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個周六午後，位於荃灣川龍的貫文空間有新展覽開幕。十多位觀眾特地從市區前來，擠進舊課室，聽藝術家們分享創作。村民們也帶來自家種的紅柿、自製茶果參與，頗為熱鬧。
誰能想到，五年前這裏仍是一片荒蕪。貫文空間前身是荃灣川龍公立貫文學校，八十年代殺校至今停辦逾三十年，去年五月才轉型為推廣攝影文化的「貫文空間」。
將廢棄村校活化為攝影空間，聽來浪漫，但現實卻充滿挑戰：從最初遭到村民反對，修復校舍投入大量時間金錢，到未來運營的不確定性，每一步都不易。一間荒廢多年的村校，要跨越多少難關，才能真正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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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當代攝影 攝影空間進駐廢校
沿着前往大帽山的公路行駛，一座純白校舍隱於綠樹之間，那便是貫文學校。學校早在百多年前建成，日治時期曾倒塌，後於一九五八年重建開校，為川龍一帶提供複式小學教育。全盛時期，學生多達一百八十人，由於僅得兩間課室，不同年級要輪流上課。直至一九八八年，學校因收生不足而停辦。
長年荒廢的舊校舍，二○二一年由香港攝影文化協會接手（以下簡稱：攝影協會），轉型為非牟利攝影空間。該協會最為人熟悉的是主辦兩年一度的香港國際攝影節（HKIPF），長期推動香港與國際攝影文化交流。
資深攝影師、攝影協會董事孫樹坤（Leon）表示，過去攝影節多在市區藝術場地舉辦，也曾租用咖啡店或書店作為衛星展，供年輕攝影師展示作品，但佈展常受場地限制。協會一直想找屬於自己的展覽空間，恰好遇上政府近年推出的「可供短期使用的政府用地」計劃。
孫樹坤說，選擇貫文學校，亦考慮到交通與地理優勢。校舍鄰近公路，距荃灣地鐵站約半小時小巴車程，交通尚算方便；加上川龍本身以舊式茶樓、鮮甜西洋菜聞名，也是大帽山登山客的必經之地，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吸引力。
「我們也希望擁有一個能夠長期、在地推廣當代攝影的空間，而不只是舉辦兩年一度的大展。」貫文空間研究員周佩霞（Carol）進一步說。
她指出，不少知名攝影節的主辦方皆有固定據點，如新加坡DECK攝影藝術中心，曾長駐以貨櫃搭建的獨特藝廊；北京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則改建舊汽車修理廠。這些空間不僅舉辦攝影節，更通過常設展覽和工作坊，成為攝影社羣的交流平台。川龍貫文學校，正承載着這般期待。
廢棄村校 誰來活化？
活化廢棄村校，拓闊空間可能性，聽來很美好，實則需要面對複雜的現實。香港攝影文化協會最初申請使用時，曾遭到川龍村長反對。
「這幅地是我們先祖捐的，我一直向地政（總署）爭取給回我們用。」川龍村長王玉玲女士說。她一九七一年嫁入川龍，曾任貫文學校校長九年，如今是村內四位村長之一，在當地頗具聲望。
川龍村為曾姓客家村，貫文學校當年由村民捐地集資建成。八十年代停辦後，校舍初期並未上鎖，任由村民進出。王村長回憶說，川龍素有重陽上山祭祖的習俗，早年村民會自帶鍋具食材上山，拜祭結束後，在山上燜豬肉一起吃。後來，主持儀式的村民年邁不便，便在課室外搭起灶頭，改在學校燜豬肉。到了九十年代，還有村民在課室內掛射燈，夜晚唱歌、跳舞，在學校空地上BBQ，有滋有味。
雖然村校不再辦學，但仍是村落的重要空間。直到二千年代初，政府才正式收回校舍業權，不再開放村民使用。
此後多年，王村長一直希望取回校舍的使用權。「我們真的不夠地方，這條村很小，村內長者沒有甚麼聚腳處，小朋友也沒有空間玩。」王村長痛心地說。她多次致信政府，又主動接觸非牟利組織，提議將校舍改為圖書館、中藥園等等，可惜最後皆無疾而終。
自己爭取多年無果，忽然傳來貫文空間要進駐的消息，且從未跟她提前溝通，讓她感覺驚訝。「我以為他們用來牟利！」王村長直言，「喂，我爭取了十年，政府都不批准我用，為甚麼你們一來到就成功？我們地方已經少了，要是你們來牟利，佔用了我們的空間，又跟村民爭用小巴，我們怎麼辦？」
在村校語境下，活化從來不只是翻新建築，更牽動了村民與外來者的關係。幸好，後來攝影協會透過一位本身是川龍村民的攝影師好友從中溝通，說明貫文空間的非牟利性質，並承諾協調小巴問題，才讓王村長放下疑慮。
修繕耗時三年半 租約快完
不過，即使有了政府批准，也獲得村民同意，也不代表能夠立刻用到廢校空間。攝影協會進駐前，貫文學校曾作二○一五年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的取景地，二○一八年也曾借給藝術推廣辦事處，短暫重開作公共藝術展覽之用。校舍雖仍保存完整，但要轉化成藝術空間，仍需大幅整修。
「說真的，作為一間NGO，我們對於怎樣將一間廢校改造成藝術空間，是完全沒有經驗的。」Leon坦言。在修復過程中，貫文空間很依賴政府資助和技術支援。
攝影協會以每年一元的象徵式租金，取得校舍五年使用權。然而，單是修繕工程便耗時三年半，貫文空間去年五月正式開幕至今僅一年半，到今年十一月，首階段五年租約便已屆滿。Carol透露，地政總署其後改為每三個月續約一次，未來是否續約，還視乎空間運營情況與機構能否獲得其他資助而定，前景仍是未知數。
