍貴的時光的永不復得。純真的情感，必然是離地的。
不過，更為離地的可能是《遺恨》這小說本身，在二零一八年的香港出現的這個事實。或者應該說，當下的香港讀者對一本香港小說、一個香港故事的期許，跟《遺恨》所展現出來的可能有一定落差。我所指的未必是一般讀者，更肯定不是鍾曉陽的長期忠實書迷，而是在近年的氛圍下，對「本土」有特殊的理解和期待的新一代。一部在近年創作，在今天出版的香港小說，如果寫的是八、九十年代的話，「正當」的預期會是關於香港人身份的探索、殖民後期的政治和社會反思、回歸前的焦慮和迷惘等。也就是說，必然是從今天的角度，去發掘回歸前後種種問題的前因後果。就算是等而下之的純粹懷舊，似乎也是個可供把握的着力點。非常奇怪的是，在《遺恨》裏完全找不到這些東西。它是個壓根兒懸空的，不立足於當下的世界的，比西西的「浮城」離地更遠的烏有邦。
問題不能歸咎於鍾曉陽長期生活在美國，不再認識今日的香港。黃碧雲也長居於西班牙，但她的寫作一直緊扣香港的現狀，就算是寫六七暴動的《盧麒之死》，也是從今天的角度出發，引入今昔的對照。所以，黃碧雲是有歷史感的作家。鍾曉陽寫了歷史的背景，但她沒有歷史感。歷史感在這裏的意思是，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從今天理解過去，從理解過去認識和改變今天。鍾曉陽不在乎這個。所以她的家族史和香港史，其實都是個人史、情感史。帶有歷史批判意識的讀者，可能會對《遺恨》不滿意。
不過，我們可別太快以作家對時代的「介入」作判斷。阿倫特在談論班雅明的時候說：「一個時代經常在最不受它影響的人身上留下烙印；他們距離它最遠，也因此承受最大的苦楚。跟普魯斯特、卡夫卡、卡爾．克勞斯一樣，班雅明也是這樣的人。他的姿勢，他聆聽和說話時頭部的傾側，他走動的方式，他的小動作，特別是他談吐的風格，以至於他遣詞用字和造句的形態；最後，他絕對古怪的品味──這一切都是那麼的過時，就好像他是從十九世紀漂流到二十世紀，如同在異域島嶼的海岸上擱淺的一樣。他真的曾經在二十世紀的德國感到自在嗎？我們有理由感到懷疑。」班雅明在逃避納粹德軍追捕時服毒自殺，似乎是個沒有選擇的選擇──他早就不容於世上了。
乍看下，鍾曉陽跟這些時代脫節者何其不同。曾幾何時，鍾曉陽和香港完全同一。就是在那個她筆下的八十、九十年代，她是我們文壇的天之驕女，是代表着香港文學最明亮的可能性的一顆星星。但是，寫下《遺恨傳奇》這部最着力於呈現「香港」的小說之後，她和香港的同一性卻開始剝離了。這當中除了個人因素，也許亦潛藏着某種時代的秘密。她漸漸地跟香港的現實時空錯開。往後多番回歸，其實也只是回到從前，那個永恆的八、九十年代。於是，我們才會覺得，鍾曉陽變得「離地」了。她的那個香港，已經不是今天我們眼中的那個香港了。但這並不是鍾曉陽的問題。我寧可認為，那是我們的問題。不是她不再懂得香港，而是香港不再懂得她了。而損失，只會在我們的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