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部門派發了二〇一九年的廢物管理成績表《都市固體廢物監察報告》，結果顯示，堆填區難得可以喘口氣，吞下的家居和工商業垃圾，竟較對上一年下跌3.2%。
不過，請先別大力鼓掌。
減廢有成，並非政策使然，用報告中的說法，是拜反修例所賜：「部分是與二〇一九下半年本地社會事件嚴重影響多方面及導致本地經濟收縮有關」。若回歸正常趨勢，垃圾量圖示的箭頭，只會持續向上。
二〇一五年，我城每日製造的都市固體垃圾（即家居、工商業廢物的總稱）首度突破一萬公噸大關，不消四個寒暑，便又增長了一成多。
大家或許認為，經濟增加，人口上升，垃圾自然有增無減。環保署官員也許抱持同樣想法，甚至在多年前宣之於《都市固體廢物監察報告》，羅列一九七九至九八年間廢物棄置量與GDP的對照，驗證兩者關係密切。若果上述線性邏輯成立，那麼用屁股想也知道，即使我們興建再多堆填區和焚化爐，也無法滿足無止盡的垃圾增長。
曾經，「亞洲四小龍」這個名字還叫得響噹噹的時候，香港和台灣兩地的GDP每年以雙位數字飛升，城市廢物亦以相近比率激增。那樣的複式累進年復一年，香港官員很快便嚷着「堆填區快爆滿了」，哪怕三座國際級堆填區才投入服務沒幾年。至於台灣，垃圾之多，引發縣市間的垃圾大戰。事關廢物處理設施不足，有垃圾處理業者偷雞摸狗，把廢物扔到別家縣市的土地上。垃圾那樣多，可是沒有人想看到焚化爐長在自家門前，當地政府別無他途，唯有走上減廢的路；台北市率先在二〇〇〇年起推出廢物收費等政策。
清楚記得某年拜訪台北一所焚化設施的廠長時，對方的一段話：「迷信垃圾成長本身，就是迷思。」過去，台灣人以為垃圾愈多，代表經濟愈好愈發達，曾經在一年間增加了11%的垃圾量。他提醒人們不要迷失其中，又或是沉迷以科技解決，反而很自省地強調源頭減廢，因為這才是治本之道。
為了書寫這篇文章，我翻出台北市實施廢物收費至今的家居及工商廢物垃圾量，看到二〇二〇年清運量，竟較整整二十年前減少近四成（39%），有關經濟發展和垃圾量必須並駕齊驅的說法，不攻自破。
反觀香港，垃圾收費政策談到天荒地老，只見過去十年間都市固體垃圾增長超過兩成。縱使家居廢物的增幅尚留在6.8%的單位數， 但工商垃圾卻增加了51%，令人咋舌。其中工商廚餘製造量居高不下，拉高了整條棄置量曲線。至於本該早早落實的廢物收費政策，接下來還得看立法會建制派議員的臉色。
二〇一九年，香港因反修例而「減廢有成」；到了二〇二〇年和二〇二一年，難度要仰賴疫情，才能在減廢上再下一城？提起都羞家。
隔周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