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復活節，不論你有否選擇、有沒有宗教信仰、是不是教基督教教徒，我們都有不少時間接觸到教堂。首先，我們目睹了巴黎聖母院塔尖被大火吞噬。儘管教堂遭受嚴重破壞，在消防員奮不顧身地控制龍捲風級別的火勢下，事件並沒有導致傷亡，更成功搶救了教堂的歌德式雙塔、彩繪玻璃圓窗與「荊棘冠冕」等聖物，令人詫異。
就在基督徒紀念耶穌苦難與被釘十字架的一星期後，即祂復活重生的復活主日，斯里蘭卡多間教堂與酒店發生了自殺式炸彈襲擊。沒有人可以為這次突如其來的暴力事件與無辜喪失的生命提供任何合理解釋。如果事件是針對近日在新西蘭基督城兩間清真寺發生槍擊案的報復，為什麼遭殃的是斯里蘭卡？我們現在知道，斯里蘭卡警方曾接獲印度提供有關可能發動襲擊的情報，但當局卻掉以輕心。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什麼斯里蘭卡被襲擊者選中：該國保安鬆懈，矢志策動襲擊的恐怖分子自然不會放過。另一方面，斯里蘭卡似乎有少數回教原教旨主義，在旅遊期間及因為與伊斯蘭國的聯繫而變得激進。
有人會認為，現今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以至任何一個被動的旁觀者，都有可能成為隨意發動暴力行為的受害者。我們可以在這種揮之不去的恐懼中生活，但如果襲擊是隨意發動的話，無論任何人都不可能找到倖免於難的方法。所以，我們必須繼續向前，繼續做我們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在親身到訪過一個國家以前，我都不會自認對其充分了解或有深刻感覺。即使是那些我透過電影、音樂與流行文化認識的國家，例如是美國，到訪後總能令我更能了解當地。說到斯里蘭卡，我在1990年踏足該國以前已透過不平常的渠道認識她。
我對斯里蘭卡的首次有意識認識，始於多年前在年長表親家中，欣賞書櫃上一雙木刻大象的時候。木刻是她父親由英國乘船前往澳洲途中停留科倫坡時購買。她的父親在她年幼時已過世，儘管這對木刻似乎與她的爸爸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卻成為了父女兩人其中一件僅有的實物連繫。
1980年代，我住在新西蘭的惠靈頓，當時與一位斯里蘭卡裔的會計共同分租一間房屋。他是位充滿熱誠的結他手，並視搖滾巨星Santana為偶像。很多時候，Darshan的睡房會傳來熟悉調子，不時聽到Santana《Black Magic Woman!》的結他獨奏。我們都是板球運動員，有一個球季，我和他一起為惠靈頓的斯里蘭卡板球隊出賽。球隊經常都打出戰情激烈的賽事。對比之下，球賽後由球員賢內助炮製的斯里蘭卡咖喱大餐與甜點，則是輕鬆愉快的聚會。球隊成員包括來自各界的專業人士，當中不少為醫生，大部分都是在泰米爾猛虎與斯里蘭卡政府內戰期間，由斯里蘭卡逃難到新西蘭。數年後，我當上了令我很有工作滿足感的社工，服務一家長者復康專科機構。Pasupati是機構的負責顧問醫生，是老年病學與復康專家。Pasupati醫生是泰米爾人，與同樣是醫生的妻子一同離開斯里蘭卡，再於新西蘭找上這份工作。為新西蘭為以白人為主、隱忍克制的長者診症時，他常常都會被挖苦恭維。他們對他完全信任，卻在暗地裏告訴我：「他膚色真黑！但卻那麼知識廣博、溫文爾雅，而且關懷備至！」他的確是這樣！
一天，Pasupati醫生跟我說起家鄉城鎮，位於斯里蘭卡北部的賈夫納時所看到的政府軍暴行。「……你可以想像嗎，他們殘暴得連小童也殺害……」那是唯一一次我從這位宅心仁厚的醫生臉上看到憤怒。
1990年，我在一次香港飛倫敦的旅程中在斯里蘭卡停留了六星期，那是內戰戰況稍稍緩和的時間。科倫坡與南部的海灘都頗為悠閒，但我卻向東面然後再向北面出發，來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遺產的波隆納魯沃、阿努拉德普勒和獅子岩，沿路架設的路障愈來愈多，到了最後，北面已完全封鎖，不讓任何人進入。我遊歷的國家正處於內戰之中，但我卻沒有意識到危險隨時出現的可能。那些年間，只要入夜，斯里蘭卡全國的道路都會變得人迹罕至，所有商店、食肆和市場都關上門。晚上的時間令人們真正感到害怕，又同時保持警惕。據說，最可怕的命案與綁架都在黑暗中發生。
斯里蘭卡的內戰於1983至2009年發生，歷時二十六年。簡而言之，戰爭源自少數族裔泰米爾人希望北部泰米爾州獨立，因而與官員大多為僧加羅人的斯里蘭卡政府對戰。泰米爾族主要信奉印度教，而僧加羅族則以佛教徒為主。回教與基督教則是人口中的較少數，並沒有參與內戰。
現在，我們的世界充斥令我們時刻感到恐懼的新聞，斯里蘭卡因為這次復活節期間對教堂與酒店發動的無情襲擊，喚起了暴力往事的記憶 。然而，危險事實上可能隨時出現，我們必須繼續向前，繼續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