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廣東一個叫茂名的地方出生。那是個與香港一樣山海俱存的美麗城市，當地盛產水果，物產豐富。他的父母卻替他改了一個聽來屬於香港的名字，叫他家明。
廖家明長大後，愛上一切關於香港的事物，他比許多香港人都更熟悉香港的電影，更愛讀香港的文學，常常留意電視裏香港的新聞，常常仔細看報上一角關於香港的文字。他說，香港是個一部分暮氣沉沉一部分正在醒來的地方，是一個既要努力活下去也要努力花枝招展的地方。
六年前，有首叫《家明》的廣東歌派台，填詞人說這首歌是他對一九八九年的回憶。《家明》的「家」指的是「國家」，「明」指的是「明天」和「日月」，「家明」即是為了「國家的明天」與「國家的日月」，這首歌寄託着年輕人對國家的抱負。
家明很熟悉這首歌，在成長的過程中，他愛上了攝影和說故事，於是在升讀大學時選擇到廣州修讀新聞學。那些年，中國對國內新聞傳播相對開放。不過，他入學那一年，在大學任教中國新聞史的錢鋼教授被辭退了。
那一年他遇到的那位中國新聞史與新聞導論的老師，也有教授西方的新聞理論，跟學生談「沉默的螺旋」，也談經典的「水門事件」。中外新聞語境相比，讓他們對public agenda（公共議程）如何在中國運行，新聞如何服務政權，有更多反思。
在內地讀新聞的頭兩年，家明讀進了許多理論，以為新聞工作者便是客觀陳述真相的人，然而大學最後的兩年，理論課都上完了，真正開始實踐時，他才隱隱覺得不妥，隨着做實習，撰寫報道，真正的「新聞」變得具體，他不得不拷問自己到底什麼才是「真實」。
紀實以外 還有感受
家明說，「真實」是不存在的，在中國不存在，在普世亦不存在。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大眾對相機與攝影操作一竅不通，相機的門檻只容得下富翁與創作家，攝影以一種帶着娛樂元素的方式登場。相機工業化後，攝影才得到了一定的藝術地位，以及其他社會用途。攝影從那時到現在，一直擔任兩角色，一是紀實，一是藝術。
「我無法適應新聞，是因為在新聞的角度，事情總是先存在再被記錄下來，而藝術卻可以加進感受，從無到有，創作與改造。」家明說真相既然難以說清，那麼他想餘生都用來說自己的感受和故事。
畢業的那一年，他從新聞本科，轉到香港修讀創意媒體碩士。他放棄了新聞，也放棄了「客觀中立」，選擇了聽從自己內心創作，來到了他心中代表自由的香港。
同志．電車．深水埗
在香港，家明住進了石硤尾。每天，他都從石硤尾公園那條長長的斜坡走路往返學校。遇上初秋黃昏，他邊走邊看，總能看着半個九龍在餘暉下默默轉成黑夜。對他來說，那是他和香港最微妙的時刻，因為他能再一次像從前一樣，以旁觀者的身份俯視香港，同時又活在香港的燈火與人煙繚繞之下。
在香港的這幾年，他更常哼着《家明》這首歌。因為歌詞旋律教他記住了自己也是個勇敢尋愛之人。
讀碩士那一年，因為男同志的身份，他拍攝了同志平權的故事，後來知道香港其中一段電車曾是東區的海岸線，他以電車作為創作，探討城市空間議題。碩士畢業後，他留在學院，一邊當研究助理，一邊創作。後來從石硤尾搬到深水埗，家明說，深水埗白天的時候，人頭湧湧，非常熱鬧，周圍都是生活的掙扎，到了黑夜，街上呈現各種千奇百怪，看來破爛的東西卻溫柔而鮮亮地點綴着這個真實的香港社區。
三年前，他時常下了班就到鬧市中圈內聞名的同志公園，在黑夜中利用城市曖味變幻的光線拍攝公園昏暗不明的一切，他在公園的四周有意無意地進行尋覓，有時拍水池泛起的七色漣漪，有時拍公園中參天老樹的樹幹，有時拍園外正在綻開的煙花—這種摸索與尋覓的照片組成了一次尋愛旅程，走在公園，人漫無目的，卻隨時在等待一次情感的邂逅。
他說，攝影對他而言，介乎真實與虛構，也介乎真相與謊言，這種曖昧不清其實更像人活着的狀態。在香港的這一年，他像許多人一樣，思考了許多問題，卻和許多人不一樣，他不認為香港沉淪了—香港像他居住的深水涉一樣，一半暮氣沉沉，一半卻徹底醒來了，香港人還是那副咬住牙關努力活下去的模樣，因為永不放棄的精神，香港在他心中一如當初，這裏的人永遠花枝招展。
