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就是無數次的其中一次─我在台中一個圖書館，像按下腦後一隻播放錄音帶的按鈕，講了兩個小時，從沒有意外，人們會在我說到盧子玉的笑話時，我把他家馬桶拉爆時，整個觀眾席瘋狂的大笑，真的，我還去司法大廈對一演講廳的法官講過，去佛光山的一個超大的空間，下面應有上千個師兄師姐，開始時還集體莊嚴向我問訊，但講到盧子玉家馬桶爆炸，連第一排的住持師父都笑得痙攣；我去過一個五星飯店頂樓一間大會議室，跟一些什麼董事長夫人，穿著全是名牌，盛裝打扮的貴婦們講過；我也曾在那些高雄女中、竹中、竹女，甚至台大醫學院，那些超腦天才的周會，甚至是體育館裏數千個學生講過這《六個抬棺人》，沒有例外，絕對讓全場像投下一顆原子彈，會開起一朵蕈狀雲，我有時會有一種「這是在開演唱會嗎」的幻覺。因為它的表演效果，得到全場浪濤般的騷動、歡笑、掌聲，太讓我飄飄然了。當然我無例外的，都是在講完「第二個抬棺人─W的故事」，那演講限制的二小時就到點了，年輕學生會一改開始時散漫坐在各位子上滑手機、講話、冷淡的氣氛，變成超熱情、遺憾，希望我能接着講「第三個抬棺人」、「第四個抬棺人」、「第五個抬棺人」、「第六個抬棺人」的故事，而不是一個「說不完的故事」。
當然我還有其他四、五個不同版本的，應付這種二小時正式演講的「故事羣結構檔」，但都沒有這「六個抬棺人」是必殺技。
據說後來有人稱我為「被小說耽誤的天才相聲演員」。也偶有一些死心眼的孩子，會來追問我：「結果後來您父親的葬禮，真的找了盧子玉、W、和其他四個鐵哥們，還幫你爸抬棺材嗎？」
其實我的演講收尾通常會說：「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只能說第一個抬棺人的故事、第二個抬棺人的故事。但即使我真的有時間跟各位說完，第三個抬棺人、第四個抬棺人、第五個抬棺人、第六個抬棺人，他們的故事，我想是一樣的意思。圖窮匕現。作為當代的我們，說故事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一件事，你們想，即使我把我父親的屍體，死亡時刻，搬到舞台的前景展示，我也無能說出他這一生經歷的，他內心秘密的歡愉，或痛苦。但也許我找到一種方式：找到六個抬棺人，他們幫我扛着父親的棺材，顛倒夢幻、搖頭晃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把那將一切故事吞食進去的黑洞，突圍衝出，運送到各位的面前。而事實上，他們每一個人的故事，都是和我發生重疊的，不同時期的「我的年代的故事」。
總會有一些人在演講結束後，到台前來要求簽書，或簽在小筆記本上，或拿手機合照，這都是年輕的孩子，或有一些媽媽帶着高中生的女兒，看得出那母親年輕時是文藝美少女，也有一些主辦方的主管、老師，會來致意，他們通常其中較年輕的一位，待會會開車送我去高鐵站，他們的眼睛其實還殘餘着被剛剛的故事灼燒過的殘燄，但或因拘謹或非純質過度文學的讀者，所以很常攀談的是「如今我國的文學教育之困境」。也會有我年輕時，在大學兼課教過小說創作的學生，當然也都過了中年而經歷滄桑，提着一袋當地特產，「來跟老師打個招呼」。諸如此類。
我通常走出那演講廳、大樓、校園，在搭上載我離開的車之前，會站在馬路邊抽兩根菸，像是「事後菸」，讓兩小時噴漲的腎上腺素，慢慢退潮。一種在這浮生中，這樣重複的，與創作並沒有關係，但確是十幾年來養家糊口很重要的一筆收入（說實話也很微薄），那種疲倦和孤單。
但那次，我以為我像之前數不清的許多次，從故事脫離出來，站在一個近乎日本禪僧在枯山水之前（其實是車陣喧囂的馬路邊），全然空寂的狀況，吞吐着菸，但這時有個中年男人走到我面前，那個笑臉似乎是舊識，我本能的擺出「啊怎麼你也來了」，無害的笑，他也掏出菸來點上，說：「你還沒認出我啊？」
是Ｗ。
如果我的大腦中有一組「人臉辨識系統」，那也是經過了相當繁瑣、跳躍不同對比階梯或樓層，才一層一層揭開眼前這張「被歲月浸泡的臉」，和記憶中年輕時的Ｗ秀氣的臉，那之間造成極大差異的多層膜。可能只剩那笑容，某些流動的波紋，而那個從極遠端，不斷細索換算，一路踩着記憶枯葉，恐怕也只有在我腦中，才秘密成立啊，「啊，你怎麼會跑來聽？」我說。
「嘿嘿，想不到吧？」
確實已變成一發胖、平庸的形態。穿著米黃Polo衫、黑西裝褲，剃平頭，但已灰白髮。其實這些年偶遇不同時期的老友，彼此都嘿然各自藏不住眼中所見那變形老態的訝異。雖然不像女人，皮膚、眼珠、脖子肉褶、肩背隆起、頭髮變粗變黯、腰弧消失、身形往圓柱、墩體發展的恐怖魔術；但男子舊識的老境重逢，真的像騎了二、三十年的老機車啊，別說一眼可見的支架、鱗骨、機械細部的老舊過氣，要散架卻勉力撐鎖着的張力；主要是鼻子可聞見那周身洩出的機油，不再是年輕時鮮烈清澄之油，而是一般污濁、含雜質、發酸的油蒿味。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他是才在我剛剛結束的演講，最後的故事中主角，現在站在我面前。他媽的他竟跑來聽我演講！早知道「第二個抬棺人」的故事，我就抽換成「第三個抬棺人」來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