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月來有關持續示威的交談、評論和吵鬧之中，也有關於香港「精神健康」的討論。除了街頭公演的憤怒，城中的其他心理層次卻在個人與親友、家人、同事和學校被私下處理。不絕的示威加上政府放棄履行責任，不採取任何方法解決現時的政治危機，令市民都感受着不同程度的無望：這種憂慮其實與分手和摰愛離世後所體驗的創傷類同。

瑞士精神科醫生伊莉莎白．庫伯勒 – 羅絲的臨終病人研究發現，病人面對死亡時會經歷五個內心階段。庫伯勒–羅絲的學說也適用於面對創傷式生命式改變的人（如香港現時所面對的）。這五個哀傷的階段分別是：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鬱和接受。這些階段不一定順序進行，而且能以不同強度的情緒出現。

過去四個月來，我們所有人都體會過與示威相關的憂慮，而且即使自己沒有參與示威，單單看電視已經非常不安。香港電台在最近訪問了香港精神科醫生廖廣申，廖醫生表示病人的病徵包括失眠、抑鬱，甚至有輕生念頭。他補充：「連場示威將會對特區市民造成長遠傷害，而且會影響一整個橫切面的人口，包括示威者、學生、旁觀者、記者、看電視的市民，還有警察。」

然而，大部分香港市民都不會因為自己的情緒或創傷後症候羣即時向精神科或專業人士求助。另外，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經常因為不足而為人詬病，精神科醫生更是長久以來都缺乏的人力資源。在這些情況下，很多市民將需要獨自承受或應對示威相關的憂慮和迷惘情緒。正在面對本身生命階段轉變的青少年更為敏感。其中，家裏、親子、同代人、同齡人和不同政見人士之間的氣氛，都可以是引發壓力和衝突的地方。當然，在現時瀰漫社會的政治氛圍中，保持克制忍讓特別困難，但這卻是處理任何家庭緊張關係所必要的態度。

面對香港繁忙的生活壓力，我們都有自己的對策，而同樣的對策亦有助對抗與香港示威相關的憂慮。在沙士期間，戶外散步有益身心，到郊野公園一遊有助心理上令抽離市區環境和沙士所致的心理恐懼。同樣地，在現時連場示威之中，為自己安排一些「中場休息」時段應該可以減低心理壓力。因此，刻意關掉智能電話或電視，暫時不看新聞、不接觸社交媒體的最新動向和直播，你便可重新掌握要不要得知最新示威消息的選擇控制權。能夠「掌控」新聞接收，避免事件發生時的即時震驚，在心理上是令人舒然的。

讓自己沉醉於自選的「另一個世界」，同樣可有益身心的方法，你可以享受運動、遊戲、音樂、瑜伽、閱讀、賽馬、看電影或者是小旅行。雖然這些活動效果可能只會很短暫，但都可以讓你得到即時煥然一新的感覺。

我自己的簡樸經歷為例，我在6、7月大部分時間因為想緊貼示威與政治的最新發展而停止了日常閱讀。結果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愈來愈受示威新聞主宰。我想起了庫伯勒 – 羅絲的五個哀傷階段，明白自己和很多人一樣，因為身邊的政治紛擾和和示威受創。結果我減少觀看直播視頻，再次拿起小說，並選擇在圖書館的寧靜環境中工作，最後讓心理重新建立方向。

村上春樹的《海邊的卡夫卡》中，十五歲的害羞男生卡夫卡離家出走，他聰明地領略到圖書館是尤其包容接納的開放之地，他說：「從小我就常在圖書館的閱覽室消磨時間。小孩子不想回家的時候，能去的場所很有限。不能進酒吧，不能進電影院。剩下的場所僅有圖書館。不要入場費，小孩子獨自進去也沒人說三道四。可以坐在椅子上盡情看書……好比我的第二個家……」

如果我們找不到「另一個世界」或「第二個家」來在精神上逃離香港現時的政治風波，便很容易受被淹沒的感覺和抑鬱影響。大部分人最終都可以「捱過去」、讓「事過境遷」和「繼續向前」，所以仍能在現時政治紛亂之間運作。然而，其他人可能會因為現時事件而受嚴重影響和創傷。眾所周知，要察覺心理脆弱的徵狀可能極為困難。除了明顯的精神病行為，我們也應留意身邊人有否展現行為、習慣、思想上的嚴重改變徵象，包括與家人和朋友疏離，又或者提及世界末日或甚至自殺。這些警號可以是簡單一句「真希望我不在這裏」─以上種種都可以是自殺傾向或嚴重精神健康問題的初步迹象。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我傷害和嚴重心理憂慮的潛在可能。在香港現正經歷的政治危機中，我們有需要真誠溝通和主動關心身邊友人、同事和家屬的精神健康和安全。香港的「精神健康」可以影響所有人，不論他們持有哪種政見。在未來數月以至數年，城中的暴力示威可能會成為某些人腦中揮之不去的入侵性閃回畫面和噩夢，可確診為創傷後症候羣。香港現時面對的政治危機遠遠不只於街頭示威和政府的政治惰性，也是未來隨時爆發的精神健康計時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