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救援】近三年過千名人道工作者遇難 戰爭現場命懸一線 前線人員面對何等困境？《國際人道法》仍有力量嗎？細聽港人Sylvia和Joyce堅持人道救援的理由 「香港做人道工作，其實可以走得更遠。」

取材自以巴衝突真人真事的紀實劇情片《加沙女孩的聲音》（The Voice of Hind Rajab）去年威尼斯影展獲得評審團大獎後，月前於香港上映。該電影以六歲巴勒斯坦女孩希恩拉賈德哈馬達（Hind Rajab Hamada）向紅新月會的真實求救通話為主軸，重構救援熱線中心的運作情景。女孩的呼救聲音赤裸地呈現在大銀幕之上，電話彼端每次臨近絕望邊緣的呼喊，直抵每一個原與戰火無關之人的內心，迫使人們直面看似遙不可及的苦難。彼時，人道救援是她僅存的生機。

電影沒有給予一個盡如人意的結局，反之直接奏起現實的哀歌。重重難關使救援隊伍遲遲未能出發，最終不但來不及挽救女孩生命，前往救援的兩名醫護人員亦罹難。這場未竟的救援，折射出戰爭現場人道行動的實際困境。

紛亂時代，人道救援顯得脆弱，卻依然必要。這項工作予人冀望，但更多的是失敗帶來的落寞。以巴衝突的慘況，只是冰山一角。戰火覆蓋之地，悲慘的故事，俯拾皆是。

我們細聽曾遠赴戰場從事人道工作的人心聲，嘗試找出動蕩之中的微小力量。這股力量縱然有限，甚或力有不逮，卻也試圖回應一個縈繞不去的疑惑：當國際秩序瓦解，漫天戰火未止，我們還應相信人道救援嗎？

【人道救援】阿富汗人道工作者Asuntha Charles：人們因為妳是女人 所以直接無視 惟有看見實際行動 我們做出改變 才能掌握主導權

本不該發生的悲劇

二◯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希恩隨親友離開加沙逃避戰火，其乘坐的車輛遭受槍擊。同在車內的表姐Layan Hamada曾一度致電巴勒斯坦紅新月會救援熱線中心求救，惟在槍聲及尖叫聲之後失聯。紅新月會接線員再次回撥電話，只有希恩接聽，背景不斷有槍聲，坦克車近在咫尺。希恩在電話哭着說：「我很害怕，請來救我（I’m so scared, please come）。」

當時她身邊的叔叔、嬸嬸以及四個表兄弟姐妹已全部身亡，希恩匿藏在親屬的屍體旁邊躲避炮火。紅新月會義工與她斷斷續續通話近三小時，同時與各方單位協調，請求救援許可。他們需要先後通知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加沙衛生部，再與以色列軍方溝通爭取安全通行保證。

一番周旋之後，紅新月會終於獲准派救護車經指定路線前往營救希恩。然而，救護人員在駛近目標地點之時失聯。電話錄音最後六秒，錄得一共六十四發槍聲。

事發十二天後，巴勒斯坦民防隊於事發地點發現一輛布滿三百五十五個彈孔的車輛，內裏共有七具屍體，希恩是其中一個。距離車輛五十米之處，一輛救護車被炸毀，兩名紅新月會救護人員殉職，分別是Yusuf al-Zeino及Ahmed al-Madhoun。

由突尼西亞導演卡瑟賓哈尼雅（Kaouther Ben Hania）執導的半紀錄片《加沙女孩的聲音》以此故事為藍本，沿用紅新月會真實通話錄音，還原救援熱線中心內的景象。「你會來救我嗎（Will you come and get me）？」希恩稚嫩天真的聲音不斷迴盪，每一次焦急的叩問都讓人揪心。聲波之間每一個起伏，都象徵着一個生命曾經顫動。接線生因為聽到槍聲、通話中斷而多次絕望，電話響起再次傳來希恩的聲音又再次燃起希望。偌大的辦公室，只剩下沉重的氣息及眾人無處安放的無力感。

救護車也被炸毀 發生何事？

醫療車輛通行的協調工作由以色列國防軍轄下機構「領土內政府活動協調局」（COGAT）負責。《華盛頓郵報》調查發現，協調局曾經傳達救護車問題予以色列國防軍（IDF），上校Elad Goren也確認局方曾經協調救護車通行，「包括那輛想去尋找希恩的救護車」，惟他稱不了解細節。救護車最後發現位置亦於協調局獲准的安全路線之上。然而，以色列國防軍卻否認曾進行任何協調，並指軍隊當時不在事發區域。

