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台灣紀錄片曾出現不少作者導演，利用緊絀的資源與技術塑造影像。如今技術門檻降低，紀錄片漸漸變得普及的時代，新生代紀錄片導演的處境有否轉好？他們對紀錄片創作的意識又跟前人有何不同？
直面歷史
廖建華生於1990年，第一部紀錄片作品柱。另一方面拍攝這部作品也有當下的政治意《末代叛亂犯》拍攝1991年的「獨台會案」，事發那年他才一歲。「獨台會案」其中一位被捕者廖偉程跟廖建華同是清華大學（清大）學生，「我本來完全不知道這事件，後來讀了史明自傳敘述有關事情我才知道，原來我身處的清大居然也曾出現過特務遞捕學生的事情，這讓我很震撼。」因此，他開始探索「獨台會案」這樁歷史事件的始末，開展了拍攝。
就讀清大化工研究所的廖建華，提起攝影機拍攝，也是對社會議題的興趣萌起。「我從高中起已經對社會議題感興趣，像公視的《我們的島》。後來上了大學去旁聽電影課，更增加了我對電影拍攝的興趣。所以後來畢業後我也沒有依循我的專業去當工程師，反而是繼續拍攝。」以歷史事件拍攝紀錄長片，製作之難在於如何重現歷史場景，讓不同聲音碰撞。他嘗試站在時代足下，回望洪流，爬梳橫枝四倒的歷史枝節。
「我從我的世代去看回九十年代，嘗試探索歷史事件折射的兩個面向：一是學生運動，二是基層女性。」因此，他以事件中被人忽視的女性王秀惠作其中一條重要線索，基層學歷不高，卻是台灣上世紀多場社會運動的重要支義。另一方面拍攝這部作品也有當下的政治意義。拍攝期間太陽花運動發生，也讓廖建華充滿感觸。「過去很多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也加入了政府，台灣坊間討論的轉型正義議題，對應白色恐怖時代的威權政府。我希望通過紀錄片的歷史爬梳，能讓大眾看到過去的人，包括現在民進黨的人，怎樣參與社會運動。」
身份的探問
蘇弘恩的處境大概也是這一代紀錄片導演的寫照。大學時代學電影，老師是李香秀，課堂上不管紀錄片與劇情片也需拍攝練習，因此當他拍攝第一部作品《靈山》時也沒有決定以劇情片或是紀錄片的方式拍攝。「剛畢業拍攝作品需要單位輔導金，因為競爭很激烈，因此我將劇情片與紀錄片兩類都有投，最後紀錄片勝出了，我就拍攝紀錄片。」
局限的條件為他選擇了類型。他坦言，紀錄片工作者與自由創作錄片的成本卻比他想像中高。「如果要做到技術到位，對影像有所追求的話，那需要經費。而且紀錄片不像劇情片可以短暫時間完成，而是需要長時間觀察，與被拍攝者交流。」更嚴峻的是，他選擇了以菲林拍攝，增加了更多的成本。「平常的數碼影像沒辦法表現山裏的空靈。」因此我們能在電影中看到深遠而靈性的景致，漸漸走進導演外公的生活裏。
蘇弘恩的母親是太魯閣族，因此他有一半的原住民血統，讓他時常探問身份，第一部作品也自然而然地拍攝太魯閣族的外公。過去台灣紀錄片有不少以原住民為題材，公視《紀錄觀點》的王派彰也談到，原住民是台灣漢人
的「原罪」，因此很多導演喜歡拍攝原住民紀錄片，「但形式還是濫情的，讓我們覺得原住民很慘，卻沒有反省過原住民為什麼會成為弱勢。」王派彰曾說。平面而沒血肉的原住民故事不斷搬演，那蘇弘恩作為新導演，會如何切入拍攝？
「拍攝前我也看過很多過去的原住民紀錄片，而它們很多也是充滿控訴的態度。我希望能在別人的路上尋找新的可能性。例如我的身份，我觀察外公生活時也感到震撼。但我同時刻意拉開距離，以旁觀眼光，平等的角色去拍攝，嘗試帶有批判性。我也嘗試不針對明顯的對錯，因為我覺得是非黑白已經很分明，那我去拍攝也沒多大意義。反而是灰色地帶更值得討論，我想表現那種曖昧性。」蘇弘恩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