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我開始在台灣中研院做鐘點助理，每個禮拜都有幾天清早，我會騎着一台舊款雅瑪哈摩托車，繞着曲折山路，從木柵跑到南港準時上班。日子有功，到台灣生活之後，我的國語變得非常之好，好到我都幾乎不太記得廣東話和香港發生的事情。
中研院的工作非常簡單，就是將圖書館裏的五四時代中國詩刊逐字逐句抄進電腦。一起做抄書僮的幾個研究生悠閒得開了個臉書羣組，他們知道我是香港人，有時會在羣組邀請我周五晚上到公館或者東區小酌一杯，說要介紹單身的學姊給我認識。「歹勢，這禮拜不行，我剛好有香港的朋友要來找我。」我沒騙他們。五點鐘，研究生們準時下班，也好像開始下雨了。我趕緊騎車回去木柵，整天都沒有收到電話，總覺得對方出了甚麼意外。
一個摟着大背囊，皮膚黝黑、戴漁夫帽的傢伙，卻待在我家樓下，他正坐在別人停在路邊的摩托車上，對我熱情揮手。
「你起碼發個短訊給我吧？」「我沒有買電話卡啊。反正我知道你家地址。」「所以你一直在這裏等我？」「有去對面便利店買菸和啤酒啦。」說罷，他從背囊裏掏出一個熟悉的紅色紙盒，一臉灰諧的笑着說：「手信。元朗老字號，人恆愛其香。」
我元朗人，化了灰都認得是恆香老餅家的招牌餅盒。而且，只有元朗大馬路總店才是用這種粉紅尼龍繩紙盒包裝。前陣子我們是有聊過的，我說台中太陽餅跟元朗的老婆餅是餡料不一樣的表兄弟。「白癡，你從元朗買老婆餅過來台北？」他豎起大拇指：「還有兩大顆皮蛋酥。」
我租的房子在木柵一棟舊公寓的四樓，五樓就是天台，但看不到甚麼風景。房子不大，一目瞭然，他放下背囊之後，便到五樓抽一抽菸，順便跟我聊起近況。他沒有再做全職救生員了，前陣子在旺角一間書店做兼職，下班後在翻譯一本關於歐洲左翼運動的專書，但是還未找到願意支付翻譯費的出版社。簡單來說，就是他現在比我這個窮學生還要窮。「可是我沒錢帶你去吃鼎泰豐啊。」「隨便吃吃吧，晚上我想去個地方。」他說。
於是我帶了他到樓下十字路口附近的一間自助餐。台灣的自助餐跟香港的自助餐概念完全不同，就是讓你拿個托盤和夾子，然後隨便夾菜，夾多少付多少。當然，夾多少和付多少之間都有學問。狼吞虎嚥吃了一輪，他突然看着門外：「雨好像有點大了，你明天有課嗎？」「沒有不能翹的課。你國語那麼爛，我不放心。」我當然知道他想去哪裏，也當然知道他的國語沒有那麼爛。我說要去萊爾富買件便利雨衣，他說不用，於是我們便沿着羅斯福路往總統府駛過去。入夜時分，過了小南門便有警察封了路。總統府外面一帶已經聚集了大量羣眾。
我對香港的政治從來都沒甚麼興趣，何況是台灣的。但見他拿着數碼相機到處拍照，有時加入民眾討論一起叫口號，看那些示威橫額上的手寫標語。我只好安安靜靜的退到一旁看着。雖然我並不關心選舉的事情，但是大學裏同學們有時也會聊到再過兩個禮拜就要回鄉投票，有家族壓力，所以必須投藍。我沒投票選過總統，不懂得他們的那種壓力了。他聳聳肩說：「你不覺得跟顏色鮮明的他們相比起來，我們像是透明嗎？」
我抽着他的菸，也聳肩笑笑。沒去想那麼遠大的事情。雨勢開始變大，人羣逐漸散去，他還是不太想離開，說甚麼要寫篇實地觀察，投稿到《明報》，拍到相機都沒電了。我拉着他回去，結果天雨路滑，回程時就在羅斯福路的紅綠燈前連人帶車滑倒了。車速不快，我們兩個都只是輕微擦傷，我那件在五分埔買的仿皮衣則擦了個破洞。他一手拉起我，見摩托車沒甚麼大礙，便繼續迎着大雨回家。