英國人權調查研究機構Forensic Architecture指出，事故發生數日後的衛星影像顯示，損毀的救護車前方地面上有一大片燒痕，救護車左後門上發現彈孔。他們對比彈孔及救護車的損壞情況之後，發現擊中救護車的方向與事發時衛星圖像顯示的以色列坦克位置相符，估計救護車很可能是被以色列坦克的彈藥擊中。以色列其後承認該區有軍事行動，但否認故意攻擊民用車輛及救護車。

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巨型橫額紀念希恩（法新社）

希恩的媽媽Wissam Hamada出席悼念（法新社）

【註】以巴戰爭：自二〇二三年十月七日哈馬斯領導的武裝分子襲擊以色列南部造成約一千二百名以色列人死亡、擄走二百五十一名人質後，以色列軍方在加沙走廊採取軍事行動。雙方戰爭持續兩年，直至二〇二五年十月才達成第一階段加沙和平協議。

駐加沙醫護的心聲　《國際人道法》仍有力量嗎？

巴勒斯坦加沙衛生部門數據顯示，自以色列軍隊二◯二三年十月在加沙地帶採取軍事行動以來，已有逾七萬三千名巴人死亡。另一邊廂，蘇丹快速支援部隊（Rapid Support Forces, RSF）過去兩年在北達爾富爾州首府El Fasher逾五百天圍困後發動攻擊，數千人因而喪生；緬甸軍政府與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力量衝突加劇，殺戮事件增加、村莊被焚毀，聯合國預計該國已有超過三百六十萬人流離失所。各地發生衝突亦導致霍亂疫情加劇，乍得、剛果民主共和國、蘇丹及南蘇丹尤其嚴重。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二◯二六年《全球人道主義概覽》指出，截至今年五月底，全球超過二億五千二百萬人急需人道援助和保護。

報告同時提及，近年衝突趨勢可見，聯合國會員國及武裝組織均廣泛違反《國際人道法》，犯罪者逍遙法外，恐削弱全球各地對平民的保護。各地應用《國際人道法》程度不同，以及遵守法規的倡導不足，正危及未來衝突之中人道原則、救援人員和組織所受到的尊重。

二◯二四年人道主義工作者死亡人數攀升至三百八十三人，創歷史新高；二◯二五年則有至少三百二十六名人道主義工作者罹難；過去三年總死亡人數超過一千零一十人，相較此前三年增加兩倍。襲擊救援人員、醫院和學校成為許多衝突地區的常態，人道救援工作嚴重受阻。此外，政治衝突、官僚主義限制以及持續的暴力行為，往往令人道組織難以抵達受影響社區。在許多衝突地區，政府和武裝團體實施嚴格的准入限制，不僅阻礙援助物資運送，亦危及救援人員的安全。

人道工作者唯一保護

「如果不是《國際人道法》，他們出外救援，連一件識別自己（人道工作者）身份的背心也沒有。」加沙人道工作者曾雅詩（Sylvia）說。「我們不是有槍，也不是有炮，避彈衣很少才會出現。一件寫着ICRC（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背心、一個紅十字，就是我們唯一的保護。」若衝突各方不尊重《國際人道法》，這層保護便形同虛設，人道工作者的性命則危在旦夕。「有人問《國際人道法》有沒有用，它確實存在極大局限，但我們絕不能因此抹殺它在所有衝突地區，容許我們可以做的所有人道救援工作……惟有所有曾經簽署過這項公約的國家都尊重這項公約，我們才有機會進行救援工作，不論那些工作多麼微小。」

曾雅詩：註冊護士，二〇一五年尼泊爾發生七點八級大地震，她以義工身份隨香港紅十字會踏足災區，疫情前轉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全職員工，主要支援戰地醫療服務。

她曾先後被派往伊拉克、也門、蘇丹等地。選擇走進戰場，並非出於冒險，而是因為那些長期被忽視的衝突。「地震、海嘯或者風災只是那一刻。接着那一刻過去則是重建。但武裝衝突現在很多是曠日持久，譬如也門內戰打了多年，還有許多silent conflict，例如蘇丹，沒人關注也沒人伸出援手。」烏克蘭、加沙等多地衝突頻發，全球媒體焦點有限，其他戰區災難的關注度因而被分散。有些地區屢出現武裝暴力，卻因缺乏報道而難以獲得救援資金，甚至無人知曉當地正發生甚麼事。「我能做的，就是前往那些被遺忘、卻同樣急需援助的地方。」

身在前線，她亦試過在資源不足、事前工作耗時太久的時候沮喪。戰爭現場，每一個人都希望救援工作可以盡快到位，現實是人道工作面對的限制，遠比想像中更多，「限制不是我打一個電話，物資就會送到。人道救援或者前線工作，有些相片會影到很像英雄，但其實並不是。背後是很多同事、一個團隊合作的成果，亦都經過很多不同挑戰然後才達到目標。」