當下更迫切的是，復修資助階段早已完結，但校舍的日常維護仍需要不斷投入。川龍多雨潮濕，校舍遇暴雨便滲水，樹木過密亦需定期修剪，再加上每年為申請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所產生的費用，對非牟利機構來說，都是一筆龐大開支。「現在申請藝術資助不太容易，要維持這樣一個空間，財政上真的有點吃力。」Carol說。
村校昔日生活
王村長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三年擔任貫文學校校長。她回憶， 學校僅有兩間課室，但要教六個年級的學生，於是分為上、下午班及複式教學。五、六年級上午上課，各用一間課室；一至 四年級下午上課，每兩個年級共用一間課室。
「以前我們做老師，很厲害的，甚麼都要一腳踢。」王村長說， 當年她同時教一、二年級，班上有四十多名學生。每次上課， 她先讓一年級學生自行練習生字，再教二年級課程，二十分鐘 後再輪換。全校除了她之外只有兩名教師，他們不止教中英數， 連社會、健康教育、美術勞作都要教，甚至體育堂都要帶着學生去玩。
她笑說，那段日子「教到我傻晒」，卻也充滿溫情。啷啷的上下 課鈴聲、小息時孩子們跳橡筋、打乒乓球、玩紙，「在那裏說說 笑笑，就是一天啦」。那是她人生中最忙碌、也最單純的十年。
藝術延續地方再生新的連結
重新粉刷後，學校保留了「貫文學校」四個大字，兩間舊課室改作展覽廳，外加延展遮雨棚頂，空間新淨很多。不過有村民感歎，校舍幾經轉用與改造，如今除了外殼，面貌與昔日大不同。
但改變的同時，新的連結也在生長。
自開幕以來，貫文空間就一直嘗試挖掘地方特質，其核心項目「川龍視覺誌」邀請藝術家走進村落，以創作回應土地。
川龍很多年長村民，都讀過貫文學校，今年六十多歲的文哥是其中之一。他最懷念當年讀書時的遊戲時光，「我們最喜歡玩松針，輕輕掰斷一節，外皮還連着，讓人猜哪條是被拔過的。」他笑着比劃。還有合掌瓜遊戲，合起雙手擠出聲音，作為暗號叫朋友出來玩，又不用被父母發現。這些幾乎被遺忘的童年遊戲與回憶，後來成為藝術家嚴瑞芳創作的靈感，她用川龍的松針、竹子、石頭製作新樂器，錄下屬於這片土地的聲音風景。
「我們很多展覽都從地方連結出發，無論是關於川龍的文化生態，還是自然生態，希望攝影空間能在社區中紮根。」Carol說。她認為，「當代攝影再不是與社會抽離，只去拍那些漂亮的東西。更多時候是與社會對話，回應不同議題。」為了深入觀察這個社區，她還搬進了川龍居住，感受四時變化，與村民打成一片。
文哥不只是作為受訪者分享故事，在貫文空間開放時，他會幫忙開舖、看舖。他也樂於在貫文打躉，天氣好的時候，在課室前曬太陽，跟經過的村民閒談，悠然自在。看見貫文學校從荒廢到重生，更能成為村民的聚腳點，王村長感覺欣慰：「我想我條村，能夠源遠流長。即使將來我看不到，也希望村民以後的生活質素有所提升。」
這份樸實的心願，原來承載着她與丈夫共同的承諾。丈夫生前是村代表，為村奔走十多年，王村長看見他的辛勞，也聽過他無數次歎息，「人家條條村都這麼好，為甚麼我們條村這麼窮呢？」二○○二年丈夫病逝，王村長始終放不下丈夫的遺志，以女性、非原居民的身份參選成為村代表，繼續為村民爭取各種權益。
貫文空間進駐，也讓村外人多了一個認識川龍的入口。他們自製「村報」，記錄村民與藝術家的故事，到茶樓派發行山客，讓人們發現，原來川龍不止有茶樓和西洋菜，還有很多承載記憶的角落。
Carol以「社會雕塑」形容這段過程：「我們做的不只是有形的藝術品，而是透過溝通與連結，塑造地方的可能性。」在廢校的活化流變之中，昔日回憶與當下生活交織，不斷生成新的連結和意義。
廢校也有光明的未來
「川龍視覺誌」計劃僅獲一年資助，Carol如今正埋首撰寫下一階段的項目資助申請書，但資金能否批出仍未明朗，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她曾與王村長提過，萬一攝影協會之後沒有資金支持營運，村民會否想接手。
香港歷史研究者、長春社高級保育經理黃競聰長期關注鄉村發展，他表示，由村民接手運營校舍，本是廢校最理想的活化模式，「但大部分村都不會拿回來。因為一旦接手，就要承擔維修、運營和管理的責任，投入相當大。特別是位於偏遠鄉村的校舍，多數荒廢已久，結構老化，其實非常依靠政府資助和技術支援。」
不過，目前政府對村校活化的投入仍然有限。「活化村校校舍不會說可以立刻賺到錢，增加庫房收入，反而需要長期投放資源，才能看到成效。現在來說，我想政府未必很著力在這方面投入太多，只希望民間多些發聲爭取。」
黃競聰認為，活化村校的意義，不僅是記錄村校的歷史價值，閒置空間的再利用，更是人與地方關係的延續。「現在很多村裏面，人們覺得人心很鬆散疏離，原因之一就是，村民回來都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聚腳。以前可能有士多，但隨着村民外遷居住，村裏生意少了，士多也不開。但是村校或許可以承擔這個角色，活化成社區中心也好，康樂設施也好，成為不同年代村民的聚腳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