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看見我，是透過一百毫米口徑的折反射式望遠鏡。我住十三樓，冬天穿短袖，夏天泡熱水澡，對着窗外跳舞，看粵語殞地片看到哭。他說，他喜歡上我了，這是他從沒經歷過的感覺。於是，他從我牆上的照片摸清我的社交圈子，從手機熒幕知道我的臉書和IG，推敲出我的名字、工作、興趣，甚至培養了跟我一樣的愛好。兩年，他在我家二十米外的大廈裏，像觀賞缸裏的金魚般看着我。他摸透了我的日常，知道我會去哪、跟誰見面、何時回家，然後開始製造「偶遇」。

那年平安夜，我在車站等不到的士，隊首的林瀚問我要不要併車。第一次對話，就這樣開始。他從牀底翻出一箱照片和筆記，全是我的日常：我被偷拍的瞬間、記錄的瑣碎細節，甚至我們初遇時的對話，都是他精心設計的台詞。難怪我覺得跟他投緣，因為我根本在跟自己的影子聊天。

「我該害怕嗎？」我問。

他急了：「我告訴你這些，是想誠實面對你，不想再有秘密。」

「可你是個偷窺狂！」我喊。

他反問：「男生喜歡女生，想要追她，於是在腦海裏演練怎麼搭訕，這不就是每個男人都會做的事？」

我語塞。林瀚說，他想跟我談談將來。

他說，世上有許多跟他一樣的人，願意花大錢買別人的生活。只要我們在家裝針孔鏡頭，上傳日常，一個月能賺兩萬美金。

我感到害怕，問他到底在說甚麼。他說，我今天是在跟你講現實，現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你是知道吧，你的幼稚園助教工作被排擠，快被解僱了；我的相機店連虧半年，我只是一直瞞着，怕你擔心，所以沒跟你說。

我問，那又怎樣？可是你在說要把我洗澡的畫面賣給變態看，你讓我怎麼活？

林瀚保證，浴室不裝鏡頭，影片也不會公開流傳，偷窺者有自己的地下圈子，除非我朋友是其中一員，否則沒人會看到。

大概有四個月的時候，我和林瀚再沒提起這事，我內心痛苦掙扎，質疑自己嫁了甚麼人，想離婚，想搬回娘家，我卻知道無法避過我媽的問這問那而一直沒有起行。復活節前夕，校長以「架構重組」為由，宣布明年不會再跟我續約，我知道這是藉口。

當晚，我答應了林瀚。他興奮極了，第二天就在客廳裝了鏡頭。

我和他約定，全屋只可以有這個鏡頭，畫面每天只能上線三小時，這是極限。

上線那天，我躲在鏡頭外，問他該怎麼演。他說：「跟平常一樣，他們要看真實的我們。」我僵硬地看了整天Netflix，坐姿像木偶。林瀚回來幫我按背，那段小按摩竟然讓我們的頻道多了兩千觀眾。他指着Netflix上的韓國偷拍真人秀，笑說：「你也在看這個？」我突然覺得，自己跟偷窺我的人沒甚麼不同。

半年後，家裏的鏡頭從一個變成三十三個，有的藏在熱水壺、盆栽裏，林瀚說這樣畫面有動感。我試過搜「香港」「年輕夫妻」「偷拍」，只找到些自拍外流的色情片，卻從未見過我們的日常。這些影片像丟進黑洞，要不是銀行戶口每月有進帳，我甚至懷疑這是林瀚的惡作劇。我開始習慣鏡頭，卻分不清真假。比如吻林瀚時，我不知道是真想親他，還是想在鏡頭前演恩愛夫妻。

偷窺成了我們的全職工作，我們不再上班，整天在家。林瀚說，加入「可選擇劇情」，能賺更多。觀眾投票，想看我們吃蛋炒飯，我們就得吃蛋炒飯。投票漸漸變成喝一整天咖啡、三天不洗澡、看一天恐怖片。

我們的生活被觀眾的遙控器操縱，我想往東，他們按西。我跟林瀚說，我很窒息，睡覺時好像聽到鏡頭後的竊笑。他說我太緊張，鏡頭不會傳聲，隨時可以停。但他希望完成最後一次「選擇劇情」——觀眾想看我們生孩子。

「不可能，太瘋狂了！」我說。

他說：「你朋友把寶寶照片傳上IG，開專屬帳號，跟偷窺者有甚麼不同？你不是一直想要孩子？」

那天晚上，他在牀上，我想起《楚門的世界》。連孩子的名字，都要被陌生人投票決定嗎？一切失控了，我決定要逃跑。

在機場入閘口，我傳訊息給林瀚，說我要離開香港。手機鈴聲卻在旁邊響起，林瀚就在我身旁，拖着行李，有備而來。我問他這是怎麼回事，他說，這也是「選擇劇情」的一部分——觀眾選了「私奔的孕婦」和「挽回的丈夫」，我衣服的鈕扣就是個鏡頭。我愣住，怒把鈕扣扯下丟進垃圾桶，叫他別再跟着我。此時，航空公司正在最後召集。

林瀚始終跟我一起飛到了英格蘭，那時正值疫情，我們到埗後就被隔離了十四天。在隔離酒店的房間裏，我崩潰痛哭，懷疑房間的水龍頭也裝了鏡頭。我對着牆苦苦哀求，求他們放過我，放過我肚子裏的孩子。林瀚只是默默吃着塑膠盒飯。隔離倒數第二天，林瀚確診了，被送進醫院，我又被隔離二十一天。再次見到陽光時，我收到消息：林瀚死了。我無法思考這是不是另一個「選擇劇情」，我是不是在演「被疫情害死的寡婦」。

孩子出生後，我搬到了北部一個沿海小鎮。別說是華人，那小鎮沒多少居民，只有數個快要走不動的老人。我們住在一個農莊裏，動物不會偷窺，除了每個月底去一趟雜貨超市，不然我們連人類也不太見了。

你問當初逃出來的原因，以上就是了，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