戰地現場的巨大壓力

她現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醫院項目經理，主要支援加沙戰地醫院的急診部門，為當地醫護人員提供培訓與醫療物資，提升醫院的承載能力。在加沙地帶，人道救援物資及必需品等運送仍然遭受到限制，醫療資源短缺成為常態，基本止痛藥與紗布亦時有匱乏。當地工作艱辛，日夜候命，一旦出現緊急情況，深夜亦需立即出動。她與醫護人員日常面對的極端處境，非一般人可以想像，對於體力和心理承受力要求均極高。她說，不少當地醫護本身亦是衝突中的受害者：有人失去親人，有人流離失所，卻仍堅持留在崗位上，盡力救治傷者。由於道路損毀，有醫護每天需徒步四小時往返醫院，只為爭取機會救人。然而，長時間處於高壓環境亦有其極限。基於當地環境，香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人員最長工作六星期則必須放假，以恢復身心狀態。

「我覺得人性最光輝的時刻， 是在極度苦難中， 仍能掛念並幫助他人。我們常稱他們為災民， 但其實是他們讓我們深刻感受到， 人性就是彼此扶持。」——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醫院項目經理曾雅詩

人道工作 建基於信任

自加沙武裝衝突升級以來，當地所有醫院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或摧毀，至今仍需依賴戰地醫院來填補醫療服務的空白。以色列政府今年元旦暫停三十七間國際援助組織在加沙和約旦河西的活動，阻止他們向當地運送醫療或人道物資，理由是防止人道物資被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利用。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於二◯二四年五月聯同十六個國家紅十字會和巴勒斯坦紅新月會在拉法地區運作的戰地醫院，是加沙南部少數僅存至今仍然維持全面運作的醫院，其門診部門現已成為拉法省唯一的基礎醫療服務中心。

由帳篷搭成的拉法戰地醫院原本只是作為臨時解決方案，最多使用一年。然而衝突持續，醫院至今已維持全面運作兩年。（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相片）

香港紅十字會國際及賑災服務主管程德君（Joyce）以此為例，提及籌建拉法戰地醫院之初，準備工作其實非常漫長，包括選址、安排人手、儀器處理等等細節，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需要花費時間與不同持份者及單位溝通，「你可以說，人道救援工作是否都如此慢？為何需要這麼久？困難之處在於，在一個衝突地區要去籌建一間我們覺得很理所當然做救援工作的醫院，一個很必要的設施，其實中間（所需時間）以月計。」她強調，在衝突地帶進行人道救援工作，救援人員不能隨意走動，人道組織必須清楚掌握衝突區域的界線，確保救援人員行動的安全。當中人道組織如何與衝突各方協調及保持透明溝通，背後仰賴一套完整機制、過去多年經驗累積及信任。真正的人道救援工作，遠比公眾眼見的複雜。

程德君：香港大學醫科畢業後不久加入無國界醫生參與國際人道救援工作，在港曾任家庭醫學專科醫生，及後為紅十字會服務，先後赴阿富汗、保加利亞等多地；亦曾參與中東及非洲部分衝突或難民危機的醫療評估項目。

資金不穩 救援隨時中斷

在戰區，救援延遲往往源於多重現實限制：前線交火、道路損毀，或是救援車輛不足。倘要探討甚麼因素導致救援延遲，其實關乎各方對於《國際人道法》的尊重，以至這個法律是否能夠保護前線人道主義工作者。「這很確切，也很實際，如果大家不守住《國際人道法》，不尊重我們人道救援工作，沒有建立這方面的目標……如果大家沒有尊重這個核心，救援必然受阻、延遲。甚至如此危險的地方，我們（人道救援組織）都要撤離。」Joyce說。

她形容《國際人道法》某程度是談判的工具，在與不同持份者協商保護措施時，它其實是一張關鍵王牌，所以其存在仍然十分重要。「至於能否堅守、大家有多尊重這件事情，則屬於實際執行層面。但我覺得仍然要有movement。」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一日，巴勒斯坦紅新月會人員在加沙走廊檢查一輛被摧毀的救護車。該會表示，以色列於一月十日對加沙走廊中部一輛救護車發動空襲，造成車內四名醫護人員及另外兩人喪生。（法新社）

近年西方傳統援助國家基於不同考慮，甚或政治原因縮減對外援助預算，令如今世界人道主義體系面臨危機，許多救援行動變得極不穩定。她坦言現時救援資金過度依賴少數政府捐款，一旦對方改變政治立場而撤資，救援工作則會瞬間受影響。「其實就是投放多少資源，我們就能做多少事……可能我現在有資金去做這間醫院，那下一年如何呢？預期可見的危機，不能只是以一年計算。」

