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開始你就啟發了我。」知名演員蒂達史雲頓（Tilda Swinton）對香港導演唐書璇說。
唐書璇一九六八年執導首部電影《董夫人》已一鳴驚人，在多個國際影展展出廣受讚譽。其後，她拍攝內地知識青年逃亡到香港的電影《再見中國》，一度成為兩岸三地的禁片。她前衛而無懼。
但唐書璇接受本刊專訪時卻說，從沒自居是電影工作者，也不覺得自己有成就，「我只是一個過客，你放我到哪裏都是去學習。」她解說，這兩套電影都是關乎選擇，而人生在世最重要是學習慈悲。
唐書璇
一九三八年生於香港，於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畢業。首部長片《董夫人》（一九六八年）一鳴驚人，以香港獨立製作電影之姿在舊金山、盧卡諾、康城影展放映，在法國公映長達數月，一九七一年橫掃金馬獎三獎。其後她執導三部電影《再見中國》（一九七四年）、《十三不搭》（一九七五年）和《暴發戶》（一九七九年），及後移居美國。
先鋒之作《董夫人》 其中一部最偉大的中國電影
唐書璇散着一種威嚴，利落短髮、硬朗褲裝、小圓框眼鏡，不常笑，說話簡明扼要，不減犀利。她說其實自己有點緊張，作為一個已退休數十年的人，前一晚卻要和偉大演員蒂達史雲頓對談，但願自己沒有太失禮。
而事實是這場對談，非常精采，能見蒂達對唐書璇敬重有加。蒂達憶及自己一九八二年在劍橋大學讀書時，觀賞了《董夫人》而深受震懾，「它太『現代』了」；「在很多方面，我記得這部電影不是靠敘述，而是關於體驗和感受，甚至與思考無關。而這對於當時的我，和我想像對大多數大學生來說，是特別強烈，因為這正是你那一刻所渴望的，你想要的作品正是這個。」
《董夫人》描寫明代中國一位寡婦董夫人（盧燕飾）克盡婦道，在獲朝廷授予貞節牌坊之前，卻戀上寄住董家的楊尉官（喬宏飾），陷入情愛與禮教掙扎之間。而《董夫人》英文片名TheArch所指的正是「貞節牌坊」。
電影在二○○五年及二○一一年獲選為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最佳華語片一百部」，及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的「影史百大華語電影」。
香港長大美國讀書 卻拍古代中國
「我無想過電影是一個職業，我只是想過電影是一個表達自己的方式。」拍攝《董夫人》想表達甚麼？唐書璇坦言自己當年沒有想得很清楚：「但我聽昨日Tilda說，她們認為中國的吸引力，絕對不是現在的、已經西化的中國，反而是古代的中國。我的選擇是拍古代中國，而且是好鄉下和偏僻的中國。」
她說：「不知為何，我是一個非常愛國的人。」這種強烈的家國感受，與她年輕時離開出生之地香港，遠赴美國讀書有關（她原想修讀文學，但爸爸說「無人去美國讀中國文學」，使她轉修電影）。「在香港長大時，你不會意識到東方和西方之間的差異。但一旦你明白了，你突然意識到有很大分別，然後你會試着找出自己的立場。」愛國如她，亦因此從沒考慮過留在美國拍電影，而是執意回港。
當年香港電影業流行「七日鮮」製作（在十天內完成攝製以減低成本），《董夫人》的預算亦因而相當緊絀，後製階段遇到重重難關，而且初出茅廬的她人脈不多，連粗剪版本都是自己動手，「因為壓力太大，困難太大，我擔心真的會生出多一隻手臂，因為我需要更多手臂。」
幸好，後來遇到修讀電影時的教授，輾轉獲得美國名導演LesBlank等猛人幫忙剪接。最終電影大量應用破格剪接技巧，如重複動作、溶鏡、疊印等，令人折服。而戲中前衛的敘事方式與鏡頭處理更是突破界限。
劃時代敘事手法
其影響至深遠及國際，二○一八年英國導演MarkCousins製作紀錄片《女人拍電影：一部貫穿影史的新公路電影》，匯集全球一百八十三位女導演作品，剖析她們攝製電影的主題與技巧，而當中唯一一位香港導演作品正是《董夫人》，拆解箇中畫面，例如這幕董夫人織布：
「 現在她正在編織。
節奏、剪接和音樂似乎讓她著迷。
剪接就像是心理節奏的層疊。
那一觸、記憶、質感，幾乎是抽象的，
像是Mary Menken（美國導演）的紐約抽象主義 。
剪接加快了。
他。
他在她的腦海中。
她的思緒交織着。
剪接也在交織。
拼貼。
然後是另一種節奏，雕刻般的，蟋蟀般的，
