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談過大江健三郎一九六九至七零年發表的隨筆《沖繩札記》。在之前，他也曾於一九六四至六五年，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廣島的隨筆，後結集成《廣島札記》。大江於戰後多次走訪廣島，了解原爆對廣島人造成的傷害。我手上的《廣島札記》中譯本，是一九九五年五月內地光明日報出版社的版本。大江健三郎一九九四年十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短短半年間，內地便譯出了大量他的作品，對當時年輕的我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我在本欄也談過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絲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她比大江晚二十一年得獎（2015），代表作《車諾比的悲鳴》（Voices from Chernobyl）寫的也是核子災害的主題。論破壞程度和傷亡人數，廣島原爆當然無可比擬。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早上八時十五分，第一枚原子彈在廣島上空爆炸，即時造成約八萬人死亡，約同等人數受傷。受輻射感染患上癌病的災民和他們的後代，數目多到無法估計。美國決定投擲原子彈的理由是，發動對日本的本土戰傷亡將會更為慘重，估計雙方軍民犧牲者會達到二千萬以上。但是，以二十多萬人（加上三天後被炸的長崎）的恐怖而無辜的死亡作為代價，真的只是一個戰略上的問題嗎？重要的不單是人數、時間、物資等等，而是人類首次用上了如此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這亙古未有的一步，極可能會引領人類走上自我毀滅之途。
當然，也不能說亞歷塞維奇記述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事故不及廣島原爆嚴重。就原子能的運用（戰爭和產電）而言，它所涉及的風險和危害其實是同一回事。所以反核同時包含反對核子武器和核能開發。大江的札記和亞歷塞維奇的口述歷史之間的比較，除了是核災害的成因和性質的差異─前者是原子彈攻擊，後者是核電廠意外─就寫作形式而言，也有明顯而極具意義的分別。兩者皆可納入紀實文學的類型，但兩人處理現實的方式卻完全不同。
也許是由於出身的分別，本職是記者的亞歷塞維奇採用了口述歷史的形式，集中呈現受訪者的聲音。雖然肯定經過剪裁，但作者盡量保留受訪者的語句和語調，只是有限地在括號中加入形容詞，或者標示哪裏出現停頓。對受訪者的身份亦只作最簡單的交代，有時甚至連名字也沒有（可能出於受訪者要求）。作者的前言和後記也十分簡潔，把自己的見解和感想減到最少。作為一位資深記者，亞歷塞維奇當然知道沒有絕對客觀這回事，也完全意識到自己作為採訪者的角色，必然會介入或干擾「真實」的呈現。但是，她還是盡量讓受訪者的聲音自行呈現，保留原來的狀態（包括對採訪者的當面批評或責備）。
報導或訪談永遠是一件如何面對「他者」的事情。他者擁有不為人所知和所感的經歷。這些常常是痛苦或災難的經歷，成為了他們與外來的人、想探知他們的經歷的人的鴻溝。無語是他者的詛咒，但這不是因為他們不想或者不懂發聲，而是因為他們處於被消音的狀態（無論是被權力還是被痛苦經歷本身）。報導者很容易採取「讓我來幫你發聲」這樣的雖出自善意但卻不對等的態度，甚至因為自身的局限或偏見而傾向過多的主觀塑造，令他者的經驗變形、扭曲或者隱蔽。亞歷塞維奇的做法，是在關係結構的局限下，嘗試最大程度地釋放或回復他者的真實聲音。
大江健三郎的取向顯然是不同的。這一方面由於他的虛構小說家背景，但也同時出於對他者存在處境的高度自覺。很難說大江究竟是從一開始就在小說創作中採納他者意識，還是在採訪廣島和沖繩的過程中感受到他者的位置，並影響到他的小說創作方法。更貼切的理解是紀實和虛構兩者互相啟發。正如在《沖繩札記》中嘗試了解沖繩人對日本本土的控訴，並承認自己身為本土人的羞恥，在多次採訪廣島的過程中，他認識到原爆受害者的經驗是外人所沒法完全理解的。無數的死者、傷者、病患者，成為了經歷了人間地獄的他者，而與所有僥倖免於災刧的人們陰陽相隔。要直面他者，必須有進入陰間的準備。
大江健三郎具備這樣的條件。他在《廣島札記》的開首說：「像這樣的書，從個人的事情入筆，或許不夠妥當。可是這裏所收集的有關廣島的所有隨筆，對我個人來說也好，對始終與我一起從事這項工作的編輯安江良介先生來說也好，都是深深觸動我們各自的靈魂的。所以，我很想把一九六三年夏我們兩人一起初次去廣島旅行時的個人經歷記錄下來。當時，從我這方面說，我的第一個兒子正處於瀕死狀態，整天躺在玻璃箱子裏，簡直毫無康復的希望；而安江先生，則恰值他頭一個女兒去世。加之，我倆共同的一位朋友，因整日潛心於『世界最終爆發核戰爭的情景』專題研究而惶恐不已，竟在巴黎自縊身死。然而，不管怎樣，我們彼此徹底征服了對方，還是向着盛夏的廣島出發了。」
從個人的角度書寫報導文學，牽涉的不單是加入作者的觀點和感受，而是反過來往自己的內心，尋找與他者的連結。那就是把他者的地獄，當作自己的地獄看待。這是讓主觀性成為紀實的支點的方法。究竟作者應該隱藏自身還是突顯自身，沒有定論，重點是必須以他者的尊嚴為依據。也許，在最好的時候，兩者其實是殊途同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