「所以我想，人道救援工作，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如何令資源更為多元化。例如，是否可以有更多新興經濟體是可以開始承擔更多責任，提供更多支援？私人機構和私人慈善在其中又可以扮演甚麼角色呢？」

「當地人民的韌性令人動容。相比之下， 我們的力量其實微不足道。我覺得我們在那裏， 是為了讓他們知道，在這個世界， 你沒有被遺忘。」——香港紅十字會國際及賑災服務主管程德君

【註】《國際人道法》：又稱《戰爭法》或《武裝衝突法》，由一九四九年簽署的四個《日內瓦公約》及一九七七年訂立的兩個附加議定書組成，目的是保護沒有直接參與或已經退出戰爭的人士，例如平民、傷兵和戰俘。該法律禁止攻擊民用設施，包括民居、醫療、宗教場所及發電站和供水站等民用必需設施。

不發展衝突地區 就永遠陷入戰爭？

她指出，當前不少衝突地區同時承受氣候災害衝擊，當地災難其實是「愈滾愈大」：「我們經常將兩件事情割裂看待。現時水災等災害並非只發生在沒有衝突的地區。衝突地區同樣飽受天災與氣候變遷之苦，只是戰爭太過引人注目，掩蓋了氣候災害對當地的影響。你可以想像，他們是受到雙重影響。」她引述過往ICRC對私人機構與私人慈善的呼籲，「其實當你們想發展，我們經常說要達致SDGs（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這一方面其實最大的缺口，就是這些正受天然災害影響的地方。他們必須發展起來，不發展的話，加上戰爭，其實永遠都會落後。」關鍵不僅於投入資源，更在於如何思考這些地區的長遠發展：「如果它可以有更多自己的發展的話，反過來可能有些衝突是可以避免。」

以阿富汗為例，經歷四十年動蕩之後局勢雖稍見緩和，儘管仍有零星衝突，該地紅新月會已清晰表明，目前工作重心不能只停留於救援。「對於他們而言，如果仍然只是採取『救援mode』，當地沒有發展起來，人民只會依然深陷苦難，兒童營養不良的問題也隨之浮現。」近年洪水、乾旱與地震頻發，如果人道工作僅止於日常救援，社會仍難以抵抗氣候災難的衝擊。「他們經歷完多年戰爭之後，重新發展那條路是更加困難，但焦點已經不在他們身上。大家已經忘記了這些地方。」

阿富汗自五年前由塔利班掌權後，屢遭各國經濟制裁，國際援助資金驟減，當地陷入嚴重飢荒。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本月一份最新報告指出，阿富汗有三百七十萬名五歲以下兒童面臨極高營養不良的風險。圖示二〇二四年二月社區衛生工作者使用上臂周長量尺為一名阿富汗兒童進行檢查，評估其營養不良狀況。（法新社）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二日，阿富汗一名兒童手持一塊麵包，站在水災過後搭建的帳篷旁。根據當地政府初步報告，暴雨引發的洪水摧毀阿富汗北部多個村莊，造成至少三百四十二人死亡，一千六百人受傷。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指，阿富汗是亞洲最容易受到氣候危機影響的國家之一，也是應對氣候變遷準備最不足的國家之一。（法新社）

我們可以做得更多？

她亦觀察到，本地慈善機構非常關心香港本地需要，這固然重要，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發展問題從來不是單一地區的課題。「大家能否放眼世界？但發展其實是全球性的，香港能否發揮自身優勢，為其他地區的發展作出貢獻？發展是否可以共同發展？」她反問。

她提及，有時在不同院校宣傳，可見不少本地年輕人對人道工作抱有興趣，關鍵在於如何建立相應平台，讓不同專業背景的人都能參與其中，發揮所長協助國際救援或發展中國家的建設。「這方面仍有很多空間可以探索。該如何建立生態，讓大眾覺得人道救援工作可以成為職涯，就像Sylvia一樣？不一定要是醫護人員。但要發展成職涯，前提是必須有相應的平台。」

反觀許多歐美國家，例如英國、德國、加拿大、澳洲等地都有完善配套和機制支援醫護參與國際人道工作，整個醫療體系都會給予支持，讓他們在保有現職工作之餘，允許醫護人員帶薪參與救援行動，而非被迫請假甚至辭職。「香港做人道工作，其實可以走得更遠。」Joyce不諱言。

「人道救援的意義， 在於守護每個人的尊嚴。每個人其實都值得受到尊重。我們常將事情簡化為場戰爭、一批難民或一個災難， 卻忽略了受難者也在努力保護家人、守護人性。前線人員之所以堅持， 正是因為看見了這些人性的可貴。」——香港紅十字會國際及賑災服務部主管程德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