剪接加速着，她的思緒和我們的思緒。
然後，她跑了。
三次相同的奔跑。
跳剪。
她的思緒多麼支離破碎。
多麼像被剪刀剪過一樣。
導演唐書璇、剪接師Les Blank和李朝宗
創造了閃爍、不穩定、一種狂熱，
最偉大的現代主義電影之一，最偉大的中國電影之一。
電影帶我們走進董夫人的腦袋、她的視角。
電影在視角方面非常出色。」
電影修復
M+前年起舉行「M+修復」項目，挑選九部香港新浪潮（一九七九年興起）電影進行修復工作，其中包括唐書璇的《董夫人》（一九六八年）。M+香港電影及媒體外聘策展人李焯桃在「M+修復」介紹影片中說明：「《董夫人》這套電影就是一個異數，它不是屬於新浪潮，但它是一個先行者。唐書璇她在美國讀完電影，拍一套劇情長片，自己集資，自己找各方面工作人員是好國際性的，包括印度攝影師、美國的剪接師、台灣音樂，演員香港和美國都有，拍一個古代的故事。」
《再見中國》了解時代問題 「 我不是反叛分子」
唐書璇透露《董夫人》上映後，接到很多荷李活電影邀約，但她一概拒絕：「我對我的國家非常關心，沒有甚麼比這更讓我感興趣的了。」她拍下另一套先鋒電影《再見中國》（一九七四年），刻劃數個內地知識青年在文革期間逃亡到香港的故事，電影由拍攝到上映都在內地文革十年間（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兩岸三地及後一度禁播此片。
她說拍《再見中國》源於她心中一個疑問：「文革剛剛開始，所有外面的人都好想回到中國貢獻自己，包括我自己，因為自己國家有一個很大的活動和轉變。那為甚麼我在香港見到很多（從中國來的）年青分子，他們想游水（偷渡）到香港呢？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好需要了解的問題。」她透過訪問大量來港者，去尋找答案。
答案是甚麼？「對我來說，我的所有看法是做人是充滿選擇，做人的一生最緊要的事情就是你去做選擇，所有選擇都不完美，每一個選擇都有它的好處和壞處，你會看到這件事。《董夫人》又是一個選擇，沒有一個選擇是完美，所以做人就是一個不停的學習。」
一九七九年，她移居美國，作風低調。而其實那一年她馬上就回到中國牽線，成就一套中美合拍片《Peking Encounter》，「英文劇本來的，因為荷李活有人想到中國拍電影，就找我幫他搭線，那我便回去看看，打電話問電影局⋯⋯很快便OK，通過了。真的是好奇怪的事，那邊意大利導演住在中國數年都未獲批准。所以我覺得中國實在是好明白，我不是一個反叛分子來的，它覺得我是一個好愛國的分子來的。到今日我都是，但是大家有不同的觀點。但是大家，中國不是屬於某一個人，而且這也是我的中國。」
兩套戲談香港現象 「我無睇過《暴發戶》」
拍畢兩套藝術電影後，唐書璇接拍了《十三不搭》和《暴發戶》兩套商業電影，探討香港城市現象，前者是十三個小人物故事，共通點都是和打麻將有關；後者是一個男人為發財上位終被女人愚弄的故事。唐書璇坦言這兩套「不是自己想拍的電影，但是因為別人幫助過我，為感激別人而拍的電影。」
她甚至說，自己從沒看過《暴發戶》完成作：「他不准我剪，咁我咪走囉，我完全沒看到後面他怎樣做。」唐書璇活得瀟灑，對於外界對她的一切謠傳與誤解，她一概不理，諸如維基百科寫她生於雲南，她冷笑：「咪由佢哋寫囉，鍾意寫咩就寫咩囉，係咪？我又唔care人哋寫乜嘅。」
在香港土生土長，比起英語，說廣東話更加自在。而時至今天，原來她每年至少回港兩趟，途經香港前往北京或中山，「曾經我以為自己會在中山養老，很多我們香港人，即是到了外國那些，都是要回來尋根。所以我年年都回來的，多數是去北京看畫。」不過，她亦深知自己成長背景異於普通香港人，她說得含蓄：「因為我住在郊外，在淺水灣長大。」
記者最後問她，作為先鋒導演，有沒有甚麼想對香港年輕電影工作者說？她果斷地說：「我又唔識佢哋。」若然是對我這位記者一些建議呢？「我覺得要學習怎樣慈悲，compassion。對別人的遭遇、對別人要有少少同情心，我覺得這是做人最大意義。太苦了這個世界，不是只有我們一個，這不是一個給我們享樂的世界，好多人過得好辛苦。我們要同情，要學習同情。」也要對自己慈悲？她否定：「因為有人比你更痛苦，那自己有甚麼需要緊張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