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讀過David Foster Wallace後，捷徒與姿雅走進超巿時，幾乎都會談起個體在資本主義時代生存的種種難題。
精準點說，是受過教育的個體面對的問題。捷徒與姿雅是這樣自許的，彷彿知道David Foster Wallace本身就是一條界線。這刻他們拿着兩盒家庭裝雪糕與減價的士多啤梨，在付款的行列中等待。基於不同的原因，他們有點焦躁。
「我有想過離開。」姿雅說。
「其實幾個櫃位合成一隊等待，會比分開等待花更少時間的。」捷徒說。
姿雅搖頭。她不是在說這件事，但當她企圖整理出自己想說什麼時，就被貨架上的衞生巾打亂了集中力。於是她突然跳到結論，「但我們可以選擇啊。我們可以選擇自己排隊時的心態。我們到底怎樣迎接這種生命中必要的浪費呢？現實不變，但是人，受思考訓練的人，是可以選擇接受事件的方式。」
「例如說，選擇不採用白光的超巿購物。」捷徒說。
「不過這地方沒有這種超巿，這就是問題所在。」她喜歡這種句式，好像發現了什麼真相似的。
「不過美國也沒有這種超巿吧，」他們最近想過移民美國，而David Foster Wallace──這個不容許簡化讀出的名字──也是美國人。「那裏嘛，就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極致啊。」
姿雅有點惱了。對她來說，指控他方的任何說辭，都意味着對香港的留戀。捷徒意識到這回事。他決定用指向的調整方式處理。「不過或許香港本身就是一個超巿。」他說。明亮的光照出所有貨品一再重複的外貌，光照不到的，是貨品背後的重複性與剝削。重複本身就是剝削，捷徒心想，而他其實對此安之泰然。不過他們有自己的期許。於是他再補上一句「David Foster Wallace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他其實沒有讀過他的書，只是在飛機上看過有關他的電影。
他們繼續在行列中說着David Foster Wallace的名字。在超巿中，除了他們以外，大概再也沒人說過他的名字。起碼在這地方該是如此。「對，我是這樣相信的，即使他最終自殺死了，」姿雅說，「那只是因為他有抑鬱症的緣故。」
家庭裝雪糕仍在融化。
（隔周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