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我去了一趟格魯吉亞，那是遠足之旅，在旅程起始，我跟兩位同行的陌生人吵了一場大架──就在山中的野營前，最沒處可逃的處境──因為旅遊公司的安排一塌糊塗，野營之夜寒冷得令各人難以入睡，落得心情浮躁，然而最主要是因為那兩位同行者的性格和世界觀跟我北轍南轅。
鬧翻的那個早上，我們將要面對海拔三千三百米的高地遠征，鬧翻還是得上路，起行前，我跟遠足嚮導說，是日行程完畢後，我將離隊。畢竟整個團隊中就只有嚮導、那兩位同行者和我，而往後還有六天的路要走，困獸鬥的氣氛是不必要的。我深信「路不同不相為謀」是明智之舉，既然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就迴避，或離開。
那是我的遠足體驗裏迄今最艱苦的一天。我垂頭往上攀，開始問自己：有沒有可能，這兩位同行者，才是我真正的考驗？不是低溫、不是凜冽逆風、不是徹夜未眠的身體狀況、不是在懸崖上永無止境的攀升，而是那兩位志不同者。我是否要拋下一句「道不同不相為友」便轉身離開？就像我……一直以來的作法？她倆，有沒有可能，才是我的天使？是否有可能在憎惡的事物之中找尋真正需要學懂的？我是否控制人生控制得太多了？可否接納難以掌控的事情？一座山，或者兩個人？
那天首段步程為二千五百攀升至三千三百，再落回二千。越過一座山，從三千三百落回二千的時候，大家也夠累了，我走到她倆面前，硬着頭皮問：可否做個朋友？這換來一場賭氣的對話，但我們心裏都知道答案：「可以。當然可以。」接着，我們開展遠足的後段：走四小時抵達村莊。路上，我們得跳過河溪，其中一位在過河後轉身來等我，大家也沒說什麼。路邊出現野草莓，她倆採下，掌心攤開，遞給我。直至此刻，那座山脈給我的記憶，是雲層迎面撲來的迷霧景象，和那敞開的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