回到公寓樓下的時候，已經快要凌晨三點。我們一邊爬着樓梯一邊討論誰要先去洗澡。我忽然一怔，他回頭看着我，怪笑道：「瀨屎了嗎？」
我摸摸皮衣口袋，發現不見了鑰匙。他以為我在開玩笑，拍拍我說：「讓你一次，你先洗澡好了，我去樓上抽菸。」「是真不見了。該不會是剛才摔車的時候掉了吧。」「那怎辦？」「找人開鎖？但這個時間可能要等到明天早上。」「破門？」「不行不行，被房東知道會很麻煩。」
他忽然拉住我手：「回去找吧，一定在剛才摔車那裏。」「你在樓下的便利店等我吧，我一個人回去比較安全。」「一起吧。」「但你好重呀。」我瞇起眼睛說。「但我運氣好過你。」他笑着說。
凌晨時分，雨愈下愈大，間中還打了幾聲響雷。我們沿着羅斯福路折返，其實就算丟在剛才塞車的位置，門匙都肯定已被雨水沖走。因此，後來我一度懷疑那天晚上這件事情是否真的有發生過。只見他從摩托車的後座跳下來，像一隻獵犬般嗅來嗅去，居然在一個排水溝的渠蓋上找到那把門匙。遠處看來，門匙像顆閃閃發光的鑽石。
當他把門匙擦乾淨，小心翼翼地放進我皮衣口袋裏的時候，突然唱起伍佰的歌。看吧，這傢伙唱國語歌的時候，國語還是挺流利的。簡直比我還要像個待在台灣生活的人。我一邊騎車回去，他就一邊在我背後唱歌，他的身體好像變得很輕，輕到我好幾次以為他從後座掉了出去，看着倒後鏡裏的他蠻不在乎的哼着歌，我說，「抓緊一點，怕甩了你。」他伸手搭着我的肩膊，然後在我耳邊說，「不如再繞一圈才回去，反正全身都濕了。」
「好呀。」我說。然後把摩托車掉頭從公館駛向環河公路。回到木柵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天亮。來不及等他洗完澡，我已經在天台吃了一塊老婆餅，喝了半杯威士忌。在元朗住了那麼多年，我從來都沒有喜歡過恆香老婆餅，不過人在異鄉又是另一回事。那一天，整個台灣島上唯一一個清楚我身世的人，便穿着一條間條孖煙囪光脫脫的走上天台，扭開了威士忌直接灌進口裏。
「台灣威士忌？」「噶瑪蘭，窮人恩物。」喝了點酒，我們亂七八糟談起很多事情，說起大學裏的老教授喜歡上課時偷摸女學生的手背，說起王家衛的《一代宗師》，然後我從他手裏接過菸，忽然想起自己很少會叫他的名字。
「阿亮，如果你是個女的，我想我會挺喜歡你，或者會因為你回去香港。」「所以你不打算回香港了嗎？」阿亮喝着威士忌，答道：「我是男的，其實你也可以喜歡我呀。」我用威士忌杯敲敲他的頭。阿亮問：「那還有好好在寫小說嗎？」我說：「好像好不了，我在這裏每天都在虛度日子。」雨夜過後，早上驀然天清氣朗。那麼好的天氣不應該浪費去睡覺，他穿了我在衣櫃裏最喜歡的那件POLO衫，突然嚷着要一起騎車去台中買太陽餅。
兩個禮拜後，證實了那天晚上的事情是真的有發生過，因為嚴重超速，我在羅斯福路某段被監視器拍到，交通部寄來一張違規罰單，還付了張人贓並獲的照片。照片裏，我們兩人騎着摩托車在雨夜飛馳，他一隻手搭着我肩膊，另一隻手不知為何舉起來，好像在對着監視器比中指。那年，阿亮一直在台北待到四月，還借走了我的電腦，沒日沒夜寫了不少東西。有他的日子，我確實沒那麼寂寞了。這張夾在違規罰單上的照片，我一直保存下來，是我們絕無僅有背影重疊起來的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