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靈鳳和劉以鬯同樣是來自上海的文人。這個背景一般有「南來文人」之稱。葉靈鳳生於一九零五年，劉以鬯生於一九一八年，兩人相差十三歲。前者活躍於文壇的時候，後者還是個小孩子。到後者大學畢業進入文壇，前者已經離開上海南下。我推斷兩人的上海時期互相沒有交接。
葉靈鳳是南京人，於上海美專畢業，一九二五年加入創造社，開始創作現代派小說。他編過文學雜誌《幻洲》和《現代小說》，接受過當時香港第一代年輕作家侶倫等的投稿。葉靈鳳一九二九年來香港遊玩，還得到侶倫的殷勤接待，結為知交。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葉靈鳳南下廣州加入《救亡日報》，翌年廣洲淪陷再逃居香港，從此便沒有離開過。劉以鬯十六歲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一九四一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一九四二年往重慶擔任《國民公報》、《掃蕩報》編輯。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創辦《和平日報》副刊。一九四八年國共內戰時期南下香港，擔任《香港時報》編輯。一九五零年代曾往新加坡工作，但最終選擇回到香港，一面當副刊編輯，一面寫流行小說專欄，一面寫「娛樂自己」的文學創作。
葉靈鳳自三十年代離開上海之後，便沒有再創作小說，寫作以散文為主，特別以書話見稱。來港之後繼續擔任副刊編輯，在香港淪陷期間替日本人主編《大眾週報》、《新東亞》等雜誌，曾惹來漢奸的指責，但戰後有證據顯示，葉靈鳳其實身負蒐集日本人情報的秘密任務。五、六十年代，葉靈鳳做了大量關於香港歷史和掌故的考證（結集為《香港的失落》、《香島滄桑錄》、《香海浮沉錄》等），寫過香港地區動植物的文章（結集為《香港方物誌》）。這些文章見證了葉氏由「南來避難」到「香港本位」的轉移。劉以鬯的「香港作家」身份比葉靈鳳還要強些。移居香港之後創作不輟，採用的都是香港地道題材，甚至有意識地以描寫香港都市面貌、記錄香港日常生活為目標。他在六、七十年代寫下的《酒徒》、《對倒》、《島與半島》等長篇小說，都成為了香港文學的重要作品。作為副刊編輯，劉以鬯比葉靈鳳更有意識地推動本地文學創作，對本地年輕創作者如西西、也斯等也給予支持和鼓勵。葉靈鳳去世於一九七五年，無緣見到香港後來的變化。劉以鬯多活了四十三年，剛剛以九十九歲高壽仙逝。
我不知道兩人在香港有沒有交往，互相又怎樣看對方。兩人的生命歷程和取向，顯示出兩個絕非偶然的現象。第一，在上世紀的歷史情勢中，香港和上海處於互相對照的關係，在文學上尤其如是。（張愛玲曾經來香港念大學，也是這淵源的其中一條線索。）這當然不是什麼新鮮觀點。第二，在香港文學的成長期，「外來的」、「非香港」因素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香港本土文學，從一開始就仰賴外在的參照。在一九二零、三零年代的草創期，參照對象是上海文學。到了戰後，本土新一代作者冒起，從崑南、馬朗，到西西、也斯等，已經不必通過內地的帶領，而直接和西方文學接軌。但是，像劉以鬯和葉靈鳳這樣從上海南來的文人，因其現代性的經驗和世界文學的視野，對開放多元的香港文學建構也產生了導引和激活的作用。那是一個「內」與「外」活躍地互動的時代。葉靈鳳在這方面的影響可能不及劉以鬯深遠，而隨着劉以鬯的離去，似乎也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終結。也許那個時代早已經終結。
到了今天，我們如果還願意去探尋那種參照、那種互動、那種「對倒」，劉以鬯的作品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剛巧在劉以鬯先生離開我們的這個時候，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推出了《對倒．時光》，所做的不單是把小說《對倒》搬上舞台，而是對它進行一次跨時空和同時代的再創作。「跨時空」是指編導陳炳釗嘗試去理解和呈現四十多年前的香港，以及更早之前的劉以鬯的歷史經驗；「同時代」是指在原本的人物淳于白和亞杏之外，還加入了今天的一對男女的對照。在劇中，黃思進是本土青年，經歷過雨傘運動和旺角騷亂，失去了人生動力和方向，後來變成了一個「深漂」（住在深圳的港人）；藍丹丹則是來自內地的「港漂」，在香港念碩士之後留下來工作四年，對港式生活非常留戀。相差四十六年的時空，兩組對倒人物之間又是一層對倒。
《對倒．時光》完全掌握到原著《對倒》的精髓──人物之間的相異和相通、互相拒絕和互相牽引，不同人生狀態（無論是性別、年齡、身份、性格）之間的張力，偶然和必然的互為表裏，真實與幻想的糾纏不清……。在劇場上鏡子的運用異常精準，製造出觀看與被看（或自我觀看）的多重視覺。個體的自我塑造和定義，建基於對他者的期望和反射。（淳于白和亞杏互相想像對方，及想像對方如何想像自己；黃思進和藍丹丹在彼此窺視的眼神中，互相猜測對方的不軌意圖，但同時不能自已地展開了帶點自辯色彩的自我叙述。）香港舊街道和建築的微縮模型的運用，營造了攝影廠佈景式的真假空間；真人和模型小人之間，交替於能動者和被擺佈者的狀態。在多層次的空間中，多條時間線索在前後移動，交會或分岔。我想，這不就是「香港」本身的縮影嗎？不就是劉以鬯的作品，以至於他那一代人的生命軌迹所勾畫出來的歷史圖境嗎？在某種意義上，「對倒」就是「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