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的最後力作《欽天監》是一部歷史小說，也是西西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所滿意之處，是創新，是從來沒有人這樣寫。不止是說，沒有人這樣寫有關康熙的歷史題材，更是指，沒有人這樣寫「歷史小說」，甚至是，沒有人這樣「寫小說」。
用小說形式處理歷史題材，西西早就有所探索。短篇如《浮城誌異》，長篇如《飛氈》，都是以香港歷史為書寫對象，而八十年代初的《哨鹿》，更是同樣以清朝歷史為底本。但只要深入閱讀便會發現，西西的終極視界，並不止於香港史和中國史的範圍，甚至超出了世界史，而進入自然史的層次。在《欽天監》接近尾聲，蒙古青年阿克伊說：「天是沒有國界的，沒有國族，星斗滿天，叫星宿，可不是叫星族。」短短數語，可圈可點。
不過，落實為特定時空，小說的焦點還是在康熙年間的歷史。所以籠統地稱為歷史小說並沒有錯。只是，西西的創新之所在，亦同時是對歷史小說這個類型的抗衡，以掙脫箇中的約束，達至書寫的自由。《欽天監》不以真實歷史人物為主角，沒有戲劇化的主線故事，亦不追求寫實擬真的效果。換句話說，西西拒絕營造歷史「本然如此」的假象。相反，她通過虛構的敘事者（欽天監學生閎兒）的眼光，去旁觀歷史發展，重構歷史經驗，並對歷史作出評價。據西西的說法，就是在事實上「有所本」，而想像卻「沒有限定」。
一般人對於歷史的認知，就是事實上已經發生的事，所以寫作歷史小說的時候，必然會出現是否「忠於歷史」的考慮。在日本明治至大正時期，晚年以歷史小說著稱的森鷗外，便已經探討過這個問題，說穿了不外乎是「遵從歷史」和「脫離歷史」兩種取向。事實上，完全遵從和完全脫離歷史，也同樣不可能。歷史原本的模樣已不可復現，能遵從或忠於的，只是留傳下來的史料或記載。相反如果完全虛構，也就談不上歷史。所以歷史小說永遠是在兩者之間遊移，這本身並不是什麼秘密。但一般的歷史小說，把這個內在矛盾和予以消解的過程隱藏起來，當作就是原本的事情一樣，以自然主義的方式向讀者呈現。當年森鷗外要抵抗的，就是這種歷史小說。我認為西西在《欽天監》中所做的，也是這樣的事，只是方式和鷗外不同。
康熙時期的歷史，一方面是清朝的輝煌盛世，另一方面也充滿開國之初對異己的防備和壓制，以及專制王朝所不免的權力鬥爭。這些都是極富戲劇性的小說題材，但西西偏偏不去直寫，而採用了經過有限敘事者的旁觀角度的側寫。閎兒在小說的大半篇幅中，處於從童年到青年的成長階段。他以欽天監學生的身份，從老師和前輩口中得知當朝和前朝的史事。關於這些歷史大事，他多半沒有第一手經驗。他先是一個聆聽者、收納者、消化者，然後才是一個講述者、傳播者和評論者。他把學習和聽聞的事情，轉告青梅竹馬的女伴容兒（後來成為他的妻子）。兩人的對話（以閎兒的講述為主，容兒間中回應）成為了小說的本體，也成為了作者西西向讀者講話的「傳聲筒」。
閎兒是個天真單純，品性善良，充滿好奇心的人。加上他的學生角色，令他的敘述流露出典型的西西式童真語調。當然在小說的後半，他已經成長，增長了識見和閱歷，當上了欽天監的天文官，已非當初的無知小兒，但小說的基調並沒有明顯的變化。連他的兩位一起在欽天監裏長大的同學寧兒和阿克伊，人到中年，官至中品，還是保持着當初樸實清純的品性，率直而沒有機心。可以說，人如其文，這是西西本人的一種反映，就算那是虛構小說。
沒錯，《欽天監》的題材是沉重的。書中傳遞的天文學知識雖然趣味盎然，種種古代文化、文藝、文物介紹也令人神往，但背景卻是專制王朝對自由精神的壓抑，以及「一人的自由」（黑格爾語，指皇帝）和平民百姓的奴役的扭曲結構。就算是居中的達官要人也無可作為，甚至自身難保。到了最後，康熙駕崩，雍正繼位，前朝寵臣趙昌被抄家。提早退隱的周若閎接受趙大哥託孤，為孩子改名天佑，為更是全書悲情的頂點。但這至為黑暗的一筆，卻不見用力着墨。
這絕對不是疏忽或閃失。西西最出人意表之處是以輕寫重。早期的《哨鹿》已嫻熟於節制的藝術，但情緒顏色還是比較濃重。來到最後的《欽天監》，才真正的展現出何謂舉重若輕。說到西西的「輕」，是指她的筆法，而非題材或見地。從純真的人物口中，以純真的語氣講述，並不代表沒有洞見和深刻的感受。一般以為歷史的批判和喟嘆，必以重筆出之。西西卻以輕描淡寫的手法，留下了無法言詮的弦外之音。
卡爾維諾在《給下一個千年的備忘錄》 中列舉的文學特質配對，輕和重是其中一組，而兩者必然是互為表裏的。沒有重就不成輕，沒有輕也不成重。重視輕，不代表忽視重；反之亦然。說西西的輕盈，並非不明或不知她的厚重；說西西的趣味，也非不明或不知她的認真。輕與重，樂與悲，遊戲與嚴謹，誰都知道是雙面的。就正如把香港百年歷史寄放於一張輕盈的飛氈，人類歷史的沉積，亦如細若微塵的繁星，懸浮在無重的太空中，投映至薄紙之上，以點點的墨跡摹描。西西以《欽天監》為我們創造出新的雙重意象──抬頭是天，腳下是地，輕和重，自由與安穩，構成了人生的兩難，歷史的迷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